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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链接 无人出租车,是技术进步的一粒灰,还是普通人头上的一座山?


“无人出租车要来了”。以百度“萝卜快跑”为代表的无人出租车,眼看就要在国内多个城市成规模运营。

熟悉IT的人都知道,IT的独特优势就在于“大规模扩展时边际成本极低”。在软件时代,微软开发的Windows,多卖一份的成本只是多刻录一张光盘而已。在无人驾驶时代,从10辆车到10万辆车的成本,也遵循同样的规律。换句话说,一旦模式“跑通”了,就可以迅速大规模铺开。无人出租车的大规模应用,也是“指日可待”了。

只不过,新技术这一次似乎没有那么激动人心,反而引起了很多争议——无人驾驶出租车大规模推广,会不会影响广大出租车、网约车车主的收入甚至生计?如果是,这样的技术进步,真的是我们所需要、所期待的吗?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相差迥异的答案。

按照我的观察,许多人对此是相当乐观的。理由在于,“技术的每一次飞跃发展,虽然有阵痛,最终都创造了更多的新岗位”。既如此,无人出租车短期“看似”抢了许多人的饭碗,但也只是短期的“阵痛”而已。看看历史,纺织机的发明,蒸汽机的改良,汽车的诞生,无不证明了“阵痛说”的正确性。

坦白说,这种观点我是怀疑的。

如今大家津津乐道的所谓“阵痛”,其实是站在后人的角度来说的,那些“阵痛”似乎只是黎明前的黑暗,短短的一瞬而已。但是如果身处其中就会知道,“阵痛期”很可能涵盖了普通人的一生。

以纺织机、蒸汽机发明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确实催生了大量的产业工人,也生产了足量“价廉物美”的商品。但是仔细阅读这段历史就会知道,社会大众能享受到这种“福利”,已经是五十多年之后了。

在纺织机诞生之前,纺织是一种手工劳动,需要大量熟练工人。纺织机诞生之后,这些熟练工人瞬间失去了谋生的源泉。

也许你会争辩说,“那些纺织工人还可以通过学习,进入纺织厂操作机器嘛”。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操作纺织机并不需要太多的技能,因此工厂主开始大量雇佣童工,因为童工的价格最低可以低到成年工人的十分之一。又因为大量依靠纺织为生的家庭失去生计,他们别无选择,不得不把孩子送去纺织厂当童工,赚取微薄的工资,这无异于自己给自己挖坑,进入恶性循环……

从大道理来说,人确实需要不断成长,不断更新自己的技能,有时甚至需要“变换赛道”,坦然面对已有经验和技能“归零”的局面。但是,人在不同的阶段,成长的境遇也不同。年轻人成长和变化的压力明显要小于中年人,因为他们头脑更灵活,身体更好,也比较少家庭的压力。

对于更年轻的人来说,局面就更为有利,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历史负担,从来就不需要考虑已经被淘汰的技术。如果前人还在思考“哪条大路通罗马”,他们则是“一出生就在罗马”,尽享天时地利。

相比之下,中老年人的不利条件就要多很多,境遇也凄惨很多。技术进步的一粒灰,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座山。只不过,他们不掌握话语权,他们的苦难,很难为后人所看到、所体会、所同情。

所以,那些“被淘汰”的人群,成了被历史埋没的对象,留下的叙事,都来自能享受技术进步福利的人群。如此才会有轻飘飘的“阵痛期”一说,虽然这阵痛期往往很长,长到能涵盖一代人。

理解了这一点,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在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会出现“卢德派”——受新技术影响,生计无着的人群集合起来,激烈反抗新技术的应用,到处捣毁机器。

今天许多人说“卢德派”愚昧守旧,是历史发展的阻力——荷兰就因为顾忌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会造成民众的反弹,而采取了相对保守的做法,反而成就了英国的霸业。看起来,当年的英国政府确实高瞻远瞩,”瞄准了“方向,懂得”阵痛“的代价,大力推动技术革新。

可惜,这似乎并不是真正的原因。

英国政府之所以能不顾阻力,铁腕推进工业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新技术利好于“烟囱贵族”,也就是因为新技术应用而受益的新富阶层,他们在政策方面掌握了极大的话语权。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强力推进是当然的选择。

另一方面,个人权利尚未得到充分的保护,广大利益受影响的普通人没有机会参政,也就没有手段去维护自己的利益,只能被动接受“被碾压”的结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Leontief曾打趣说:“如果马有投票的权利,那么农场上发生的事情必然大有不同”。

事实也确实如此,在投票权逐步落实到普通人之后,再没有什么民选政府胆敢“铁血推进”新技术的应用,相反,许多政客倒是反其道而行之,以“控制技术进步导致的失业”为噱头,为自己争取选票。

举个极端的例子,1933年希特勒上任德国总理之后,纳粹党立刻打出“限制机器使用”的招牌来蛊惑人心。当时的参议院规定,工厂必须先取得政府的批准,才能安装新的机器,“劳工再不必担心被机器取代的命运”。

工业革命之后的几次新技术革命,虽然新技术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影响到大量的人群,但似乎都看不到“卢德派”的激烈反抗,也看不到“铁腕推进”的暴烈手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政策制定者受到民意和选票的约束,不敢做得太过分。

另一方面,被新技术影响到的人群,似乎也不是“一门心思用选票搞对抗”,而是欣然接受了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这又是为什么呢?

从历史来看,原因大概在于,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发生在经济的上行期,市场能提供足够多的新兴岗位。

典型的例子来自20世纪下半叶,电脑和自动化技术的大规模应用确实”消灭“了不少岗位,也提高了对工人的技术要求。但长期的经济繁荣期下,蓬勃发展的制造业提供了足够多的新岗位。许多人不必上大学,单纯做蓝领也可以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当然不那么在乎新技术带来的影响。

相反,如果是在经济的下行期,如果社会不能提供足够的替代性岗位,新技术的应用就必然会引来忧虑甚至反抗。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许多人对人工智能充满了怀疑和警惕,已经远远不如几十年前对新技术的普遍乐观。

这一点也可以在我们身边得到印证。时下有一种说法,“前些年网约车刚出现时,也是动了出租车的奶酪,最后大家还不是接受了?” 言下之意,无人出租车的到来,同样很快会被大家接受。

这样说的人,完全忽略了网约车诞生的时代。那是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经济蓬勃发展,人人信心满满,对新鲜事物当然充满了好奇和包容。当时,一方面出租车行业有足够多足够厚的奶酪可以被“动”,没有“背水一战”的悲壮,另一方面,选择开网约车的大军并不是为生计所迫别无选择,而是看准了机会,勇于尝鲜,网约车对他们来说是个更看好的职业,“愿赌服输”是必然的选择。

因此,以当年“网约车动了出租车的奶酪也没问题”,来论证“无人出租车也不会有问题”,这种论调难免让人想起“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天真,着实有几分“刻舟求剑”的味道。

实际上,“阵痛论”也好,“绝对乐观论”也罢,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从宏观视角来看,它们都没有错。唯一的问题是,一旦进入微观视角,就会发现“阵痛”、“代价”一类的词,轻飘飘就掩盖了太多真实存在的无奈、困顿、挣扎。

身为IT的从业者,我当然理解技术进步的意义和价值,从宏观来看,我们当然不能错过这些机会。但是从微观来看,IT从业者在这一波技术进步中的有利地位,只是一种运气。相比因这种运气而暗自庆幸甚至洋洋得意,我更愿意保持对普通人命运的观照、理解和同情,而深深厌恶各种轻描淡写的忽略,高高在上的训导。

希望技术进步的一粒灰,不会是普通人头上的一座山。

最后,推荐瑞典作者卡尔·贝内迪克特·弗雷的《技术陷阱》,这本书细致梳理和描摹了历史上技术进步造成的各种(负面)影响,尤其是传统上比较少提到的微观影响,让我们能更全面看待这个话题。对此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认真读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