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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链接 “历史照进现实”,这似乎不太现实


中国人大概都对历史有一些特别的偏好。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历史首先是文化的象征,一个人“懂历史”,基本等于这个人“有文化”;历史也是民族自豪感的来源,哪怕考古上仍然存在争议,但是“五千年文明”的说法是普通人都耳熟能详的。

不过等我长大之后才发现,这种偏好大概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历史看起来有种道德的意味,因为我们从小就熟悉“以史为鉴”的智慧,也熟悉各种“历史的选择”:每当我们对现实感到失望、困惑的时候,我们经常去历史——而不是先贤的智慧中——中寻找解答。找到曾经发生的类似的故事,就可以预言未来的结局。

于是乎,失望也好、困惑也罢,总归会有光明的未来,历史总会给我们支撑的信念。

我曾经很相信,熟谙历史是种智慧,而且是深层次的智慧。但是看得越多、经历得越多,我就越觉得,这很难称之为“智慧”。

为什么?

从历史中找一个先例,来预言当前的发展,这个办法看起来很美好,但许多时候“先例”和“现状”未必直接可比,甚至两者看上去类似,其实大不相同,只不过读者被迷惑了。

前几个月,美股英伟达(Nvidia)持续暴涨。在900美元左右的价位,对未来的走势出现了激烈的争论。

持悲观态度的一方常用的论证方法是,拿出2001年IT泡沫破灭前后思科(Cisco)的股票走势跟如今英伟达的股票走势对比。初看起来,两者还真挺像。这些人由此言之凿凿:“英伟达已经到顶了,必然立刻暴跌”。

结果如何呢?英伟达公布业绩之后,强劲的营收数据支撑股价继续暴涨,到我写这篇文章时已经来到1300美元(拆股前)。看起来,英伟达和思科的股价走势前半段比较相似,但未来能不能一样,还真说不好。没准,就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英伟达肯定会重蹈思科覆辙”的说法,也许就是那一声声猿啼。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历史是无穷的,当我们需要从历史中选取某个片段来预言现实时,不只有一种视角、一种标准,当然也就不只有一种选择。思科当年的股价走势会在英伟达身上重演吗?这取决于“思科和英伟达能不能直接类比”,除去两家公司自身的经营情况,还有所处的时代、大环境等等很多因素,没办法简单粗暴类比。

格言说:“世界上没有两片树叶是完全相同的”,有时候两片叶子形状相似,然而我们真正应当看重的却是颜色,有时候两片叶子形状和颜色都相似,我们真正应当看重的却是其中的叶脉。选错了视角,选错了标准,历史对现实的指导作用就“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再举个例子,有时候老年人看到年轻人走了歧路,表达担忧,就总有人跳出来说:“历史上总是老年人看不惯年轻人,而年轻人总是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他们不但能这么说,还能举出不少实例。

第一眼看,他们说的似乎没错。但是仔细想想,历史也并不永远如此。一战爆发时,欧洲大批年轻人喝着啤酒唱着歌上战场,相信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到二战爆发时,加入法西斯军队的大批年轻人也真诚相信自己是“为祖国、为民族而战”。在其他国家,年轻人也曾经热血沸腾地充当“不自觉的工具”,激情万丈地去推动各种政治运动,结果生灵涂炭,留下满目疮痍。

年轻人的激情和干劲,可以完全摆脱道德和良知的约束吗?显然不行。

那么,从历史的镜子里,一定能照出来是“年轻人代表社会发展的方向”吗?显然也不行。

既然历史不能简单地照进现实,不能为我们提供关于未来的准确指引,没有那么强烈的现实价值。那么,我们还应当重视历史吗?

我觉得,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这个答案,来自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罗新老师。他在一期播客里提到:不是用历史指导现实,而是用现实指导历史。恰恰因为我们目睹了、经历了现实,才能以己度人,去体会前人的感受,理解前人的行为。

罗新老师的话让我豁然开朗,如果“历史照进现实”调转过来,变成“由现实观照历史”,就明白了很多问题:原来历史是等待打开的暗室,现实才是打开它们的钥匙。

我曾写过,俄乌战争刚爆发时,乌克兰难民如潮水一般涌来。当时我们打算接待的一家乌克兰难民,本来已经在网上联系妥当。他们由爷爷开车,带着五口人夺命逃亡,去投奔在法国的亲戚。说好在我家借助一晚,我们也准备齐全。不料左等右等,始终没有人来,仔细询问,才知道他们从波兰出来时,因为太过紧张,在高速公路上错过了出口,所以改道捷克休息。听起来这非常不可思议,毕竟捷克和德国已经远离战火,没必要这么紧张,走错一个路口并不是大不了的错误。但是设身处地来想,又可以理解他们高度紧张、惊弓之鸟一般的心情。

听着他们的故事,我忽然又想起自己的外婆在世时,讲起抗日战争时从湖北“跑兵”(躲日本人)的经历。以前我总觉得那不过是一次普通的长途旅程,现在才明白,那是多么惊心动魄的逃亡,只可惜之前完全意识不到。

这几年我也和不少乌克兰朋友打过交道,听他们亲口诉说自己的经历和感受。面对强大的外敌,以小博大,作战是万分艰难的。但是,我认识的乌克兰朋友没有人愿意为了停火放弃领土和主权,因为他们觉得国家应当有尊严,且对方不值得信任。但是,他们的感受又是非常无奈的。在自己的国土上与外敌作战,还要付出平民伤亡的代价,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对这场战争,国际社会却总是支支吾吾语焉不详,更有多方势力在“苦口婆心”劝说他们要“服从现实”、“认清形势”,这只会让他们感到荒谬、失望和悲壮。

聊得多了,我也想起以前看过的抗战回忆录。真正经历过抗战的人,似乎都没有“八年(十四年)抗战就要开始了”或者“小鬼子还有几年就要投降了”的豪迈和硬气。当年许多人回忆,1940年后,抗战到了最艰苦的年代。国际上孤立无援,国联本身形同虚设,对日本法西斯毫无约束力,而日寇趁法国战败,要求维希法国不得用滇越铁路为中国输送物资,英国为讨好日本,又封锁滇缅公路(后来在美国压力下重新放行)。国内日军攻势凌厉,加之“抵抗没有前途”、“与日军议和,才能真正造福百姓”的声音甚嚣尘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军民能够依赖的,只有自己的血肉之躯。

我忽然就明白了,为什么1940年之后的那段日子会被亲历者称为“最艰苦的年代”,为什么会用“几近绝望”来描述。对当年坚决主张抗日,决不投降的人,又多了几分理解和佩服。

“由现实观照历史”,当然会增进我们对前人的理解,变得更丰富更立体,但一味强调它,坚定放弃“历史照进现实”,似乎也不太可取。我逐渐发现,重要的是在两者之间求得平衡,增进对世界的理解,既能理解前人的不易,也能理解今人的不易。

前几个月,我和一个黑人朋友聊天,他给我讲述了自家祖上从非洲到加勒比海,再从加勒比海到加拿大的故事,充满了血泪和磨难。我没想到的是,聊天中我说的话也让他非常意外:“怎么回事,你好像很能理解我们这种漂泊的感受?你不是之前一直生活在中国吗?”

他不知道的是,我那段时间正在阅读王赓武的回忆录《家园何处是》与《心安即是家》。跟他一边聊天,我一边回想书中的种种,于是对王老先生的经历有更多的共情,对身边朋友的家史也有更多的共情。

原来,把“历史照进现实”和“由现实观照历史”融会贯通起来,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