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
要找一本书，遍寻不着，打电话到各家书店，都已经售完。
情急之下，才想到图书馆可能有，去国图的网站一查，果然是。便在突突地想念，周末要去国图办卡，反正中级职称也有了，借书不受限制。
翻出以前泡图书馆的照片，那时候，我是多么迷恋开架阅览室啊，那么多好书，只有想不到，没有找不到。到如今，才短短几年，怎么图书馆，竟然成了模糊的记忆了呢。
读书笔记：语言转换的四种模式
所谓翻译，指的是将原语（source language）转换为译语（target language）的过程，其实质可理解为，以译文表达原文的含义和情态。
按照美国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顺便说一嘴，此人也是“说话不负责任”的知名左派）提出的“转换生成语法（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Grammar）” ，句子的意思必须通过句法来组织和表达，而句法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表层结构（Surface Structure）”，即句子的外部形式；另一个层面为“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即句子的内部形式。后者是人类在说话之前，头脑中的连贯意念，是抽象的，无法直接感知的，只有通过表层结构将其转换为外部形式，才能进行沟通和交流。
这样看来，从原语到译语的转换，细分起来，必须经过两重转换：从原语的表层结构重新构建出深层结构，再以译语的表层结构将其表达出来。因此我们可以说，译文与原文的对应关系，重在深层而不在表层。
然而事情又不单单是这么简单，语言决定论认为，语言本身会影响思维，这种观点确有合理之处，所以我们未必能从原语的表层结构无困难地构建出译语的深层结构；同时，深层结构也不能完全脱离表层结构独立存在，譬如诗歌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诗歌的文字是用来表达的感情和意象的，而这些文字本身也构成了审美对象，此时，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交织重叠在一起，翻译的难度就大大增加。
了解了以上这些，我们便可以归纳出语言转换的四种模式：
- 契合式：概念（深层结构）对应，表达形式（表层结构）大体对应；
- 并行式：概念（深层结构）并行，表达形式（表层结构）大体并行；
- 冲突式：概念（深层结构）相左，表达形式（表层结构）不同；
- 替代式：概念（深层结构）替代，表达形式（表层结构）替代；
契合式是最常见也最容易的，更何况，不同的语言有时会有惊人的一致性，例如“heart-breaking”对应“心碎”，“eye-popping”对应“令人瞠目的”，“We love peace”对应“我们爱和平”。
并行式也是较为常见的情况，且多见于俗语、谚语，两种语言的表现形式不同，但意思是对应的，譬如“寄人篱下”对应“live under somebody’s roof”，“雨后春笋”对应“spring like mushrooms”。
冲突式主要出现在一词多义，或者语境变化的场合。譬如汉语中的“五四运动”和“热爱运动”，“运动”都做名词，但所指不同，翻译时不能统一处理；而英语中的“No pay, no gain”和“No smoking”，“No”的含义有很大差别，翻译时也应当细心辨别。
替代式主要出现在译语缺乏原语的对应概念（counterpart）的情况下。譬如英语中的footwears，泛指脚上穿的鞋、袜等，在汉语中没有对应的概念；而汉语中的“穴位”，在英语中也没有对应的概念。此时或者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加以辨别，找到相近的概念，譬如明确某处提到的footwears是“鞋”还是“袜”，或者可以以详细阐释的方式解决（实际上我认为，某些此类差异，如果深究起来，应当是由不同的世界观所造成的，具体可参见恩斯特·卡西尔的《人论》）。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知道，在翻译时，“贴切原文”的译文，并非就是好的译文。译者应当根据具体的情况，灵活选择合适的语言转换模式，加以处理。我在翻译《精通正则表达式》时，曾经被“character class”的翻译困扰了很久，此处的“class”，与“base class”中的“class”虽然相同，但意义不同，故不宜翻译为“字符类”。最终参考Merriam-Webster的解释，最贴切的应当是这个意思——“a collection of adjacent and discrete or continuous values”，最终翻译为“字符组”，表示“一组（系列）字符”，方才满意，这也是冲突式转换的一个实例。
参考阅读：刘宓庆《文体与翻译》
涞源[再补两张照片]
用同事的机器拍的，今天才找到
狗尾草
花骨朵
M200 Mk2
赶上限时抢购活动，没多想，把觊觎已久的惠威M200 Mk2买了回来，以前的创新Soundworks SW300转移阵地到公司，家里鸟枪换炮。
买了一个多礼拜，可惜煲的时间不太多，很多歌还是放不开，不过声场的感觉明显好多了，而且高音确实非常棒，反复听《红星十年纪念专辑》里田震的《干杯，朋友》，真正知道什么叫“声线”了。
有人说，M200 Mk2是“讨巧”的声音，为了讨好听者，加入了修润，不若监听音箱那样冷静而精确。讨好就讨好吧，我更喜欢让自己的耳朵舒服一些。
现在的问题是，忽然发现以前收藏的很多MP3，包括一些从已经成为纪念的短歌行网站下载的，细节和层次感不如少数几首精品mp3，也比不上制作精良的正版CD。本来买对音箱是为了听音乐，现在反客为主，得找些高质量的歌来搭配音箱了……
官方的宣传画是这样
我自己的摆设是这样
阿甘正传
偶然遇见电视台放《阿甘正传》，重看了一次，感觉大不一样。
上一次看，还是“大片”刚刚进入中国时，作为一个小初中生，跟父母去电影院看的，当时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给总统看屁股上的疤，和电脑做出来的历史镜头——电脑真神奇。
这次看，却发现每个小故事都设计很巧妙，都在讲道理，而绝不是简单地“傻人有傻福”。
印象比较深刻几个片段：
阿甘和丹中尉在捕虾船上，一无所获，丹中尉抱怨说，“上帝他妈的在哪呢”。于是，上帝马上就现身了——风云突变，雷电交加。最终，他们得以安然无恙，阿甘说：“丹中尉还是和以前一样，不过，我想，他再也不抱怨上帝了。”
阿甘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一路飞奔回家，打开门，医生从她母亲身边起来，欠欠身说“我明天再来”。
阿甘问“妈妈，你怎么了？”
“亲爱的孩子，我要死了，死是生命必须要经历的阶段。”
说这番话的时候，她脸上满生平和、慈祥的表情，身后的窗外，是大片的草地，和绿意盎然的大树。
阿甘在东西海岸之间来回跑，身边围着大批的记者。
“请问，你这么跑的意义是什么？”
“请问，你是为了妇女儿童权益吗？”
“请问，你是为了宣传环境保护运动吗？”
阿甘说，我只是觉得自己要跑步，就去做了，就是这样简单。
现实中，我们把这种简单叫做傻，把瞻前顾后的复杂叫做有目的。
问题是，凡事都得有个目的吗？
我译的第一篇论文
偶然看到这篇文章，算起来，还是我翻译的第一篇论文，时间大概是2003年夏。
现在有了自己的空间，存起来做个纪念吧。
哈耶克与波普：谁影响了谁？
Bruce Caldwell
大约20年之前，我开始研究下面这个问题，并试图用一篇论文概括我的结论，即博学的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和博学的社会理论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之间，究竟谁对谁的影响更大？
人们不难理解，年轻的学者想要进行这种尝试的原因：这两人是他们各自领域的巨匠，都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也是我那时的研究领域——有所贡献。很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都不同程度的提到对方是自己的智识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举例来说，在波普那封被广泛引用的给哈耶克的信中，他是这样开头的：“我想，我从你那里学到的，比从其他任何在世的思想家那里学到的都要多，也许仅仅Alfred Tarski是个例外”(波普致哈耶克，1944年3月15日，转引自Hacohen 2000, 第486页)。对波普接触过的人来说，这的确是不同寻常的评价。此外，波普还把他最著名的论文集——《猜想与反驳》(Popper 1965)题献给哈耶克。另一方面，哈耶克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一篇论文中首次引用了波普，继而，在50和60年代，他开始频繁的引用波普，他提到自己的一篇论文“和波普的某些思想同样缜密”(Hayek [1955] 1967, 第4页)。哈耶克把他在1967年发表的文集——《对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题献给波普，在这本书的序言里他明确提到了波普。1982年，在一次回顾中，哈耶克提到波普的思想，“自从1934年他的Logik der Forschung(应该是《科学发现的逻辑》)面世开始，我一直完全支持他关于方法论的综合理论” (Hayek, in Weimer and Palermo 1982, 第323页)。所以，看起来我将面对大量的材料。
我着手研究之后，却一直没有开始论文的写作，这主要是因为我很快发现这两人的思想之间的关系看起来非常复杂。但是现在，借助已经公布的有关资料，以及像 Jeremy Shearmur和Malachi Hacohen这样的学者所做的高质量的研究，似乎是重新尝试的时候了。当我被邀请在此次会议上发表一篇论文时，我决定这么做了。 Continue reading 我译的第一篇论文
涞源之行——补两张照片
不用说什么
VS
西潮
蒋梦麟先生，早年就读于南洋公学，后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归国后历任第三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委，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等要职。他的这本《西潮》，写就于抗战时期，重庆遭轰炸的间隙。其中细细记述了作者自幼年以来的经历，既包含个人的生活细节，也提及社会的重大事件，行文平实、淡定，正如罗家伦的序中所言：这本书最难达到的境界，就是著者讲这个极不平凡时代的事实，而以极平易近人的口吻写出来……若不是具备高度文化的修养，真实望尘莫及的。
读这本书，除了从另一个方面了解那个年代的人和事——譬如五四运动、西安事变、西南联大的建立，譬如蔡元培、陈独秀、 孙中山、蒋介石——之外，颇得我心的一点就是，末章《现代世界中的中国》对“中国文化”的分析和评介。
在这一章中，梦麟先生着重谈了“道德与理智”的问题，在我看来，的确一针见血：道德在中国文化中，始终占有了过分重要的地位，“中国思想对一切事物的观察，都以这些事物对人的关系为基础，看它们有无道德上的应用价值……（纯粹知识的）讨论再进一步，道德的意味就加强了……也可以说正因为我们注重道德，我们才重实际。因为道德系指行为而言，行为则必然要凭实际结果来判断……有时候我们也可能创出重实际重道德的思想常规，但是我们一旦发觉离开伦理范围太远时，我们马上就会收回心灵的触角。”
多年前接触启良的《中国文明史》，谈到中西神话，中国神多为道德神、人格神，而希腊神多为自然神、人物神，启良对此评价说，中国的神，徒有高高在上的尊容，毫无可爱、可亲之处。可以说，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差别。之后虽然也着意观察这种区别，但始终不甚明了，此次见到梦麟先生的论述，许多问题才觉明晰。
关于近代中国历史，我始终无法厘清的一个问题是，为何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与达尔文主义毫无相干的学说，会打着达尔文的、科学的旗号，在中国大行其道？仅仅从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无法找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而《西潮》则指出，这是因为它契合了中国对道德价值的需求，“科学的”达尔文主义，轻易（同时是草率）地披上了一件道德的外衣，产生的就是道德化的结果——社会达尔文主义。
于是乎，“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类的口号，一经染上伦理道德的色彩，就顺理成章地成了通行的规律和准则，被大家接受下来了。
这其实是一个怪胎，自然科学、社会学说、道德功用，三者糅合在一起，配以当时中国所处的环境，终于造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大流行——流毒甚广，至今余孽未亡。
事实上，我还以为，在中国要做“知识分子”（Intellectual），必须突破的一道重要障碍，便是道德的藩篱。既然道德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了过分重要的地位，“知识”（理智）本身便有所缺失了。所谓的“知识分子”往往道德有余，激情有余，知识不足。连基本的“知道分子”（智力）的要求尚不能达到，又怎能再上一层，做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呢？
涞源之行——我的装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