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弄不清春秋和战国的关系，前些年看了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深深记住了一点：就激烈程度而言，战国一年，可相当于春秋十年。今天看来，这个比喻，也很适用于《大江东去》和《民企江湖》。 《大江东去》描写的是改革开放前20年，三位不同出身的主人公成长的经历。《民企江湖》所描写的是留德归来、继承父业投身机械制造业的柳钧的创业过程。在《大江东去》里，旧的制度束缚正在逐渐解开，民间的活力正逐步释放，而到了《民企江湖》，旧的体制已经基本解体，新的体制却迟迟未能建立，加之深层次的、顽固的矛盾并未解除，官方的说法是“改革进入深水期”。这种环境下，芸芸众生只能就在丛林中搏杀。同时《民企江湖》的主人公柳钧换成了留德归来的机械博士，家境富裕、逻辑严谨、循规蹈矩的工科生，习惯了在契约精神下行事，回到国内仍然希望通过“重视研发、重视核心技术、保护知识产权”的路子把企业做好，却碰得头破血流。比如创业之初，就遇到协作工厂抄袭自己研究成果的“卑劣行径”，申请的专利，签订的合约，“竟然”毫无约束力。一怒之下将对方告上法庭，法院刚受理，税务局就来电话要查帐，最终不得不自行撤诉，还必须出点血，因为不能薄了税务“无功而返”的面子。最终柳钧只能拿专利约束外方的采购，让对手外贸生意流产的代价却是被打断一根手指。在《民企江湖》里，这样“无关本业”的麻烦从采购、销售、人事、银行、资本等各个方面涌现出来，辅之以大家熟悉的人民币升值、楼市初启、股市暴涨、民间借贷发展等等社会热点事件，如同密集的鼓点时时震动读者的内心。 文艺评论有云，平庸的作品只反映生活的部分，伟大的作品反映生活的全部。《大江东去》之所以了不起，就在于它虽然关注的是个人的成长，却不忘全景式地反映了社会生活，《民企江湖》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花费了更多笔墨描写“江湖”——虽然柳钧创办的只是机械制造企业，但读者能看到的觉不限于狭隘的机械制造，有他的好友、一心从商的钱宏明来“踩点”各种生意，有他的妻子、银行工作的崔冰冰来“讲解”放贷、融资各种手段…… 《民企江湖》俨然是个小社会、万花筒。并且作者匠心独具，如果主人公柳钧仍是从底层拼搏上来的“土鳖”，难免落入俗套，而且“丛林”中的怪诞和无奈都无从体现。而“海归”柳钧出场时的惯性，本是资本主义世界积累通行的规矩使然，在国内实践起来却处处碰壁，不得不服软，“不讲规矩才是自由”。这种处处涌现出的强烈对比，无疑给了读者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的社会和生活。 最终，柳钧在煎熬中解开个个心结，练就种种手段，一路搏杀出来。可以说，他所面对的对抗，恰恰是“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之间的冲突，他所经历的煎熬，也折射出当代民营企业家的尴尬境地。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不同于普通“就事论事”的文艺作品，《民企江湖》中的主人公柳钧在自己的思索和与朋友的交流中，确实发现了不少问题的症结，比如工伤事故之所以处理棘手，之所以会弄到沸反盈天，完全是政府责任缺位所致。在许多问题上，政府的立场不是制定和维护公平的规则，而是争取自己的利益，推脱自己的责任。新劳动法看似保护工人的权益，出血的却是老板，调和劳资关系是好事，但应该由工会来处理，政府包办完全是越权错位…… 由工科出身、逻辑严密、喜欢较真的柳钧得出这样的结论，既自然又巧妙，也可以给不少“习以为常”的读者提供全面的启发。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民企江湖》与《大江东去》真是血脉相通的。 回想起来，看《大江东去》还是在2009年，对许多内容只能作壁上观，谈感受尚且有点“子在川上曰”的超脱。到了看《民企江湖》时，已经作为技术负责人亲身经历了草根民企的成长经历，营业额两年内暴涨二十倍，意想不到的问题曾出不穷，许多时候对原则的坚持不得不妥协于业绩的压力，因此阅读《民企江湖》也更有感触。而且与柳钧同样是技术出身，我也坚信技术有自己的价值和规律，最终必然要走到“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康庄大道上来，这不是“西方道路”，而是西方人先于我们探索出来的道路。然而如何走上这条路，却是我们必须解答的问题。去年交流中有朋友问我，既然翻译了《程序员的职业素养》，如何看待书中列出的规范与现实的差异，我只能据实地回答，我也在摸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 按照历史，春秋战国的大乱之后，天下终于统一。我也希望，《大江东去》和《民企江湖》所展现的春秋战国能早日规范起来。乱世虽然足够刺激，却更适合遥想和怀念，天下太平，才真正适合普罗大众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