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有许多种，有的能拓展眼界，有的能加深理解，有的能激发兴趣，还有的，能温暖人的内心——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就是这样一本书。
这是很久以来就想看的书，而且知道一定要看夏丏尊先生（他是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的译本（一如《双城记》必须看罗稷南），此次从国图借了来，看完了，算是还了许久以来的愿。
初看上去本书颇为平常：19世纪，某位意大利小学生一年的纪事，当然，经由他父亲的手笔细细修改——未改变其思想，并尽可能保留儿子的许多话。其中记述的种种平凡生活：亲眷、师生、朋友、乡国，看似简单寻常，却浸润深厚的温情，如同朝阳下的万物，被泽光辉（我印象深刻的是《每月例话》中的《少年笔耕》，类似的故事中文世界也有，但总缺乏润物细无声的自然气息）——所谓“温暖人的内心”，即是由此而来，相比之下，那些硬梆梆的“教育理论”，那些刻意树立的“典型”，越发显得遥远而空虚了。
前些天有朋友发感慨：看到报道，调查小孩子最喜欢的“革命战争影片”……心下暗自庆幸，我永远记得：小学时参加学校作文竞赛，获了二等奖，老师向父亲抱怨说，若不是作文里有外国童话的味道和人名，本来可以拿一等奖的。回到家中，父亲偷偷告诉我：别听你们老师的，这件事，我是站在你这边的。
什么是修辞学？
关于“修辞”的解说，颇有分歧。概略地说，可以分为两类：狭义来说，修是“修润”，辞是“文辞”；广义来说，修是“修整”，辞是“语辞”。前者阳春白雪，后者下里巴人。在白话文兴起之前，文辞与语辞的差别很大，两种观点的分歧也就格外明显。但如今，一般都认为，“辞”指的是语辞。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认为，“修辞”就是整理表达，使之在传意达情方面更为合适的手段。
语辞使用的的三重境界
我们从修辞的观点来看语辞的使用，大体可以分为三重境界：
1.记述的境界——以记述事物的条理为目的，譬如法令、记载；
2.表达的境界——以表达生活的体验为目的，譬如散文、诗歌；
3.柔和的境界——以上两种境界的糅合，譬如闲谈、杂文；
以修辞学的术语来说，第一重境界常使用消极的手法，第二重境界常使用积极的手法。消极手法以明白精确为目的，使用语辞时常以意义为主，但求适用，不计较华质和巧拙；积极手法的内容富于个人经验，注重字义之外的其它形式，例如字音、字形。
王安石在《上人书》中说“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使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也就是说，华巧并非修辞的唯一目的，“文”外还要有“质”，除了积极修辞，还要讲究消极修辞。
修辞手法的侧重
既然修辞手法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在何种情况下，应用何种手法，也就有相应的标准：
消极手法侧重在应合题旨，积极手法侧重在应合情境；
消极手法侧重在理解，积极手法侧重在情感；
积极手法中，辞的内外往往有相当大的差异，而不像消极手法那样密合。
在选择修辞手法时，应以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不应仅仅是语辞的修饰，更不能是离开情境的修饰。即使偶然成就华巧，也应当是这样适应的结果，而不是虚浮的装饰；即使偶然超脱常律，也应当是这样适应的结果，而不是故意的破格。
两大分野的概观
消极的修辞是抽象的，概念的，必须处处同事理相符合，而积极的修辞，却是具体的、体验的，价值的高下全凭已经的高下而定。
举两个例子。
韩愈的《杂说》中有这样的句子：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这句话，就违背了消极修辞的原则，两个“千里马”并非指向同一事物，所以，除非有特殊的意味，否则还是换一种表述方式较好。
张炎的《词源》里说，他父亲做了一句“锁窗深”，觉得不协律，遂改为“锁窗幽”，还是觉得不协律，最后改为“锁窗明”，才觉协律了。
在这里，因为使用的是积极的修辞手法，所以，事实到底是“深”、“幽”还是“明”，已经不重要了。这个例子虽然有些极端，但也告诉我们，在不改动主意的范围内，为了声音或形体的妥适而有种种的经营，在积极修辞中，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忽然就来了兴致，去书店买了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很好的书，觊觎很久的书，迟迟也没有动手，这次下了决心去，所幸还有一本，老板认识我，热情一如既往。
打开塑封，特殊的油墨味，熟悉的，是久远的语文课本的味道，亲切感油然而生。
在书店晃荡，翻完了刘小枫的《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两篇，纪念罗念生先生的《这女孩儿的眼睛为我看路》，一篇关于文革回忆的《记恋冬妮娅》，因为真切。其它一些文章，读来总不是那么亲切，甚至即使是《这女孩儿的眼睛为我看路》，也散发出丝丝政治神学教主的气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的确出现了不少出色的翻译大家，遗憾的是，一些人一生的热情奉献给了并不那么经典的西方作品。巴尔扎克的小说、罗曼• 罗兰的文字，算什么了不起的西方文化精神遗产？”这样的反思，很是应该，也深以为然。但我认为，且愈来愈深刻地觉得，态度要更为宽容一些，才好。
下一本书，我想去买冯象的《木腿正义》。
p.s.
纪念冬妮娅
这女孩儿的眼睛为我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