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孙杨成为热点的时候,有些文章把孙杨和姚明做了对比,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因为它告诉我们,面对不那么友好的提问,其实不只有“不能侮辱中国”这样一种“刚烈”的回应方式,姚明就给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答案。 比如姚明刚到美国时,巴克利断定姚明不行,“如果这家伙哪一场比赛能得超过19分,我就电视直播亲驴的屁股”。对任何人来说,即便这是玩笑,也是不友善的玩笑。不过,姚明接受记者采访时把它轻松化解了:那么,我只好每次都得18分咯。 又有一次,记者问姚明:为什么中国十三亿人,连五个篮球打得好的人都找不出来呢?姚明的回答也很优秀:你看美国有三亿人,可是连一个乒乓球打得好的人也找不出来呢。在这种回答面前,记者也只能尴尬地笑笑,观众却多半开怀大笑。你看,这些观众可不是内心时刻紧绷着民族荣誉感的那根弦呢。 借此机会,我很想说说“幽默感”这回事。 长期以来,“幽默感”似乎总是不能得到大家的正确理解。在我们身边,许多人把“幽默感”理解为“搞笑”,落实到具体形式里,就是开玩笑,甚至主要是挖苦、讽刺、讥笑等等“毒舌”的做法。这样的做法或许能逗人笑,但应用范围相当有限,往往仅限于熟人之间,或者必须保证挖苦讽刺的对象不在现场,否则多半要吵架,甚至大动干戈也不奇怪。 许多年前我也很喜欢开玩笑,但仔细想想,开玩笑只是为了引人注目,其实并不能给自己争取到多少尊重,也不会让自己多快乐。后来才逐渐意识到,“幽默感”和“开玩笑”不是一回事,真正的“幽默感”应当是一种值得反复锻炼的健康的本领。到现在,我仍然这么认为,而且相当受用。 回想这一转变,有几本书给我印象很深。 最早是在大学时候看了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我至今还记得序言中的一段话(大意): 阅读鲁迅,你切不可过于愤激。过于愤激,不但容易丧失判断的公正和理智,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它会让你丧失对人生至关重要的幽默感。 当时我完全不能理解,以鲁迅先生这种嫉恶如仇的性格,为什么还不能“过于愤激”?愤激和幽默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幽默感对人生至关重要? 这些问题,要等到后来读了陈丹青的《笑谈大先生》才明白。原来生活中的鲁迅先生完全不是我们常见的宣传里那种紧缩媒体、一本正经的姿态,而是爱说爱笑、风趣随和的人。 陈丹青在书中引述了鲁迅一个朋友的回忆,说到朋友家,一进门就像小孩子那样打着旋子走过来。我必须说,这个描述实在太生动了,瞬间就洗掉了之前各种教科书涂抹在鲁迅脸上的浓重油彩——原来,鲁迅先生是这样的人。 再后来经历多了,才理解为什么王晓明说“幽默感对人生至关重要”。以鲁迅先生的性格,以他做文章的风格,倘若终日愁眉紧锁,时刻义愤填膺,他一定无法结交那么多的朋友,也一定不会受到那么多年轻人的爱戴。更重要的是,他一定过得不开心,健康也就无从谈起。 为什么?因为健康的生活就像钟摆,不可走极端,不可偏废,需要调和。一端越是沉重和深刻,又要保持精神健康,尤其是长期的精神健康,那么另一端就越要乐观和豁达,乐观和豁达的典型表现,恰恰就是随时随地自然洋溢的幽默感。 对比姚明和孙杨的表现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姚明遭遇的非难远远多过孙杨(甚至在国内也有非常多的姚黑),但姚明往往总能以幽默来化解,而不是摆出一副苦大仇深、金刚怒目的姿态来应对。久而久之,观察姚明的表情就可以发现,他明显要更乐观,也更健康。 如果说《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和《笑谈大先生》奠定了幽默感的价值基础,指明了“道”的方向,那么Greg Dean的Step by Step 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