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 more struggle, and I am free
时常与一些同行朋友说起“软件难做”的话题，一方面软件确实挺难做，变数着实太多（推荐《梦断代码》），另一方面，让人理解软件难做，更是不容易的事情。如果说第一个问题靠苦练内功还能看到希望，第二个问题就近似无解而让人绝望了。下面两个场景，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头儿说：你们开发怎么这么慢？拿这么高的薪水，做事还这么慢？我急得不得了，只可惜我不懂开发。我如果懂，我去学校招50个码农，连续熬夜一两个礼拜，绝对可以做出我想要的系统。
头儿说：我真是对系统失望透顶了。想我以前刚创业的时候，七八个人，五六台电脑，什么事都是靠喊，那时候工作效率多高，人均产值多高？现在人才到几百个，就成了这个鬼样，说要上系统，上了系统有变好吗……
我有时候会想，这些说法在普通人看来似乎也没有错，但行业中人都知道错得厉害。那么，问题究竟出现在哪里呢？我想来想去，觉得原因大概在于，持这样说法的人往往只依靠来自生活经验的“逻辑”和“直觉”，还没有真正理解“软件”（或者说“系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从小记忆力就不好，哪怕对自己很喜欢的东西，也难得记住。
我曾经是军事发烧友，但二战时期德国的两种导弹，V1和V2，到底哪种是巡航导弹，哪种是弹道导弹，我一直记不住，看过了又忘；我也曾经是电脑游戏发烧友，但只记得id Software的创始人是两个约翰——约翰·罗梅罗和约翰·卡马克，这两个人分别干了什么，我也记不住。结果这类话题往往不敢与其他人细聊，生怕露馅而尴尬。
秉承这种记忆力的突出结果就是：我的文科一直学得不好。中英《南京条约》开放了哪些港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这样的答案有些人看一遍就能记住，我却要把“广夏福宁上”念个几十上百遍，才稍微有些印象。我当然羡慕那些记忆力好的同学，同时也好奇：有些人的记忆力明明不够好，第一遍也背不下来，为什么还是能记得那么多东西，而且那么清楚呢？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直到有一天我忽然发现，我分得清V1和V2导弹了，分得清约翰·罗梅罗和约翰·卡马克了。这当然不是千百遍的背诵做到的，但是花的功夫也不少。
时常有人说跟我打起交道来，感觉不像普通的程序员。我不知道这到底是褒还是贬，不过原因我大致清楚，因为在普通人印象里，程序员应该是很沉闷很木讷、不善于交流的。大家不知道的是，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也确实是比较沉闷和低调的，这也是选择计算机专业的部分原因。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我对社交的认识，从此促成了我“不像程序员”的改变。
我有时会帮朋友们做些工作引荐，所以经常见到一种可惜的情况：有些人明明素质很好、专业很过硬、经验很丰富，偏偏简历做得太过敷衍潦草，一眼看去泯然众人、毫无亮点，甚至让希望引荐的我感到汗颜。看来，有必要认真谈谈简历这件事情。
要想找到好工作，简历是敲门砖，所以怎么重视都不为过，尤其是要提供“抓人”——也就是能给简历阅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简历。
上个月，有个以前的同事问我：“你在的时候，为什么不把原来的系统都重做了，我们明明有实力啊”。
我说：“我们也做了很多事情嘛，系统稳定性、安全性、增加冗余、理清各模块职责、API通讯机制的建立、内部分层的整理。”
他说：“对，但我还是想知道，你为什么不把系统重做了呢？”
于是我问：“我离职之后，后来似乎多投了不少人重做系统？结果怎么样呢？”
他说：“结果，结果就是做业务要同时操作三四套系统……”
就我所见，把原有系统“推倒重来”的喜好不只程序员有，使用者更有。拿我几年前的那份工作来说，刚入职老大们就来跟我讨论系统重做的打算：需要多少人，多少钱，多长时间，能把原有系统推翻重来。毕竟大家每天都忍受切肤之痛：速度慢、经常出错、不安全、客户抱怨、架构糟糕…… 所以都想拿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劲头，来个干脆的彻底解决。
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在我任内“重做系统”一直没有被提上日程，整个技术团队所做的都是“改良”的工作，内容就像我上面说的：系统稳定性、安全性、增加冗余、理清各模块职责、API通讯机制的建立、内部分层的整理。这个选择我有充分把握，而且在我看来，如果断然“推倒重来”，我未必能比继任者做得更好，甚至可能更糟糕，因为“推倒重来”绝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屠呦呦女士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是开心的事情。
首先要对屠女士说声“恭喜”，然后要对屠女士说声“感谢”。至于其它忙不迭凑热闹，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跳梁小丑们，即便他们身居庙堂，我们只能视若不见了。
当然，围绕屠女士获奖这条消息，无论是挺中医的，还是反中医的，都要出来大作文章。这几天朋友圈的刷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的朋友霍炬问了个问题：举全国之力，筛遍中医典籍，最终从某个角落找到蛛丝马迹，以西方科学的实证思路找到了治疗疟疾的特效药，这到底是证明中医有用呢，还是中医没用呢？
我答了一句话，霍师傅于是说：“你看，就不能跟你这样的人讨论”。
那么，我说了什么？
人的一生，当然有很多的时间去自己摸索和探究，做出自己的选择；其他人的教诲，很多时候并不会干涉选择，反而会让人少走弯路，更快捷抵达自己的目标。下面，我列了自己印象深刻的教诲（或者说“建议”），既是对各位的感谢，也希望通过分享让更多人受益。
这是大学时候中文系的王老师对我说的。当时我基本不怎么上计算机的专业课，晚自习看原版教材，白天在图书馆泡着，外加去中文系听课。对从小只接受过自然科学教育的人来说，不受约束阅读文史哲的魅力实在太大了，越看越入迷，加之当时网络管束很松，很容易在网上和大家聊得热血沸腾——只是，我从没有想过自己毕业了要干什么。
结果，又一次和王老师聊天时，他跟我说：“技术才是你的安身立命之本，文史哲只能当兴趣”。虽然我当时不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但还是照做了，又拨出很多时间学习计算机专业知识。当然，最终的理解还是王老师帮忙完成的。有一次上大课，他说：“面对人间的不义，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当然有责任上阵。但是，上阵是有多种方式的。你们是希望赤膊上阵呢，还是披挂上阵？” 就在那一瞬间，我明白了“技术是安身立命之本”的含义，并受用至今。
很多人学做菜，都是从独立生活开始的，我也不例外。
我小的时候，电视上有个著名的笑话“鸡蛋怎么吃”，说的是一群“小皇帝”自己做饭时，面对鸡蛋束手无策，因为“平时我们吃的鸡蛋不是这样的啊”。笑话归笑话，反映的却是事实。因为那时候下馆子虽然不如现在这么流行，在家“饭来张口”却是常态，充其量，洗洗碗，这就算“干了家务”了。如果非要找出和“做菜”挨边的，就只有煮方便面了，当然，这不需要任何技术。除此之外，任何需要一点点技术含量的工作，都很难胜任。比如菜谱上都说煮面条要煮到“半透明”状态即可，但我从来也没有真正有把握把面条煮到“半透明”。
人是社会的动物，有人的地方就有社交，社交有多种形式，流行的有社团、QQ群、博客、微博、播客等等。随着技术的发展，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新社交形式。不过我认为，无论形式如何变化，写作——更准确来说，是面向公众的严肃写作——是适应未来潮流的，高质量的社交，理由列在下面。
首先，愿意写作的都是认真思考的人。
老话说“教学相长”，通常来说，判断一个人是否真正懂得一门知识，就看他能不能向其他人讲明白；看一个人是否读懂了一本书，就看他能不能把书的内容复述清楚。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懂了”，真正讲出来，写下来，才发现有太多地方不懂、不顺。讲述和写作的过程，就是反复咀嚼自己所理解的，并依照一定逻辑重新组织整理的过程。具体比较起来，写作又胜于讲述，因为写作面向的人群更广，“当场解释”的机会也更少。所以说，愿意写作的人通常都有认真思考的态度。而高质量的社交，离不开认真的态度。
你知道GPS是怎么发明的吗？
马里兰州罗瑞尔市坐落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应用物理实验室（APL）的自助餐厅，长期以来都是就职于实验室的物理学家、数学家、技术人员聚会的热门地点。在1957年10月7日的午餐时间，大家讨论得异常热烈，因为苏联刚刚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
两位年轻的物理学家威廉·吉尔和乔治·韦芬巴赫也参与了讨论。他们首先确认这不是苏联的把戏，因为确实收到了来自太空的音乐。继而他们忽然想到，可以利用多普勒效应来计算卫星的移动速度（简单说，多普勒效应就是指信号源或接收器在运动状态时，相对速度与波形频率的固定关系。如果你路过鸣笛的消防车或救护车，会觉得随着它们的远离，鸣笛的音调也下降了）。结果，吉尔和韦芬巴赫用了几个小时，就实现了收听、测量、跟踪的功能。
过了几周，一个无组织的科学家团队在此基础上补充细节，研究关于轨道卫星的理论，提出了改善建议。之后，APL负责人批准了款项。于是APL的科学家们有了一整套算法，能够精密地测算出卫星的运动轨迹。
到了1958年春天，APL的副主任弗兰克·麦克卢尔把两个家伙叫去办公室，神神秘秘地问：如果卫星运动时，可以用固定的地面接收器来计算卫星的方位，那么反过来，卫星固定，地面接收器运动，能够测算出接收器的位置吗？这个问题没有人想过，也没有人评估过。经过几天的紧张计算，吉尔和韦芬巴赫确认：“反向定位”是可行的。
2年后，美国实现了“反向定位”系统，最初用于为潜艇确认位置。1983年，大韩航空的班机因为导航故障误入苏联领空被击落之后，美国向民用领域开放了整套系统。这，就是今天我们熟悉的G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