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 more struggle, and I am free
词语是语言的基本组成单位，所以进行翻译时，也应当首先确保准确认识原文的词意，然后在目的文字中选择合适的词汇进行表达。这个道理说起来似简单，做起来却很麻烦，因为词语的意思通常不只一种，有表意（denotation）和涵义（connotation）的区别。表意是刚性的、常见的意义，而涵义是词语蕴含的相关意义。比如英文中的fox，表意是“狐狸”，涵义则是“狡诈”；中文里的“牛”，表意是一种动物，涵义则是“壮实”或者“勤勉”。fox的表意和涵义在中英文里较为相似，但“牛”则相差较远。所以如果看到英文原文说“这人强壮如马”，译者必须知道这里取的是涵义，所以译成中文必须改为“这人强壮如牛”。
不断提高自己的翻译效率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是各位朋友都希望的。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呢？根据我的经验，不断反思、总结自己的翻译经历，是很有成效的办法。下面是我自己总结的翻译步骤，按照这样的步骤，我可以获得最高的翻译效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对比过中外教材的人，很多都对外国教材有意见：篇幅太长，简单的东西需要翻来覆去地讲，生怕读者不明白。但是，如果大部分教材都这样啰嗦，就一定有啰嗦的道理。教材以保证学生能够学明白为目的的，不但要让资质最好的学生能够明白，而且要考虑资质一般甚至稍差一些的学生的理解能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教材表达出十分的信息，学生可能只能接收五六成，为保证效果，啰嗦一点才能真正起到传授知识的作用。
表达出十分，接收五六分，各种交流都有这个规律，翻译也是如此。原文表达十分，译者能接收到的通常也是五六分。如果译者作为原文的普通读者，接收五六分当然没有问题，因为这是原文读者的普遍水平。但译者将原文翻译出来，译文的读者能接收到的大概就只有三四分了。也就是说，译文读者接收的信息比原文读者少得多（这也是很多人强调一定要看原版的原因）。所以，好的译者必然会竭尽全力保证译文读者能接收到足够多的信息，减少翻译过程中的遗漏。要做到这一点，译者就不能以“原文普通读者”的身份来要求自己，一定要比普通读者多走一步才算称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典故的翻译。
所谓典故，就是文章中引用的古代故事或者有来历的词语。通常，典故都是与原文所处的文化有密切关联的，原文读者和译者大都懂得这样的关联，而典故与译文所处的文化并没有这样的关联，所以译文读者未必懂得其中的奥妙，如果仅仅是“忠实”翻译，“文字之外”的信息就丢失了。所以遇到典故，译者一定不能只求“忠实”，而需要多走一步，把“文字之外”的信息补全，才算称职。
直译更好还是意译更好？这也是困扰许多译者的一大问题。不但资深译者时常为此犯难，就是初学者，尚未动笔便发愁直译更好还是意译更好，因此步履维艰的，也到有人在。所以，说清楚直译和意译的问题大有必要。
什么是直译？直译即word-for-word translation，也称作literal translation，意思是“按原有的形式来翻译”。典型的例子是将“I have a pair of shoes”翻译为“我有一双鞋子”，简直是字字对应，堪称百分百的直译。但是能这样翻译的情况并不多，稍复杂一点的句子，比如“they have many difficulties to overcome”翻译为“他们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I can not walk”翻译为“我不能走了”，就已经有点“欧化”的味道了；如果遇上英文独有的结构，比如“I learned a lot during that period”，根本无法直译过来，因为按照中文习惯，during that time是必须放在主句之前的。这样看来，直译很多时候并不是可行的办法。
什么是意译？意译即sense-for-sense translation，也称作free translation，意思是“换用其他措辞重新表达，或者不受限制地翻译”。因为文化或者语言结构的不同，许多场合必须使用意译，否则很难“重新表达”。比如“Things will be mend in the end”，直译是“事情最终会得到解决”，意译则是“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To teach is to learn”，直译是“教书就是学习”，意译则是“教学相长”，两处都是意译的更清楚；更复杂的如“To carry coal to Newcastle”，直译是“运煤到纽卡斯尔”，意译是“多此一举”，两相对比，高下立判。更极端的例子是，不同语言对同一概念的表述习惯完全不同，这时候必须除了意译别无它法。比如常见的“去往xx方向”，在英文里对应的说法是“to/towards xx”，如果翻译为“to the direction of xx”就是典型的中式英语。
谈到翻译，许多人之所以感兴趣又不敢尝试，是因为自认“文字天赋不够，文学造诣不足”，总之，就是艺术修养不够。翻译是与文字打交道的工作，而“文字”总让人联想到“文学”。毕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有少数受过教育的人才识字，他们所追求的只有“经世文章”，而且公众所知的“翻译家”无一不是以翻译文学作品而著称；故而“文字”常常与“文学”和“艺术”紧密起来，由此把众多感兴趣的潜在译者挡在门外。
那么，想做翻译需要很高的艺术修养吗？当然不是。
20世纪以来众多研究的一大价值，就是揭开了很多“天赋”的神秘面纱，让大家知道学习和训练的重要性，体育运动是如此，文艺创作是如此，翻译也是如此。我知道有许多人对翻译有兴趣，又担心自己“没有语感”，“没有语言天赋”，结果止步不前。对这样的情况，我时常感到非常惋惜，因为回过头看，自己能做一点翻译，而且译文能有机会出版，运气占很大成分，剩下的就是不断的学习、练习和总结了，“天赋”基本是没有的。如果你对翻译有兴趣，又担心自己没有“语言天赋”，不妨看看我的经历。
我是2003年开始接触翻译的。当时美国对伊拉克动武，国内只能看见“一边倒”的报道，而我恰恰是“不甘被蒙蔽”的热血青年。为了在论坛上争论，加上在学校读书的时间比较多，就想翻译一些外国媒体的报道发在论坛里。
我想，所有人刚开始做翻译的最大感受都是相同的：堵得慌，一直习惯自说自话的人，从来没想过要把意思表达明白会这样困难，就好像要说话却发现舌头不受自己控制。我记得自己刚开始翻译的文章是《纽约时报》的报道：联军攻入巴格达，伊拉克人脱下皮鞋痛打萨达姆雕像。这篇报道翻译成中文大概有一千字，却花了我四到五个小时，而且完成之后大汗淋漓，心力交瘁。再难以卒读，好歹也是完成了，而且论坛里很快就有人热捧——原来，翻译没那么困难。
《资本的秘密》是最近一位读者朋友向我推荐的（这就是写作的好处，所以我说《写作是一种高质量的社交方式》）。很奇怪，这本并不诞生在互联网时代，也不研究互联网的书籍，却能加深我们对互联网的理解，丰富我们对互联网的想象。
纵观全书，作者希望解答的关键问题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人民也拥有大量的资源甚至资产，却谈不上富裕，反而深陷贫困呢？有人说这是历史的问题，有人说这是文化的问题，有人说这是企业家精神的问题。但是《资本的秘密》的作者认为，这是资本的问题。资源、资产，都不等于资本，资本必须要“具有某种增值的经济潜能”，并且这种潜能必须能够释放出来。否则，再丰富的资源，再珍贵的资产，都不算资本。要释放资本的经济潜能，就必须确定资本的所有权——这是一整套制度和安排，而不仅仅是简单的一纸文书。
大概五年前，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情：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的交流会越来越多地从同步（电话、QQ）转向异步（微博、微信、邮件），也会越来越多地趋向“实名”（不一定用真名，但会用一个账号把网络上各处的发言、信誉关联积累起来）。综合这两种趋向，我觉得写作——更准确来说，是面向公众的严肃写作——应当是适合未来潮流的社交方式，因为写作天然就是异步的交流，而且每篇文章的作者又是非常确定的。经过这些年的尝试，我还可以肯定地说，写作是一种高质量的社交方式，下面是理由。
《信息简史》是去年我读过的印象最深的书。
这本书的开头讲了一个小故事：当年香农面对着飞快发展的电话网络，他忽然想到，这些电话线上每天传递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应该如何衡量？结果大家都知道，香农提出了三大定理，奠定了信息论的基础。而《信息简史》所描绘的，正是人类历史中信息的出现和发展，以及人类对信息的认识和运用：从最早的语言和文字的出现，到印刷术的发展、计算机的出现，一直到信息科技的最新进展。到最后我们才发现，很多时候人类所需要的只是信息本身，实物不过是载体——比如，贝多芬的交响曲到底存在在什么地方呢？显然它既不在乐谱上，也不在演奏现场。可是，在漫长的历史里，信息都必须而且也只能依附实物存在，真正独立开来不过是最近才出现的事情——倒回去二三十年，很难想象我们能用“字节”为单位，统一衡量音乐、图像、视频、文字等等各种信息。《信息简史》的书末还提到了一种让人震惊的假设：信息（尤其是DNA信息）是力争永恒存在的主体，我们无非是信息传递的工具而已。
虽然我之前也做过很多与“信息化”有关的工作，但从没有像《信息简史》那样，单纯从“信息”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可以说，这本书在很多方面重塑了我关于信息和世界的观点。
“产权是一束权利”，这是我刚接触经济学时印象最深的一点。我现在还还记得当时看到的说法是，产权只包含（对特定对象的）支配权、转让权、收益独占权，只有界定清楚产权，才能谈其它各种话题。“一束权利”的概念震惊了我：单个对象可能有很多甚至无穷多项权利，但产权只是其中的“一束”而已，它有清晰的边界，而这种边界可能与我们日常生活的理解相违背。举例来说，你拥有一块土地的产权，这种权利似乎是“绝对”的，你可以在上面盖房子，也可以阻止他人进入，却不能阻止飞机从头顶上飞过，也不能阻止地铁从脚下通过，因为这些权利并不在产权对应的那“一束”权利之中。这个道理，虽然不那么明显，也不难理解。
之所以不难理解，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权利与实物的分离尚且不明显，而实物是存在于生活之中，有感性认知的。但是人类社会大规模信息化之后，信息和实物逐渐分离，之前关于实物的很多权利，演变为关于信息的很多权利。这些权利从实体衍生出来，却不再需要依附实体存在，但是在我们的思维里，这些权利还脱离不了之前的实体，所以带来了很多认知上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