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1992年左右，我第一次见到“脑筋急转弯”，马上就被这种新鲜玩意迷住了。可惜，当年那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如今都忘得差不多了，记得的只有一道题——身份证掉了怎么办？捡起来。 记得这道题，并不是因为它很难，而是因为，这些年来的许多经历，事后细细咀嚼起来，答案就象“身份证掉了怎么办？捡起来”一样简单、直白，又荒诞、无奈——或者怨天尤人，或者凭空慨叹，或者沉溺空想；总之，薄薄的一张身份证，就是没法捡起来。 2006年末我着手翻译《精通正则表达式（第三版）》的经历，就是如此。 试译的时候，我一晚上就交出了六页译稿。接下来约定全书的交稿时间，我不假思索地说，最多六个月。可书拿到手的那一瞬间，整个人就傻了——五百页，整整五百页，以前是轻松畅快的阅读体验，现在是堆积如山的任务列表！ 照计划，我每天应该翻译四到五页，然而我只坚持了两天就中止了——每天下班累的要死，还得做这劳什子翻译，五百页何时能结束啊？ 于是干脆自我放纵，过了一周“轻松加愉快”的生活，到周末，我甚至在想，原来生活这么美妙，干脆取消合同，交违约金算了吧。 然而，就在这一瞬间，我忽然又想到了那个脑筋急转弯——“身份证掉了怎么办？捡起来”。现在的这张身份证，无非就是在六个月内完成这本书的翻译嘛。而捡起来的方式，就是坚持每天翻译而已。答案简单到完全不存在其它的可能，简单到毫无风险。 于是我开始忍住内心的厌倦，慢慢捡起这张掉落的身份证。五页，十页；一章，两章……每做一点点，我都安慰自己说，对了，我在一点点地捡起那张身份证。 说来也奇怪，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反倒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厌倦的感觉也渐渐消失了。 全书翻译就要结束的时候，一次误操作弄丢了上万字的译稿，怎样也无法恢复。痛惜了半小时之后，我忽地又一次想到了“身份证掉了怎么办”这个问题。好吧，既然无法挽回，重新来过就是了。 这一回，为什么恢复得这么快？是习惯使然吗？ 这个问题，一直保持到去年翻译温伯格的《技术领导之路》：在第四章，温伯格用现身说法讲解了，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必然会遭遇“峡谷”，而且总结说： 高原-峡谷模型描述了一个轮回周期，也描述了一个元周期——也就是周期的周期，这是个螺旋，就好像鹦鹉螺上一圈圈的纹路。走出低谷，不仅仅是登上另一个高原，同时也是在另一个高原上前进，这就是学习如何成长的高原。我的确是在学习新的语言，但更重要的是，我在学习“如何学习计算机语言”。这种元学习（meta-learning） ，清楚地说明了我对学习新语言的情绪。我不再焦虑，不再抵触，不再觉得毫无价值，而是感到激动，充满创造活力，能够处理几乎任何事情。 译到这里，我豁然开朗了：是了，我能更快地接受现实的解决办法，直接开始“捡身份证”，原因就在这里；我也发现，自己开始翻译《技术领导之路》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当初的煎熬：划分好进度，每日执行就是了。 《技术领导之路》一路翻译下来，我越来越赞同序言的说法：温伯格的这本书“卑之无甚高论”，并没有太多稀奇。如果“成为技术领导”是掉落的那张身份证，这本书不是传说中的《九阴真经》：温伯格只是告诉你，怎样才能把它“捡”起来——你仍然需要弯腰，仍然需要伸手。如此说来，更大的问题或许在于，你是否愿意（是否能）按部就班地去做。 譬如在第七章，温伯格介绍了一种加深自我认识的“不起眼”的办法，写日记：每天五分钟就可以，写下自己想写的内容，过一个月再回顾；第十章介绍了一种办法，照它一步步地分析，我们发现“小小的”误会背后，原来有长长的逻辑链条；第十三章给出了协调“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那些“做人原则”与现实的途径……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许多做法普通到不可思议，然而根据我的亲身实践，它们的确有效——退一万步说，至少能作为颇具价值的参考。 类似的例子，在这本书中还有许多。我也逐渐发现，许多时候我们希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而这世界上的许多问题的答案，并没有“精华”那般完美，反而就像“捡起来”那样直接、平凡，这时候，困扰我们的，已经不再是一个智力的问题，而是自制力、毅力和决心的问题了。 读温伯格的《技术领导之路》，会看到那张掉落的身份证。那么，让我们一起捡起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