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 more struggle, and I am free
中国人大概都对历史有一些特别的偏好。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历史首先是文化的象征，一个人“懂历史”，基本等于这个人“有文化”；历史也是民族自豪感的来源，哪怕考古上仍然存在争议，但是“五千年文明”的说法是普通人都耳熟能详的。
不过等我长大之后才发现，这种偏好大概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历史看起来有种道德的意味，因为我们从小就熟悉“以史为鉴”的智慧，也熟悉各种“历史的选择”：每当我们对现实感到失望、困惑的时候，我们经常去历史——而不是先贤的智慧中——中寻找解答。找到曾经发生的类似的故事，就可以预言未来的结局。
于是乎，失望也好、困惑也罢，总归会有光明的未来，历史总会给我们支撑的信念。
我曾经很相信，熟谙历史是种智慧，而且是深层次的智慧。但是看得越多、经历得越多，我就越觉得，这很难称之为“智慧”。
为什么？
我现在喜欢看Youtube上的科普节目，家里的小朋友在旁边跟着我看，也乐在其中。因为我以前读中小学时也曾是军迷，按照推荐算法，现在也经常可以看到与二战、纳粹有关的科普节目。
看多了，他忽然发现有点不对。在他的认知里，德国生活的感觉是很好的，总的来说环境不错，秩序井然，人也友好。可是，为什么德国历史上发生过那么多悲惨的故事？为什么德国人犯过那么多骇人的暴行？今天的德国和法国、英国、美国关系都还不错，但以前为什么又打过那么多你死我活的仗？
要给上幼儿园的小朋友解释清楚这一切，当然不是一回容易的事情，甚至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残忍拒绝，让孩子的好奇心落空，显然又不是好的选择。
该怎么办呢？
我自觉比较幸运，因为我知道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的故事。
布拉格号称世界上最漂亮的几个城市之一，已经有无数的照片来印证了。不过布拉格也不是只有美景，还有若干“不那么美”的景点，同样值得参观。最近我去布拉格，就参观了海德里英雄纪念博物馆。
如果你看过电影《类人猿行动》，大概知道这个故事。不过不管你有没有看过，读完下面的内容都应该有收获。
Continue reading 在布拉格，追寻《类人猿行动》的踪迹先讲两个和语录有关的小故事：
1918年，俄国爆发了震惊全球的“十月革命”，让无数人欢呼“一个新世界的到来”。然而根据1992年新解密的苏联档案显示，在苏联成立之初的大饥荒时期，1921年全国判处贪污贿赂罪69641起，1922年判处贪污贿赂罪32587起（当然有相当部分是贪污挪用美国救济总署支援的物资），相比后世认为“贪污受贿的真正转折点”赫鲁晓夫时期，这个数字其实更为惊人：在1957年，犯贪污腐败罪的也只有1800人。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布尔什维克认为部分原因在于党的干部文化程度太低。列宁说：“真正有政治素养的人是不会贪污受贿的”，掷地有声的话语给出了铿锵有力的解释。
前不久，我去一位长辈家拜访，他的女儿学习非常好，高考考上全国闻名的X大学之后，今年又要出国深造，值得恭喜。谈到这个话题，他说：“感觉去了X大，毕业出国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跟其它学校截然不一样”。我说“似乎是这样，用毛主席的话说，上X大是出国的必要准备，出国是上X大的必然结果”，于是大家相视而笑。在这里，语录又一次发挥了神奇的作用。
说起来，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各种各样的语录似乎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这里我说的“语录”，不仅限于常见的标语横幅，还包括各种名人名言，尤其是革命领袖（近来也包括上古圣人）的语录，似乎其中包含了无穷深奥的道理，用处也无穷广泛（甚至可以用来开些似是而非的玩笑，比如上述第二个例子）。
偏巧，这类语录和我也有点渊源：中学政治课见到了“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之后，我就困扰于一个问题：既然革命导师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也认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符合”某种水平的生产力的，为什么生产力水平低于这种程度的时候，要采取其它生产关系？难道同样的生产力，能够“决定”出两种不同的生产关系？为此，这些年我陆陆续续地读过了列位革命导师的著作，终于明白了这问题要怎么解释。同时获得的另一大收获就是：回头看生活中随处存在的“语录”，凭空多了种奇妙的感觉，也深刻觉得，太过倚重语录，赋予这些语录太多的意义，恐怕并非好事。至少就我所见，这种做法存在三大弊病：
第一，倚重语录，等于把字词从语境中割裂出来，这样可能产生全然不同的意义。这方面最极端的例子就是黑格尔的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句话，常常被人用来辩护（而不是解释）。然而我们需知道，黑格尔所说的“存在”并非普通生活中的“发生”，黑格尔所说的“合理”也并非辩护者所暗示的“正当”。“语录”式引用背后的逻辑是：黑格尔是大哲学家->他的论断是有哲理的->他说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是有道理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发生了的就是正当的。在这根链条上，黑格尔的身份、学说，“存在”与“合理”的哲学意义都不见了，只空余孤零零的几个词和几道巨大的逻辑鸿沟。也正因为倚重语录可能割裂语境，胡适先生当年才会告诫青年学子：做学问，思考问题，不加思索地把名人名言当成论据，是一种很不好的习惯。
第二，倚重语录，可能遮蔽对现实的认识。最突出的例子是这类论调：“中国乃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因为）孔子说过如何如何”。我们对历史稍有了解就会知道，中国文化虽然与“儒”有脱不开的联系，但“独尊儒术”的“儒”，乃是董仲舒解释定调的“儒”，而且即便“独尊儒术”，其实也是“阳儒阴法”，里外两张皮的。再者说，孔子的话，即便真的被广大人命所接受、背诵，充其量也只是生活的希冀或规矩，是否生活的常态和真相尚待考证，怎么能当成论据呢？拿孔子的语录来“证明”中国历史如何如何，搞混了实然和应然的区别，实在是非常大的错误（依我看，上面第一个例子中列宁的语录，其实也有这种问题）。
第三，倚重语录，可能得到看似正确但非常滑稽的结果。语录本身，可能并非逻辑自恰的整体：十月革命之后，斯大林告诉大家，“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存在了”，但到了大清洗时期，他又提出要“反击剥削阶级分子的进攻”。前后明显矛盾，但无论争论的过程如何，结果却很可能是“斯大林的判断很英明”。类似的例子，在我国也发生过：文革中，斗争的两派各自援引领袖语录攻击对方，最后的结果却是：这是xx思想的胜利。这种依靠语录，无视矛盾而直取结果的做法，尤其荒谬。
有人可能会说：外国许多书籍，每一章的开头也引用其它人说过的话，岂不是有同样的问题？不过，就我所见，外国作者虽然有在章节开头引用名人名言的习惯，但多半不会把它们当成倚重的论据，更多的是作为“导入的台阶”或者“辅料”，只起修饰和陪衬的作用——所以总而言之，对负责任的作者来说，语录还是少用、慎用的好。
我国的历史教育有很多特点，其中之一就是按照马老圣人的“规律”削足适履，另一大特点就是把历史当成“大事记”——哪年、哪月、哪日，发生了什么事情，意义是什么，它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教科书上的所谓“历史”，便是这样的简单重复。其结果就是，接受完完整的所谓“义务教育”之后，某天我忽然发现自己对历史竟然一无所知：阳历乃是外来的立法，为什么阳历1月1日会有“元旦”这样本土的名称？“星期”乃是外来的历法，在它传入之前，我们生活的时间单位是什么？……这些活生生的历史问题，“历史书”毫不关心，似乎我们根本不需要知道，也不需要感兴趣。
所以，我们只能便带着这些好奇，自己去探寻：
假如我生活在辛亥革命之前，那么大家说的“元旦”乃是春节；
如果我生活在“星期”没有传入的年代，大家的生活乃是以“旬”为单位的；
如果我生活在晚清、民国，我和普通劳苦大众穿的，多半是单调的深蓝色衣服；
……
不过，了解归了解，内心却难以清除“大事记”的遗毒：如果当时我是xxx，我一定要运筹帷幄、明察秋毫、力挽狂澜……
可是，某天我忽然再次猛醒：从生活现状看，我生活在任何年代都只能是一介凡人，即便在风起云涌的年代，注定连“治世能臣、乱世奸雄”都算不上，再加上厌倦了那些毫无逻辑、牛头不对马嘴的所谓历史“分析”和“研究”——与其迷恋帝王将相、生造出各种因果链条，不如多去了解了解跟自己类似的平凡人的生活。革命导师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忘记自己是凡人，忘记平凡人的历史，多半可以算作背叛自己身份的可怜虚妄吧。
假如我是民国时期的贫苦农民，我一定去寻求新教传教士，而不是天主教传教士的帮助；
假如我是民国时河南的农民，在开明进步的“基督将军”冯玉祥的治下，春节包起饺子，是一定会被当兵的把桌子灶台踢坏的；
假如我是参加长征的战士，在贵州落了单，一心想要回到大部队，我肯定念叨的是“我要找到朱总司令”，而不是“我要找到毛委员”；
假如我是红军的下级军官，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期间，我很可能在馆子里消受美味的辣子鸡，连吃一个礼拜，最后店家只能以猪肉冒充鸡肉；
……
这些年来，我着意收集凡人的生活历史，只觉得困难重重：详实绵密的生活记忆本身就很稀少，又因为审查制度的妖娆，大多只能口耳相传，绝少集中公布、发表的机会；第一手资料固然可靠性高些，又要竭力避免有意无意的吹捧或贬损，需得多种资料互相验证才敢取信。在这种环境下，龙应台女士新近出版的作品倒是显得尤其可贵了：她通过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再现了“天翻地覆慨而康”的那些岁月中有太多太多平凡人的故事，又因为故事的主人多半是平凡人等，即便对大形势的了解有所差池，但对切身经历回忆，因为无涉太多利益，反而真切可信。星星点点的故事，让我想起许多年前的一首歌：一个神话，就是浪花一朵，一个神话，就是泪珠一颗，聚散中有你，聚散中有我……
假如我是在长春被围困的老百姓，可能饥肠辘辘地被国军放出城去，面对解放军封锁的枪口，上吊自尽；
假如我是四行仓库撤退的八百壮士之一，我可能被送往腊包尔的俘虏营，为日本人修筑机场，被日军虐待，被美军轰炸；
假如我是抗战中被俘的国军战士，我可能遇上与日军同样凶恶的台湾监视员，命丧异乡，也可能遇到心怀善念的监视员，蒙恩幸存；
假如我是那些年河南南阳中学的五千学生之一，我可能必须与老师同学一起，徒步走过几千里，在永州“产异蛇”的空地上，跟老师朗诵《古文观止》，辗转到达台湾员林；
假如我是北平解放时载歌载舞的大学生，我可能遇到难过得掉泪的国军青年军官：前方打仗的补给都没有，却一直给你们白面、肥肉，可你们一直要闹，闹到“解放”了，跟大家一起吃陈年小米；
假如我是河北崇礼的村民，历来信奉基督教，我可能在抗战结束后，跟五百乡亲一起，被无神论的军队杀死，尸体不及埋葬，就要被三民主义的军队用作宣传的证据，直到亲友突破封锁，泪流满面地冲上来认领；
……
在我看来，面对这样的故事，争论对错全然失去了价值：没有必要为其他人“站错了队”幸灾乐祸，也没有必要为自己的“进步”暗自庆幸，“居功至伟”、“恶贯满盈”之类，或许只适用于政客，距离普通人十万八千里；在大江大海的年代，无数的寻常人，我们的同胞，仅仅是懵懂地签了字、上了船、出了门，就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命运，成了大江大海漩涡中的一叶扁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