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诺贝尔奖想到的

屠呦呦女士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是开心的事情。

首先要对屠女士说声“恭喜”，然后要对屠女士说声“感谢”。至于其它忙不迭凑热闹，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跳梁小丑们，即便他们身居庙堂，我们只能视若不见了。

当然，围绕屠女士获奖这条消息，无论是挺中医的，还是反中医的，都要出来大作文章。这几天朋友圈的刷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的朋友霍炬问了个问题：举全国之力，筛遍中医典籍，最终从某个角落找到蛛丝马迹，以西方科学的实证思路找到了治疗疟疾的特效药，这到底是证明中医有用呢，还是中医没用呢？

我答了一句话，霍师傅于是说：“你看，就不能跟你这样的人讨论”。

那么，我说了什么？

在揭开这个谜底之前，我想先讲讲自己的经历。前段时间与美国朋友聊天，更是确认了这个话题值得写下来。如果你着急知道答案，不妨直接跳到本文的最后。不过我劝你不要这么做，因为直接跳到最后，看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类似的问题恐怕还是会让你困惑。

我生在80年代早期，从小，父母就很“省事”地让我读书，一开始学拼音，然后看带拼音的书，再学会查字典，再看字书。小时候我虽然没有太多“国学经典”，但也看了不少书。细想起来，这些书大概分为两类：一类是与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相关的，风雨雷电是怎么回事，植物昆虫是如何分类的，世界上还有哪些妙趣值得我们去探索，如此等等；另一类是关于文化的，中国历史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历史上劳动人民是如何与统治者和恶霸较量的，苏俄、欧洲都有哪些神话和童话，讲的都是什么人的故事。

其实这两类书未必是父母的有意选择，很大程度上不过是顺应社会潮流。现代很多人回忆起80年代，总觉得色彩斑驳、鱼龙混杂。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万事没有钦定的答案”，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总有探索的可能。

于是这样色彩斑驳和鱼龙混杂的世界，给我留下了两点深刻的印象：第一，科学很神奇也很重要，我国的科技水平还很落后，大家要努力学知识，早日赶上世界先进潮流；第二，世界上的文化是繁杂多样的，我们的历史与文化很丰富，其它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也不逊色。如果现在再回头仔细分析，会发现其中少了人文社科的经典著作，这大概和我父母都是工程师有关。但我觉得这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因为当时有自由自在的讨论氛围，有各种观点的比较辨别，所以总是能培养出健康的意识。

如今我时常回想，如果一个人从小就成长在这样的环境下，形成并且持续保有这样的意识，或许会生活得非常幸福？可惜历史没有假设。进入90年代，整个环境忽然就大不一样了。

我最早感受到的转变是从一些细节开始的：学校开始举办“国情知识比赛”，并发了一大堆读本。其中一本书的整个封面就是圆明园大水法的残骸，第一次看到时候让我多么震撼。翻看这些书籍，我才知道从近代开始，这个国家遭受了多么深重的灾难，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这两个没有听过的词语，在强烈到夸张的事实和对比面前，忽然变得无比真切和重要。加上为参加“国情知识比赛”赢得名次的荣誉感，更是让自己把这些屈辱的历史翻来覆去地重复，深深记在心上。

我还记得以前朗诵比赛时，曾有同学这样开头：美国这个伟大的国家，位于太平洋的彼岸…… 那种深情向往的表情让我印象深刻。那时候我们虽然也会争论美国好还是中国好，但大家比较多是科技，而不必纠结于历史，因此大家观点各异，好不稀奇。“国情知识比赛”举办之后，往日的先进国家毫无例外地都罩上了历史的黑影，再也不见那样深情的表达，比较的维度也日趋单一。即便讨论相对客观的科学和技术，也需要谨记“虽然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

另一方面，说起中国自己，我们也逐渐不再提到“共和国”了。我小时候虽然不知道“共和国”是什么意思，但大家讲起“共和国”，似乎总有点莫名其妙的意气风发的感觉。在我的印象里，“中国”更多的是与“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联系起来的形象，虽然当时我并不清楚歌里“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到底说的是什么。

转变不只这些。忽然地，社会上就开始流行《红太阳》歌曲了，卖磁带的店里翻来覆去播放的，都是“毛主席万岁”，当时很多人还说，唱这种歌有益精气神。或许在“精神疲软”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就得靠红歌的猛药来治疗。对不谙世事的小朋友来说，《红太阳》和《水手》、《雪中情》其实没什么差别，扯起嗓子唱来甚至更带劲。我熟悉众多文革歌曲，就得益于此。同时，学校的“春游”也逐渐转变成“红色旅游”，因为我们距离革命老区比较近，井冈山、韶山等等“景点”几乎每一两年都要去一次。革命先辈简单朴素的成长环境，和反动派穷奢极欲的生活作派，又是一种强烈的对比。

影视的方面同样有了变化，80年代那些“怪力乱神”和“走向世界”的影视作品似乎忽然就没有了，大量主旋律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粉墨登场，给我们深深烙下“历史”的印迹。作为80年代影视的尾巴，1992年播出的电视剧《少年特工》里有这样一个情节，少年军校学员们的父母在讨论“军人为何而战”，有人说为祖国，有人说为家人，最后江教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军人永远为荣誉而战。这个看来抽象的答案曾让我困惑了很久，最后才明白编剧的深意。从此以后的电视剧里，再没有见到这样“离经叛道”的声音。在大是大非面前，“军人为什么而战”的答案再简单再直白不过了，细致的探讨简直显得荒谬可笑。

渐渐地我才感觉到，确实很多杂乱的声音没有了，在强烈的对比和深入的宣传之下，我们的生活、思想、价值观有了明确的方向。再往后，我大概尝试理解了这种转向：在偶像的神坛倒掉之后，很多东西确实是没法争论的，所以只能“不争论”。不过，之前很多话题之所以“不争论”，是因为没有钦定意见，故而留下了自由的空间；之后这些话题仍然是“不争论”，不过做法是一方面告诫你“（大是大非）不容许争论”，另一方面用大量强烈的对比引导大家，这些话题“不值得也不需要争论”。

这种转变带来了什么后果？以我个人的感觉，至少有两方面的重要后果。

第一，产生了时代的错乱感。

在历史的苦难面前，在昭然若揭的大是大非面前，那么面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就应当采取“合用”而不是“合宜”的态度去看待和解读。比如面对近现代中国的政治人物，往往戴着封建时代的眼镜从“明君贤臣”的角度来分析，而不是用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准来看待，也丝毫不用区分公德和私德。再比如总是把汉唐的兴盛简单当成自我膨胀的资本，而全然不去了解汉唐时代“海纳百川”的风气和胸怀。对国内是如此，对国外更是如此。“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的丛林法则仍然被奉为圭臬，完全忽略长久以来文明的进步——尽管它速度缓慢，但终究在进步，而且正是这种进步给了一代又一代人以希望。

第二，丧失了分析复杂事物的能力。

如果我们稍加认真谈谈上面的话题，得到的回应往往是不耐烦的“认真你就输了”，甚至简单粗暴的“呸”。大家不再有耐心，也不再屑于细致的分析和论辩，或者干脆来个反问：“这种事情有什么好说的？”。结果，遇到“人权高于主权”这种话题，我们不需要了解什么是人权什么是主权，人权和主权在什么情况下有高低，只需要知道“这是恶毒口号，背后暗藏着见不得人的动机”，就足够了。我们太容易相信阴谋论，简简单单就能洞穿事物背后“看不见的阴谋”，所以能够略过分析推理的繁文缛节，直指（自认为）的问题的核心，不必在乎逻辑的自洽，也不必在乎与其它观点证据的调和。

这两方面的巨大影响，正如霍金在《时间简史》中描述的“时间光锥”一样，把后来的一切笼罩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我们生活的各个细节。比如中医争论，就是如此。

很多人谈到“中医”和“西医”时，天然认为二者是等同的概念，而完全忽略了时间，能具体到“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大概属于凤毛麟角。如果我们再问下去，中医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西医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中医的发展过程是怎样的，在什么年代贡献最多？西医的发展过程是怎样的，在什么年代贡献最多？我们如何衡量一种医学的价值和有效性？要证明这种价值和有效性，应当给出什么样的证据？……

如果认真，这类问题完全可以一路探究下去，然而这样的做法，在这样的时间光锥内，又确实太容易引起众多人的不快了。所以，我们还是就此打住吧。

回到本文最开始的问题，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奖，到底是证明中医有用呢，还是没用呢？其实我的答案是：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中医”。如果要联系开来，就还得确定，大家说的“中医”是不是同一回事。不过我也清楚，这些碎碎念在“大是大非”面前，其实是根本不值一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