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 more struggle, and I am free
面试，无论对哪家公司来说，都是件重要的事。
因此许多公司很重视面试，制定了面试规范，以及对面试官的一系列要求，网上关于面试礼仪的文章更是汗牛充栋。然而，很多面试的效果仍然不够满意。最显然的表现是迟迟没有找到合适的候选人——尽管他们本来合适的，更糟糕的是没有给候选人留下好印象。在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这种印象很可能通过面试官和公司意料不到的渠道传播出去，造成一系列的麻烦。这种情况，相信是任何公司都不愿意看到的。
要如何避免这种问题？怎样才能真正把面试做好？在我看来，规范、技巧、礼仪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公司对待人才的态度，具体落实下来就是面试官的态度。如果面试官能做到“正心诚意”，面试的效果通常不会太差。
正心诚意，用直白的话说，就是两个词：尊重、诚恳。
最近面试了很多技术人员，其中不少之前的工作履历还不错。但是，因为他们之前的创业经历，我并不能发offer。
看到这里先别着急下结论，让我仔细说说理由。
我本来是不应该认识孟老师的。
2001年，我在寝室夜谈里第一次听到孟老师的名字。当时有同学说“公共选修课的《法学概论》讲得真好，那个老师叫孟繁超”，开始我不怎么在意，慢慢才发现这么说的人还不少。那个年月网上的资料正丰富，出版管制也不那么严格，刚进大学不久的我正自由自在地看得过瘾，心想“大学里的法学概论讲再好，能讲些什么，还不是教科书上老一套”，所以这种课，不听也罢。
但生活就在这么奇妙。那年冬天，有天中午我吃过饭正准备午睡，忽然有人敲门问“计算机系有位叫余晟的同学在这里吗？” 大中午的谁会来找我？我正好奇这个问题，门一推开就有同学喊“孟老师，孟老师来了”。
按：本文的很多观点来自与七牛云存储首席架构师道哥（李道兵）的讨论，在这里对道哥表示感谢。
高校的计算机教育与时代脱节，这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如果要问哪些课程脱节最严重，我的答案是“软件工程”。其他的课程虽然也有脱节，但多少有点用处：编程语言虽然不教怎么把程序写漂亮，至少教了语法；网络课程虽然没有形象直观的展示，毕竟通讯协议还在使用；数据库课程不讲数据库的安装和调优，关系代数理论仍然是不少问题的原型；数据结构与算法即便看起来与开发没有直接关联，有了概念总不会吃亏……
只有软件工程，是例外。顾名思义，“软件工程”讲的应当是把软件开发出来的学问。所以，它是名不副实的：如果你按照“软件工程”教的去做，多半开发不出来软件，至少开发不出好的软件。一方面大量毕业生不会写程序、写不出好程序，另一方面合格的“软件工程师”奇缺，对这种怪异的景象，名不副实的“软件工程”功不可没。
技术领导要不要写代码？这是一个问题。
我刚工作的时候就听说，程序员（那时候还没有“码农”的说法）是吃青春饭的，到30岁就熬不了夜写不动代码了，所以要尽早转管理岗。相应的，如果你走上管理路线成了技术领导，自然就不必干写代码这种低级重复的体力劳动了。所以当时自己代码写得很多，技术能力增长很快，但总感觉有点别扭。那感觉就像，你能把车开得又快又熟练，最终只是为了能按时到达机场赶上飞机。然后，你就再也不用开车了。
不过无论如何，赶上飞机看来是更高级的选择，为了它，放弃苦心修炼的车技也可以接受罢。
但是等我真正走上管理岗位，才发现事实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当时公司的业务增长飞快，支持业务的系统却是几年前“一锤子买卖”的外包项目，更要命的是技术团队的人员组成和工作习惯还处在作坊状态。从我的角度来看，四下里全是大坑，填坑的速度慢得让人着急，在此过程中还经常挖下新坑……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从没有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写过那么多代码。几年后大家查提交排名，我的名字仍然第一。好在我的努力没有白费，系统终于没有垮掉，顺利回到正轨。
当时我身为技术领导，除去招人、定流程、做运维，还花了大量时间写代码，这样的做法是对的吗？如果是对的，后来我再没有写过那么多代码，好像也与“不称职的领导”无缘，甚至还被夸奖过“忍住放手让下属去做事，锻炼了组织”，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样的论调我们已经看得太多了，每次有类似的事件出现，基本都可以装到“那必然”的框框里。那么我们能怎么办？什么也做不了。唯有时间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对象：等着，等着先进取代落后，等着文明战胜古板，等着“我们有钱了你不服也得服”。
这样真的对吗？我看不对。
如今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翻译的最大问题是中文，很多翻译的问题来自译者无法准确妥当地用中文表达原文的意思。这种说法暗含的前提是：译者能完整准确理解原文的意思。确实，现在大家的英语水平都有很大提高，读读英文材料都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也只是“读读”而已，真正要做好翻译，必须能读懂英文，而读懂英文恐怕不是太容易的事情。
很多人认为英文比中文更容易阅读。中文像写意的水墨画，讲究“文气流通”，不一定要有严格的主谓宾、定状补；英文则更像严密的组合体，讲究逻辑清晰、结构完整。总的来说这种说法没错，如果具体到非小说类题材，英文应当更容易理解。然而无论英文中文，文字背后的信息应当是连贯的，逻辑应当是自洽的，知识应当是有规律。这也不难理解，作者在文字背后的思维应当是顺畅的，不会前一段说天上后一段说地下好，上一段说东边好下一段说西边好——即便真是这样，也需要有恰当的转折。
在写作时这往往不是问题，因为作者是先有统一观念，明确知道自己要说什么，然后才落实为多段文字的，如果逻辑混乱经脉逆行，多半写不出来东西。但是读者和译者却是要反过来，要根据文字逐字逐段“还原”出来原作者的意思。读者没法钻到作者的脑子里去看看作者当时真正想说的是什么，只能通过文字来设想和拼凑译者“想说的东西”，如果是译者，还需要根据译者“想说什么”来对译文做必要的改动，保证译者“真正想说”的话得到了准确的传达。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哪怕单词都认得，搭配都熟悉，句子全明白，也未必能做好翻译。换句话说，这时候其实不算“读懂英文”。
时常与一些同行朋友说起“软件难做”的话题，一方面软件确实挺难做，变数着实太多（推荐《梦断代码》），另一方面，让人理解软件难做，更是不容易的事情。如果说第一个问题靠苦练内功还能看到希望，第二个问题就近似无解而让人绝望了。下面两个场景，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头儿说：你们开发怎么这么慢？拿这么高的薪水，做事还这么慢？我急得不得了，只可惜我不懂开发。我如果懂，我去学校招50个码农，连续熬夜一两个礼拜，绝对可以做出我想要的系统。
头儿说：我真是对系统失望透顶了。想我以前刚创业的时候，七八个人，五六台电脑，什么事都是靠喊，那时候工作效率多高，人均产值多高？现在人才到几百个，就成了这个鬼样，说要上系统，上了系统有变好吗……
我有时候会想，这些说法在普通人看来似乎也没有错，但行业中人都知道错得厉害。那么，问题究竟出现在哪里呢？我想来想去，觉得原因大概在于，持这样说法的人往往只依靠来自生活经验的“逻辑”和“直觉”，还没有真正理解“软件”（或者说“系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从小记忆力就不好，哪怕对自己很喜欢的东西，也难得记住。
我曾经是军事发烧友，但二战时期德国的两种导弹，V1和V2，到底哪种是巡航导弹，哪种是弹道导弹，我一直记不住，看过了又忘；我也曾经是电脑游戏发烧友，但只记得id Software的创始人是两个约翰——约翰·罗梅罗和约翰·卡马克，这两个人分别干了什么，我也记不住。结果这类话题往往不敢与其他人细聊，生怕露馅而尴尬。
秉承这种记忆力的突出结果就是：我的文科一直学得不好。中英《南京条约》开放了哪些港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这样的答案有些人看一遍就能记住，我却要把“广夏福宁上”念个几十上百遍，才稍微有些印象。我当然羡慕那些记忆力好的同学，同时也好奇：有些人的记忆力明明不够好，第一遍也背不下来，为什么还是能记得那么多东西，而且那么清楚呢？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直到有一天我忽然发现，我分得清V1和V2导弹了，分得清约翰·罗梅罗和约翰·卡马克了。这当然不是千百遍的背诵做到的，但是花的功夫也不少。
时常有人说跟我打起交道来，感觉不像普通的程序员。我不知道这到底是褒还是贬，不过原因我大致清楚，因为在普通人印象里，程序员应该是很沉闷很木讷、不善于交流的。大家不知道的是，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也确实是比较沉闷和低调的，这也是选择计算机专业的部分原因。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我对社交的认识，从此促成了我“不像程序员”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