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里，往往会有长辈问起“学英语的经验”，希望介绍给还在念书的孩子。每到这种时候，我都觉得非常为难。
本身，我自己的英语实在说不上好，纵然做过翻译，也离不了字典，更何况，翻译对中文的要求更多一些；而且，回忆我自己学英语的经历，实在是有些傻、笨——中学背诵默写课文，大学每天晚上跟收音机学英语，上班了每天早上看英文小说……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法子。
回想起来，觉得学英语最快的办法，就是“真正运用”这门语言——把它当成媒介，通过看、听、读，去明白整件事情的经过，去了解现象背后的原理，去明白他人表达的观点（当然，这离不开实践，大量的实践）。不少技术人员不需要刻意去“学”英语（背单词、记语法），英语却“不错”，原因或许就在这里。
不幸的是，每次我真心诚意地说起这办法，遇到的反应大多是：那么累呀？那么久呀？那么麻烦呀？
言外之意，往往就是，“有没有更轻松的办法？”（譬如，哪本单词书最好，哪本语法书最好）
这样的问题，每每让我无言以对（霍炬曾说，道远胜于术，这一点我是非常赞同的）。不过，或许也不方便责怪具体的个人——举个极端的例子，胡适先生一次演讲中谈到，印度禅重视形式和克制（“瑜伽”即“管束”之意），而中国禅更偏重“顿悟”（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们对“顿悟”（速成）的喜好，在禅宗中都有所体现，更何况世俗的英语学习呢。
然而事物自有其规律。譬如学英语，我总认为，把语言割裂为语法、词汇、句型之类，是不可能学好的，所以还是不要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了；另一方面，持续的练习也是必不可少的，Malcolm Gladwell在the Outliers里面讲了许多故事，不少有“过度阐释”的嫌疑，但“训练一万小时”的故事还是深得我心的。
关于学英语，我能说的也就只有这些，也深知这些话可能并没有太多说服力——大学的时候我曾担任辩论协会会长，那时候深以为“观点是由论据支撑的”，现在却觉得，“理由往往是从观点生发出来的”，“驳倒”或者“说服”，其实是非常艰难的事情。不信，看看《少有人走的路》里面这一段经典的对话：
在冲绳岛，有一位年轻的军人妻子，她用剃须刀片割开了手腕，被送到抢救室急救。后来，我在病房里见到她，我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当然是想自杀了。”
“你为什么想自杀呢？”
“这个地方让我觉得无聊和乏味，我一刻也忍受不了。你们必须把我送回国内，要是还得呆在这里，我还是会自杀的。”
“住在冲绳岛，为什么让你感觉那么痛苦呢？”
她抽泣着说：“我在这里什么朋友也没有，我一直都很孤独。”
“这确实很糟糕。可是，你为什么不去交朋友呢？”
“因为我住在冲绳岛该死的居民区，那里没人说英语。”
“那你为何不驾车去美军家属区，或者去参加军人妻子俱乐部，在那里结交朋友呢？”
“因为我丈夫白天得开着车上班。”
“既然你白天孤独和无聊，为什么不开车送你丈夫上班呢？”我问道。
“因为我们的汽车是变速挡，不是自动挡，我不知道怎么开变速挡汽车。”
“你为什么不去学习驾驶变速挡汽车呢？”
她盯住我，说：“就在那种道路上学习吗？你一定是疯了。”
要想真正改变，不必完全依赖足够的“理由”，还是从改变观点做起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想太多，太累！”、“做太多，太累”、“学太多、太累”……
诸如此类的抱怨，每个人恐怕都听到过，接下来的结论就是：顺其自然。然而许多时候，顺其自然未必能“顺”，反而越过越不知所措，越来越失落。
另一方面，有许多人好像在不停地学习、进步，却丝毫看不出“累”的迹象。于是大家羡慕地说：“精力真好！”、“一点也不怕累”，然后往往叹气，“哀，我要是也有那么好的精力，就好了。”
以前，我也这样认为，不过，在认真比较了“不怕累”和“怕累”的人之后，看法却改变了。
做事总是要消耗精力的，精力消耗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累”的感觉，所以做同样的事情，有人会觉得累，有人不会觉得累——这是客观规律；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即使同一个人，做同样的事情，所消耗的精力也是会发生变化的。
我刚学会开车的时候，每次上路都异常紧张，双手大汗淋漓，没时间看指示牌，脚一会儿就僵硬，更不用提跟人说话了，开上半小时，都会觉得异常疲惫。这表现，虽然说起来有些没面子，却也不罕见，开过车的朋友都知道，开车就是熟练工，越开就越熟练，越开就越自如。几个月后，我终于稍微放松些了，手上不再出汗，可以留意四面八方的情况，能一边开车一边说话（当然这是不提倡的），开上一两个小时，也不觉得累了。
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它说明，即使同一个人，做同一件事情，劳累程度会变化的，而且，练习无疑有助于降低劳累程度。
在Strangers to Ourselves中，Timothy D. Wilson就说明了这个道理：重复（练习），会将一些事务交由无意识(unconscious)处理，能大大解放“有意识”的自我，也就会削减我们对“劳累”的体会。
这个道理，体现在生活中的许多方面。
我曾觉得自己看书看得太肤浅，许多时候只看到了文字的部分，却忽略了文字背后的东西——材料如何组织，以什么结构展开，这些都没注意过，轮到自己动笔的时候，就无法驾驭复杂一些复杂的话题；也曾觉得自己不会说话，很羡慕一些说话得体、入耳的朋友。然而，内心又不愿意承认，难道自己一辈子都无法驾驭复杂的话题？一辈子都无法把道理讲得生动有趣？于是，也要开始留意文字背后的东西，也要开始琢磨他人说的语。
刚开始的时候，这的确是很“累”的：看过书，还要仔细去想，回头去翻、总结；跟人说过话，还要反复回味、反思。这样的事情，想想都不只是累，更是枯燥乏味了。
然而持续锻炼下去，某一天我猛然发现，书看过一遍，不再需要“刻意”去思索，就能看到文字背后的东西；跟人说过话，不久就能“自然“领悟到，为什么人家说话那么动听，讲得道理那么入耳了。
其它许多事情也经历过这样从“累”到“不累”的过程，因为劳累程度下降，同样事情花的时间减少，能做的事情也就越来越多，某天我听到有人说自己“精力不错”才猛然大悟，所谓“精力不错”，原来是可以这样来的呀。原来，“累”与“不累”的界限是会变化的，通过有意识地锻炼，我们可以把许多事情从“累”的范畴，转移到“不累”的范畴，省下大量的时间，干别的当然好，但哪怕只用来休息，也是好的嘛。原来，要想“不累”，却不能直接逃避“不累”，而应该反过来，把更多的“累”变成“不累”，才能达到最终的“不累”。
老庄的“自然”，往往被人理解为“放任”，不过依我愚见，要真正达到老庄的“自然”境界，恐怕也得经历从“累”到“不累”的过程。
第23章 时间从哪里来
在漂亮姑娘身旁，一小时就像片刻；而在热火炉上，片刻就像一小时。所谓相对，就是如此。
——爱因斯坦
每次客户要求我拿些现实的例子来支撑理论，时间都过得比坐在火炉上还慢。前不久，我与一些客户共进晚饭，归纳整理计划个人改变的理论。Clayton说：“我自己的工作就够忙的了，哪还有时间做改变？”
于是我们开始讨论起时间管理来，对这个问题，我的了解跟爱因斯坦差不多：理论多，实践少。我希望吃顿轻松的午餐，于是打断他的话说：“Clayton，时间不是找来的，而是挤出来的。如果你真正想做某件事情，总会挤出时间来做的。所以，如果你觉得没时间，可能就是你并不想做。可能你应该找个办法来放弃。”
我觉得这回答够意思，能就此打住了，但是Melanie转过来对我说，“这说法不错，但还不够彻底。怎么挤出时间，你有什么建议吗？”
“一点点而已，”我一边敷衍，一边吃了根胡萝卜，“但是现在没时间详细讨论这个了。”
“肯定有——如果你真的愿意，” Melanie说，“而且，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有这么几个小时了。我们可不能浪费。”
我尝试改换话题，告诉他们我也很忙，因为我吃过饭必须赶去瑞士的航班。美国人，只要你告诉他们关于瑞士的故事——威廉•退尔的故事，海蒂的故事，爱因斯坦的故事——通常会忘掉一切。我描绘了这个理想国度的景象：美丽、高效、洁净、友好、治理有方。我解释说，瑞士人时时处处都体现出效率，这种效率让你觉得每个瑞士人肯定都能一心二用，而且每个人都有时间为外人提供礼貌的帮助。我以为这样能转移Clayton和Melanie的注意力，但没有用。
“他们怎么做到这点的？”Clayton问。“听起来，我可以从瑞士式办法中学到一些关于时间管理的知识。”
专注于目标
看着Clayton拨朝鲜蓟上的刺，我体会到了Frankenstein博士必定经历过的感觉。Clayton以前是响应积极的学员，现在却成了我的噩梦，我知道，自己必须仔细对待他的要求。“听听人们自己的故事，多半能有所收获。”我这样回答，希望能讲个长长的故事分散他的注意力。
“那么讲个瑞士人自己的故事吧。” Clayton上了钩，于是我讲了个自己最喜欢的故事：
奥地利大公正在访问年轻而弱小的瑞士联邦。为了试探军队的士气，他照例挑出一名普通士兵问：“你们有多少人？”这次，大公选了个没刮胡子的年轻人。
“五千人，长官。”回答准确而自豪。
“嗯…，真是不错。但是，如果我派一万人的军队来攻打，你会怎么办？”
士兵回答得毫不迟疑：“长官，那么我们每人都要开两枪。”
“我知道了，”听完故事，Clayton说：“这是一个关于时间管理的绝好比喻。瑞士人的秘密就在于，每一颗子弹都要有目标，就好像Kipling说的，努力才能‘用六十秒钟来填满无可挽回的每一分钟’。如果你像瑞士人一样有效率，就有时间处理任何事情。但是效率要从哪里来呢？”
这个话题可不是我最擅长的，所以我让桌上其他人讲讲他们争取时间的办法：
不要重复你已经布置下去的任务。亲自做的话，同样的工作你得花几倍的时间：第一次是给人家解释，然后是把任务接回来，还不能伤害人家的感情（这完全不可能），然后是弥补他们犯下的错误，然后最后是自己做。“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人暴露出做错的迹象——即便不确定——我也会把任务接过来，教育他们。” Margo承认，“我最终明白了，你必须让他们犯错误，这是你必须付出的代价，从长期来看，这样的效率更高。”
不要争论细节技术来证明你的技术优势。“你的事业不断发展，” Dirk说，“就必须放开一些事情。争论技术细节只能说明你还放不开。我真正当上技术领导之后，”他解释说，“就不再有什么冗长的争论，因为我能轻松说服他们。”
自己划分事情的主次，不要借助危机来安排你的行为。Linda承认：“忽然间我就被任命为领导了，不但需要为他人安排时间，还需要为自己安排时间。对这个我一点经验也没有。我期望出现危机，因为危机下我的行动井然有序。现在我却很困惑，自己可能参与促成了某些危机，这样才表现出我组织有方。我觉得，领导面临真正的考验在于，没有危机的时候她在做什么。”
一心两用
桌上的每个人都说了他们的答案，这样我就能安心吃自己的朝鲜蓟。但是Clayton不放过我。他问我：“另一个瑞士故事是什么？”。Clayton是我的学员，他知道我的弱点。
“好吧，”我只得让步，“但这是最后一个故事。它讲的是瑞士的建立。”
创造了世界上的所有人之后，上帝依次给大家创造国家。上帝问第一个瑞士人，要一个怎样的国家，他回答很谦卑：“什么都行”。上帝坚持问他自己的喜好，于是瑞士人说，“好吧，如果您坚持的话，我希望能有山，顶上覆盖白雪，山坡长满青草，清澈的溪水穿过峡谷，蓝天上点缀着蓬松的白云。”
上帝马上实现了这一切，然后问他还有什么别的要求。瑞士人推托不过，只好说，“如果还有石头屋顶的木头房子，最好还有些棕色的奶牛在吃草，我就感激不已了。”
上帝又实现了这些，然后问瑞士人，是否还有别的要求。“没有了，您已经足够慷慨了。我真的不能再要求任何东西，但是关于您呢？对于你的赠与，我肯定有些东西能回报您。”
“噢，其实，”上帝说，“造了这么多东西，我有点渴了。如果你能给我一杯新鲜的牛奶，那就非常感激了。”
“非常荣幸，”瑞士人说，他跑去取了个玻璃杯，乘上美味可口的瑞士牛奶，上帝一口喝了下去。
然后上帝又问瑞士人：“显然，还有些你想要的东西。其他所有人都无休止地要求财富。你想要什么？”
瑞士人稍作迟疑说：“是的，还有一点小的要求。”
“那告诉我吧，那就是你的。”
“好吧，如果不嫌太过分的话，请为牛奶付一个法郎。”
“真棒，”Clayton说，“瑞士人岂止是有效率，他们的效率简直是一般人的两倍。他不要求财富，而是要求能带来收入的东西，即便上帝不再造物，也不再为牛奶付钱，这些东西还是能持续带来收入。”
“我想你是对的，Clayton。”我回答说。“就好像瑞士人一样，成功解决问题的领导能够创造一个环境，环境带来的回报要超出他们的付出。同时，这个环境似乎能帮助和它相关的所有人，没有人会受骗上当。”
……
注：
威廉·退尔：十四世纪，统治瑞士的奥地利总督肆意压迫人民，竟于闹市竖一长竿，竿顶置一帽，勒令行人向帽鞠躬。一日，农民射手退尔经其处，抗命不鞠躬，被捕。总督命于退尔幼子，头顶置一苹果，令退尔以箭射之，如射中，方得免罪。退尔射中苹果。同时又出示一箭，声明如不幸射中幼子，即以此箭返射总督。总督怒，食前言，再捕退尔。押解途中，登舟经一湖面，风浪大作，将士危惧，退尔趁机一箭射杀总督后逃脱虎口。民众拥之为首领，共同反抗奥地利统治，祖国终得自由。罗西尼曾为此创作歌剧《威廉•退尔》，其序曲非常有名。
海蒂：海蒂是苏黎士女作家约翰娜•斯皮利创作的儿童形象，海蒂出身贫寒，很小就到德国法兰克福一个贵族家庭当小佣人。后来，被亲戚带回瑞士，送到在阿尔卑斯山区的爷爷家。海蒂虽然年小，却具有感人的人格魅力，有“瑞士第一公民”之称。
题记：
李笑来老师的博客上有一个分类叫“想明白”，这个名字，我非常喜欢。
想明白，意味着动用自己的智力，认清现实，更重要的是，打破思维定势，找到问题的症结。
在《精通正则表达式》里面，作者Jeffrey讲过一个故事：某个任务，他希望用正则表达式“完美解决”，多番尝试都无功而返，最终发现，正则表达式，再配合一个字符串判断，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迷信正则表达式（工具），要跳出来，想想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故事我印象很深。天气不那么冷的时候，骑车下班回家的路上，我有时会到马路另一边的超市买袋豆浆。有一天，超市门口停自行车不再免费，而且收费区域日渐扩大。为了找个免费停车的地方的（为买袋豆浆交2毛钱，实在有点不值，也不喜欢口袋里有大堆钢蹦），我要走的路越来越远。终于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其实没有“想明白”：我要做的是：停车，去超市买豆浆，这两个任务不是紧密捆绑的，而马路这一侧恰好有免费的停自行车位。于是我都不用推车过马路，只需要下车停好，走过去买豆浆，回来上车走人，就这么简单:)
补充一点，“想明白”还有其它的好处：你“想明白”的事情越多，“想明白”的能力就越强，也就能越来越快地“想明白”更多的问题——每多想明白一个问题，都有助于想明白将来的一系列问题。
技术领导之路：序
Jerry Weinberg讲过一个故事：天文学家在花园俱乐部演讲，介绍宇宙起源的“大爆炸”理论。介绍结束，后排一位女士大声说：“年轻人，事情不是这样的。世界其实是驼在一只大龟背上的。”
这样的说法常人无法想象，天文学家却毫不意外，他冷静答道：“那么，大龟趴在哪里呢？”，女士的回答同样冷静：“显然，在另一只大龟身上。”天文学家觉得自己胜券在握了：“那么，请您告诉我们，这另一只大龟趴在哪里呢？”。女士平静地笑笑，信心满满，“不，别客气，海龟是一只一只叠起来的。”
Jerry Weinberg的书很多时候类似他的故事——就好像层叠的海龟。他的书很难一口气读完，因为每一章的内容都像他讲的那些小故事，包含许多层的意思。我多次发现自己在停下来思考——思考Jerry刚刚说过的话，思考我针对Jerry的话的思考，思考我针对思考的思考……你知道我想说什么。所以我先给读者提个醒：Jerry的写法往往会引发严谨的思考。
一方面，《技术领导之路》是一份非常实用而详尽的指导。另一方面，全书又都在打比方，其中随处可见日常熟悉的事物——讲授管理技巧，用的是关于弹子球、Tinkertoy玩具（一套组合玩具，孩子可以发挥想象力，拼装出各种结构和形状——译者注）和电热毯的故事。再一个方面来说，这本书讲的是管理技术工程的哲学和心理学。
尽管本书令我偏爱有加，但也存在些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篇幅太长，Jerry在每一章中开列了太多关于思考和管理的想法和规则，如果你走马观花地看过去——为了写这篇序言，开始我就打算这么干——基本就会一无所获。问题之二是篇幅太短。你以为Jerry就要告诉你如何解决世界上的主要问题了，书也就读完了，你发现，其实Jerry只是鼓励你自主独立思考。
回头看看，我觉得自己是被标题误导了。我猜你甚至会说，这本书与成为技术领袖没什么关系。但是实际上，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是与Jerry所有的书一样的：如何思考，以及如何审视你想问题的思维。循着层叠的海龟往下，Jerry指出，在管理和人事协调的实际问题中，大多数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其实偏离了问题的核心。所以，他提出简单易行、而又截然不同的办法，来看待我们自认为已然了解的事物。
读者有幸，Jerry Weinberg把剖析复杂的技术和管理问题——尤其是现代的组织中，两者不寻常的混合体——作为毕生的工作。他的每句话都直指要害。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现，自己一面开怀大笑，一面尴尬不已。
还有一点。任何一篇负责任的序言，都应该为书本推荐适合的读者群。本人当然也会这么做。对于这本书，我诚挚地将它推荐给三类人：（A）管理者；（B）被管理者；（C）认识A类或B类人群，或是在他们身边的人。如果你有幸落入其中一类，这本书你必须读。
Jun. 1986 Ken Orr, President
Topeka, Kansas Ken Orr & Associates, Inc
一直以来，我都有个信念，而且越来越深刻：每个人都期望成功。这里说的“成功”，不是“成功学”的那种成功，“期望成功”指的是，能享受事情真正办好之后的愉悦。照罗素的说法，所谓信念，就是不需要逻辑证明的观点。是的，我相信“每个人都期望成功”。
然而这世界上的事情太多太难，从选定事情，到动脑筋，到坚持努力，最后真正做成，每一个环节，都充满考验，都布满陷阱。
于是许多人倒下了，有人面对“复杂的现实”不知所措，有人熬不过漫长的考验，有人每一步都走得很稳，无奈运气不佳，等待他的仍是失败。
于是大家都期望能遇到武功秘籍，借由这条明确的捷径，由此炼成绝世武功。它的潜台词往往是：既然这本秘籍还没出现，现在还是别白费工夫走弯路了。
不幸的是，这样的捷径，现实中不存在（既然秘籍不会出现，现在还是别白费功夫瞎指望了，行动起来吧:)）。
我曾谈过“稀释”，我们费力学习积累，却只有一点点进步。努力被稀释，这令人沮丧的现象，乃是一种自然的现象：为表现出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那么，你眼里有“一桶水”的人，背后必有一口深井，这口深井，只能是经年挖掘的结果。
然而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各种教诲翻来覆去，无非是些陈旧的“大道理”——“那样的东西，谁不知道？”言外之意是，“还是来点新鲜、有用的干货吧。”
但也要记得Thomas Sowell的话：
每一代人的出生，其实都相当于野蛮对文明的侵略，我们必须尽快教化他们，否则就太迟了。
我猜想，他说的“教化”，不但包括各种“大道理”，也包括“关于大道理的可悲现状”：不存在捷径，不可能速成，纵是一点一滴、长久积累，仍然难逃被稀释的命运——相信这个可悲的事实吧，这样你才能睁大眼睛，看清世界的模样，这样，你才能相信“大道理”，真正把它落实到一言一行中去，这个时候，道理还是原来的道理，只是已经揭掉了“大道理”的标签。
而且，就我的经验来说，唯有日复一日地践行这些“大道理”，才能真正收获有价值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这样才能真正去掉心中对“大道理”的排斥，才能放下身段，耐着性子，践行更多的“大道理”。
我们没有Sowell，所以我们只能（也应该）在太迟之间，教化自己。
Becoming Technical Leader: An organic problem-solving approach，温伯格的书，之前清华大学出版过中文版（《成为技术领导者：解决问题的有机方法》，我译为“技术领导之路：全面解决问题的途径”）。9月份博文视点邀我翻译，出中英文对照版。明知道是苦差事，但禁不住诱惑，苦译若干晨昏，到今天有把握说，新年之前，可以交出翻译稿了（质量如何，还请读者到时评判）。
翻译这本书，最大的体会是，自己长久以来的积累和总结，稍微派上了点用场：口语、书面语各有什么特点，诗应该怎么译，平常句子应该怎么译，各种常见结构要如何处理……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另一方面，以前摸索出的，最适合自己的翻译长篇文本的办法，这次证明是确实有效的，而且自觉做事的耐心和条理也好了不少。这些，都可以算是我长久以来照“大道理”锻炼的一点小小收获吧。
我国是一个崇尚“集体主义”的国家，人们往往追求集体的“一致”和“统一”，这样的思维倾向深入生活的各个方面。最常见的表现之一，就是“人人都”的论式。
最近，这种论调的形式是：如果人人都是杨佳，那我们的社会还有秩序可言吗？（隐含结论：不应该同情杨佳）
稍远一点的形式是：如果人人都是范跑跑，我们的明天还有希望吗？（隐含结论：人人都该谴责范跑跑）
更远一点的形式是：如果人人都是王海，我们的经济不就乱套了吗？（隐含结论：王海打假其实是捣乱）
……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此论式出现之频繁，杀伤力之广泛，实在令人着迷。
不过，我要说的是，“人人都”的论式，未必有效。
对科学有些基本了解的朋友都知道，一种理论要真正有效，必须拥有一定的前提（情境），否则其价值就要大打折扣；理论如此，观点也是如此。“人人都”论式之错误之一，就在这里：
牛顿的经典力学，在宏观领域是算不上错误的。若我们这样反问：如果万事万物都依照牛顿力学的原理来运行，你又如何解释微观物理学的诸多现象呢？
对于这个问题，答案是：牛顿力学对此无能为力，因为它不是用来解释“万事万物”的。（要我说，隐含结论是，“您这个问题提的真有水平”）
同样道理，我们若反对其他人对杨佳、范跑跑、王海的某些观点，首先必须看看，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到底是不是想要“人人都如何如何”，如果不是如此，拿出“人人都”来否定，试图得出“人人都不应该如何如何”的结论，这是不对的。
另一方面，若某种观点是真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多半是因为它是“万金油”。可惜，万金油也有刺鼻的时候，不妨看看这几条：
如果人人都是雷锋，人人都一心做好事，万一有人专门损人利己，不是赚大了吗？（隐含结论：不要做雷锋）
如果人人都对不正义逆来顺受，忍气吞声，我们岂不是永无出头之日了？（隐含结论：人人都应该努力反抗不正义）
如果人人都正当好公民，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我们的警察不是要下岗，没饭吃了吗？（隐含结论：不要当好公民）
如果人人都听领导的话，与领导保持一致，那领导还怎么反思、进步呢？（隐含结论：不要跟领导保持一致）
……
是否感觉怪异？这也是“人人都”理论的“杀伤力”之一啊。
在逻辑里，“人人都”的论式其实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滑坡谬误（slope fallacy）”，是常见的思维误区之一。它的意思是：一旦采取了某项措施（认同了某种某种观点），它就会“顺坡溜下去”，延伸扩散开来——或者是同样运用到对其它问题，或者是对同一个问题运用其它各种措施（观点）；总之，是引申出各种奇怪的结论，最终“归谬”。识别不出这个谬误的人，往往会觉得这样的论证非常“有力”，非常“恰当”，然而，它其实是错的。
所以，我的观点是，“人人都”这样思维偷懒的论式，还是少点的好。
认知心理学中有这么个实验：被试面对一红一蓝两盏灯，要求预测每次实验时哪一盏会亮起来；实验要进行许多次，并按照准确率给予一定的报酬。实际上，每轮实验，红灯亮的概率都是70%，蓝灯是30%，但是两种灯的点亮顺序是完全随机的。
在实验中，大多数被试很快就发现了，红灯亮起的频率要远高于蓝灯。尽管如此，大多数人都希望找到一个模式，能够准确地“预测”下一次亮起的是什么颜色的灯。极少有人认识到，如果“两眼一抓瞎”，全部猜红色命中，反而能有70%的准确率——只是这样选择必须克服“明知道会错”的心理障碍。而追求“100%”的准确，即便能够在红灯亮起的70%中命中70%，蓝灯亮起的30%中命中30%，仍然只有(70% * 70%) + (30% * 30%) = 58%的命中率。
这个实验说明，即便需要面对不确定性，人还是偏好“完全准确”的预测，哪怕依据毫无道理，哪怕“愚蠢”的做法本来能够带来更高的收益。
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赌徒心态”，就是这种心理偏好的表现：赌徒往往希望获得100%的准确率，因此尽管大多数赌博属于“独立事件”（也就是说，前一次赌博和后一次赌博之间是互不影响的），赌徒仍然希望构建出一个模式，实现“更准确”的预测。卖彩票的地方通常会挂一张大图，显示“中奖趋势”，“预测”将来走势，这也是“赌徒心态”的常见形式（这里需要补充一点，有人潜心“分析趋势”，结果“中了大奖”，但“分析趋势”与“中大奖”两个事件之间，其实只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不存在逻辑上的因果关系，这道理就好像“春天在夏天之前，但春天不是夏天的原因”一样）。
别理解错了，我并不是说，赌博的时候不必动脑筋，应该纯粹碰运气。我的意思只是，在不可能有什么“准确”规律的地方，去追求100%的命中率，无异于缘木求鱼，是完全徒劳的。有头脑的赌徒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他们能获得较大的胜率，借助的往往是上面红蓝灯测试中“接受错误来减少错误”的原理。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翻翻费曼写的《别闹了，费曼先生》，看看这个通晓统计原理的家伙，是怎样下注的。
我们深入思考就会发现，不信任统计学，否认或者逃避客观存在的偶然性，其实是“赌徒心态”的根源。在现实中，这种“力求百发百中”的心态还有另一种表现：对于没有100%——或者说，非常大——把握的事情，就不愿投入精力。常见的情景就是，不少人既想学（干）这个，又想学（干）那个……但仔细想想，这个也“不一定”会有好结果，那个也“没把握”会有大的收获……。最后的结果往往就是，迟迟不敢选择（借口是“还没想好”、“还没把握”、“要谨慎”），时间就这样白白浪费了。
有人会开脱说：凡事要“想明白”再动手。然而，他们希望的“想明白”，其实还是希望知道一个准确的结果，“这个有50%的成功率，那个有60%的成功率”，是他们不愿意见到也不愿意接受的，“现实那么复杂，这类‘没定数’的事情还是不要白费气力了”——于是就要继续“想明白”，甚至用终生来“想明白”了。
的确，我们的生活由无数的因素构成，充满了偶然性。许多事情的规律，只能用统计概率来描述，尽管我们更偏爱“准确”的结果，但充满“偶然”的客观现实，我们应该有勇气接受。其实我们也能够接受。说明这个道理，我常举的例子就是：动手术，有两种方案，一种的成功率是50%，另一种是70%，尽管这两个数字都是大量采样之后的结果，尽管手术失败对于个体来说就是0%的成功率，但是，大多数人无疑都会选择70%的方案。也就是说，即便面对充满偶然性的概率问题，大家其实是能够接受统计规律，也懂得如何选择的。
这些年来，我见过许多人否定学习的理由就是：“学那玩意干嘛？将来又‘不一定’会用到（或者是，谁知道将来怎么样呢）”。其实它的潜台词是，“不如再等等看看，看明白了、有把握了再说，至于现在，还是放松放松好了”。
是的，许多事情有点“撞大运”的色彩：天上掉下的馅饼，不太可能正好掉到你手上。但是，你手里的盘子越大，一旦馅饼掉下来，还是“更有可能”掉在里头的。所以老话说，“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而不是“有准备就能遇到机遇”，也不是“没看到机遇之前，别做准备”——所以又有句老话说“所谓幸运，就是你做好了准备之后，机会恰巧来了。”
这些年来，我的愿望一个也没实现过，世界太复杂了。我现在根本就不敢也不想计划未来了，否则，我要怎么办？或者，你可以给我推荐本书看看？
面对这样的问题，我已经不敢再推荐书了。指望看了本书就有重大转折，这近乎痴人说梦：书的内容，书里举的例子，往往过于遥远，文本的交互性也不够强，缺乏“现在最需要”的鲜活感——常常有人，无论调查评价结果如何，仅仅因为身边的朋友说某款车不好，就认为其一无是处。鲜活感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所以，还是别指望看书了吧：这种时候，你不能指望看了本书，就有重大转折。这些年来的“推荐”经历，大都如此。
“我要怎么办？”，这个问题，倒是让人想起皮亚杰对“智力”的定义：
所谓智力，就是你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时候，动用的那种能力。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定义（当然这里的“有意思”不是指“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人“智力低下”，“智力”不等于常说的“智商”，而且这里说的智力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能不断进化的），我曾和李笑来老师讨论过关于“智力”的问题，他的看法是：
所谓智力，或者说心智能力，包括三步：认清自己所处的境地，找到现实可能的出路，坚持不懈地去实践。
就三步，简单得好像在做广播体操，毫无新意，枯燥无味。其实书里头说的，无非也是抽象的道理，而且往往来去都是些旧的道理——“这种东西谁有兴趣？我都知道了，我要的是现在能够就给我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的，这是事实，这些简单陈旧的道理，太曲折，太遥远。更要命的是，即便你费劲心力去坚持了，去实践了，也不见得一定能收获想要的结果。的确，生活充满太多的偶然，大概没什么东西能保证你“一定”会收获想要的结果，而只能提高成功的几率——算了吧，没有确定结果的事情，去做它干嘛？即便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更“可能”砸到自己头上，那也只是“更可能”而已，算了吧。
不过，几率问题好像没有那么轻松：如果你要动手术了，两种方案，一种有30％的成功率，一种有70％的成功率。你选那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