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3

前些年“经济学帝国主义”颇为流行的时候，网络上一些“经济学票友”在四处“叫嚣”：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经济学不能解释的吗？说起来，似乎真没有什么经济学不能解释的事情。我还记得一个典型的解释：为什么我们要讲道德，比如路上见到他人跌倒要扶起来？答案是：如果我们都不去扶跌倒的人，那么人人出门都必须全副武装以防止跌伤，相对这种代价，我们“理性”选择了代价更小的互助模式，这就是道德。这个解释说得通，但总让人觉得别扭，我们真的比较过“全副武装出门”的选项，然后才做出这种理性的选择吗？如果道德是经济理性的选择结果，为什么很多经济学票友又要忽略甚至否定道德呢？

别扭归别扭，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很多解释终究还无法辩驳，其经典套路是：界定某物的所有权，然后拿到市场上出价，价高者得，这样资源就得到了最有效利用。既然资源是有限的，需求是无限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各种资源都拿来标价出售，既提高了效率，还避免了道德困境。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又经常看到人们对“市场化”行为有各种非议甚至抵制，许多现象似乎不是简单的“不懂市场”就可以解释的。问题究竟在哪里呢？读完了在哈佛开设著名的“公正”课程的桑德尔教授的新书《金钱不能买什么》，获得了一些新鲜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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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必须更懂技术吗？这是个问题。做了领导以后，因为工作的关系，许多人都不那么熟悉基础的技术了，结果自己心里没底，更怕遇到问题时在下属面前丢脸。所以，有些人选择了双管齐下——既不放弃领导的工作，又不放弃原有的技能，结果疲惫不堪。还有人干脆选择不当领导了，因为有手艺，才有安全感。

这个问题也困扰过我，而且始终找不到“合理”的答案，最终还要靠亲身的工作经验来解答。所以在正式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先讲讲自己的亲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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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朋友都提到，手下的员工离职往往是让人非常头痛的事情。这大概是管理岗位经常需要面对的一种麻烦，这个问题也困扰过我。为了帮助仍然被困扰的各位同仁，下面提供我的经验给大家参考。要说明的是，因为我和朋友们几乎都在IT行业，“员工离职”的大部分情况也就直接体现为“程序员离职”，所以我主要讲的还是应对程序员离职的经验，其它行业的朋友可以自行参考。

要妥善应对员工的离职，首先应该问的问题是：员工为什么离职？但是，这么提问往往容易将大家的思维引入极端，得到“他家里有事”、“他不爽薪水”之类的个例答案，而偏离了关于问题的本质。所以我们不妨换个问法：在什么情况下，员工不会离职？我的朋友 @jackyexin 给出的答案是，员工不离职，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员工觉得公司有发展；第二，员工觉得自己有发展。我觉得很直接很可靠，也为我的经验所验证，所以，下面结合我的经验谈谈这两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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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发生了酒店住房信息泄露的事件，许多人开房住宿的详细信息流出到互联网上。据我观察，本来对这类事情是没什么人赞同的。过了不久，有人将开房信息转换了格式，并且专门提供了网站供大家公开查询，只要输入姓名等信息，就可以方便过而且详细地查看身份证号、手机号、邮箱、开房时间信息。对这种行为，却有人觉得很正当甚至要鼓励，并且列举了道理一二三。我不赞成这种观点，所以有必要详细阐明我的看法。

我仔细看了支持者的言论，大致的理论是这样的：第一，信息数字化之后，复制的成本很低，而且难以察觉，甚至一经复制就不可撤销（收回），所以如果把某份信息数字化，就要相信它有朝一日会泄露，并且做好防范，人人都有这样的义务；第二，一旦数字化的信息泄露，进入公共领域，就无法阻止传播，必然会被其他人获得，所以与其避免它被别有用心的人拿来敲诈利用，不如索性对所有人开放，加速一步到位，让人人都知道，这样反而安全了。

按照这种理论，建一个网站方便大家查询开放信息就是相当有道理的了：第一，住店的人没有做好信息泄露的防范；第二，为了避免这些信息被公开者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敲诈，提供一个网站公开详细查询，让所有人都可以看到，恰恰是“行侠仗义”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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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弄不清春秋和战国的关系，前些年看了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深深记住了一点：就激烈程度而言，战国一年，可相当于春秋十年。今天看来，这个比喻，也很适用于《大江东去》和《民企江湖》。

《大江东去》描写的是改革开放前20年，三位不同出身的主人公成长的经历。《民企江湖》所描写的是留德归来、继承父业投身机械制造业的柳钧的创业过程。在《大江东去》里，旧的制度束缚正在逐渐解开，民间的活力正逐步释放，而到了《民企江湖》，旧的体制已经基本解体，新的体制却迟迟未能建立，加之深层次的、顽固的矛盾并未解除，官方的说法是“改革进入深水期”。这种环境下，芸芸众生只能就在丛林中搏杀。同时《民企江湖》的主人公柳钧换成了留德归来的机械博士，家境富裕、逻辑严谨、循规蹈矩的工科生，习惯了在契约精神下行事，回到国内仍然希望通过“重视研发、重视核心技术、保护知识产权”的路子把企业做好，却碰得头破血流。比如创业之初，就遇到协作工厂抄袭自己研究成果的“卑劣行径”，申请的专利，签订的合约，“竟然”毫无约束力。一怒之下将对方告上法庭，法院刚受理，税务局就来电话要查帐，最终不得不自行撤诉，还必须出点血，因为不能薄了税务“无功而返”的面子。最终柳钧只能拿专利约束外方的采购，让对手外贸生意流产的代价却是被打断一根手指。在《民企江湖》里，这样“无关本业”的麻烦从采购、销售、人事、银行、资本等各个方面涌现出来，辅之以大家熟悉的人民币升值、楼市初启、股市暴涨、民间借贷发展等等社会热点事件，如同密集的鼓点时时震动读者的内心。

文艺评论有云，平庸的作品只反映生活的部分，伟大的作品反映生活的全部。《大江东去》之所以了不起，就在于它虽然关注的是个人的成长，却不忘全景式地反映了社会生活，《民企江湖》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花费了更多笔墨描写“江湖”——虽然柳钧创办的只是机械制造企业，但读者能看到的觉不限于狭隘的机械制造，有他的好友、一心从商的钱宏明来“踩点”各种生意，有他的妻子、银行工作的崔冰冰来“讲解”放贷、融资各种手段…… 《民企江湖》俨然是个小社会、万花筒。并且作者匠心独具，如果主人公柳钧仍是从底层拼搏上来的“土鳖”，难免落入俗套，而且“丛林”中的怪诞和无奈都无从体现。而“海归”柳钧出场时的惯性，本是资本主义世界积累通行的规矩使然，在国内实践起来却处处碰壁，不得不服软，“不讲规矩才是自由”。这种处处涌现出的强烈对比，无疑给了读者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的社会和生活。

最终，柳钧在煎熬中解开个个心结，练就种种手段，一路搏杀出来。可以说，他所面对的对抗，恰恰是“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之间的冲突，他所经历的煎熬，也折射出当代民营企业家的尴尬境地。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不同于普通“就事论事”的文艺作品，《民企江湖》中的主人公柳钧在自己的思索和与朋友的交流中，确实发现了不少问题的症结，比如工伤事故之所以处理棘手，之所以会弄到沸反盈天，完全是政府责任缺位所致。在许多问题上，政府的立场不是制定和维护公平的规则，而是争取自己的利益，推脱自己的责任。新劳动法看似保护工人的权益，出血的却是老板，调和劳资关系是好事，但应该由工会来处理，政府包办完全是越权错位…… 由工科出身、逻辑严密、喜欢较真的柳钧得出这样的结论，既自然又巧妙，也可以给不少“习以为常”的读者提供全面的启发。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民企江湖》与《大江东去》真是血脉相通的。

回想起来，看《大江东去》还是在2009年，对许多内容只能作壁上观，谈感受尚且有点“子在川上曰”的超脱。到了看《民企江湖》时，已经作为技术负责人亲身经历了草根民企的成长经历，营业额两年内暴涨二十倍，意想不到的问题曾出不穷，许多时候对原则的坚持不得不妥协于业绩的压力，因此阅读《民企江湖》也更有感触。而且与柳钧同样是技术出身，我也坚信技术有自己的价值和规律，最终必然要走到“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康庄大道上来，这不是“西方道路”，而是西方人先于我们探索出来的道路。然而如何走上这条路，却是我们必须解答的问题。去年交流中有朋友问我，既然翻译了《程序员的职业素养》，如何看待书中列出的规范与现实的差异，我只能据实地回答，我也在摸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

按照历史，春秋战国的大乱之后，天下终于统一。我也希望，《大江东去》和《民企江湖》所展现的春秋战国能早日规范起来。乱世虽然足够刺激，却更适合遥想和怀念，天下太平，才真正适合普罗大众的生活。

今天图灵社区正式发布了《翻译漫谈》（感谢图灵的各位老师为此书付出的辛勤劳动。这本书已经发布到豆瓣阅读和多看），经过这本电子书的写作、制作、发布，深入参与到电子书的“幕后”流程，不再限于普通的读者，我对电子阅读又有了新的理解。

最深的感慨是，电子书的制作流程极大地方便了作者和出版方的沟通，尤其是减轻了修订的工作量，真正解放了作者。在传统的出版流程中，作者需要将文档以拷贝方式提交给出版方。只要涉及到拷贝，就必然要解决变化的统一问题。为了保证文稿的统一，限制变化的粒度，一般作者和出版方会约定，每一章或者一节存储为一个文件，这样如果有变化，修改的文件会尽可能的少。

即便如此，涉及多处的修改（比如统一替换）还是很麻烦，而且单个文件多次修改也很难管理（只有极少数出版机构会用到版本管理系统，其它很多还习惯于在文件名上加注日期的方式标识版本，比如“第一章20140312”）。更麻烦的是多个文件之间的关联，比如“第1章的3月11日之后的版本中引用的，是第3章的2月28日之后的版本”。加之很多出版社更偏爱Word的.doc格式，.doc却不是印刷格式，无法保证最终的印刷效果，所以格式转换也相当烦人。

而转向电子书之后，出版社一般会提供专门的电子书写作出版平台（这里要夸一下图灵公司的写作平台，支持Markdown语法，操作也比较方便），所以出版方和作者之间确立了统一、开放的接口。无论是哪一方修改了文档，双方都可以立刻在系统中看到，并且有历史记录可以追溯，这样就不再需要分割多个文件并分别手工管理版本，彻底解决了同步的问题。

此外，不同于Word的封闭格式，电子书写作出版平台上的文档数据是开放的，可以直接用其它程序批量读取、处理。即便要生成PDF、Mobi等格式，只需要运行生成程序即可，不必手工参与，既提高了速度，又减少了随意性。这确实解决了很大问题。以前纸书的勘误非常麻烦，不但不能立刻生效，还必须记录某处勘误针对的是哪次印刷的版本，而电子书的勘误修改好之后就可以马上发布。

在我看来，电子出版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便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在电子平台上“另起炉灶”，所以摆脱了很多传统工具的限制。纸书的成书过程中，用电子邮件作为传递媒介、Word文档作为承载媒介。虽然看起来“电子化”了，但是电子邮件相当于传统的书信，Word文档相当于传统的稿纸，其实不过是新瓶装旧酒，走的还是传统时代“互递拷贝，分别修改”的路子（当然，这是受工具限制的不得已）。只有到了真正的电子出版时代，传递媒介和承载媒介的重要性都极大弱化，读编双方工作的核心才真正聚集到（平台上的）文档本身上来，工具的转变造成了工作模式的转变，结果就是沟通成本的极大下降，和作者负担的减轻。

如果以上推理没有错，那么顺着这种思路，电子阅读也应该有大的革新。

传统的观点总是让电子阅读贴近纸书阅读，似乎越像纸书，电子阅读就越成功。这种观点认为，“阅读”的核心外面，紧紧包裹它的就是“纸书阅读”，所以电子阅读要做好，就必须仅仅包裹住“纸书阅读”。但是我这么看：大家真正需要的是“阅读”，而不是“纸书阅读”，纸书阅读只不过是阅读在传统工具上的表现形式而已。因为必须使用纸书，阅读时才有分页，才有页面底部的脚注，才有做笔记的留白，才有“请翻到第xx页查找答案”……

但是仔细想想，如果书的材质是超轻超薄而且方便定位的，那么不用分页也可以阅读；如果注释可以很方便地查找，又不干扰正常的阅读，那么以弹出方式来实现也是可以的；如果有灵活变化的做笔记的空间，那么也不需要统一的留白；如果测验本身是可以互动的，那么读者也不需要“翻到第xx页”才能核对答案了。

所以在我看来，电子阅读真正要做的，不是去模拟（继而超越）“纸书阅读”，而是扣住“阅读”这个核心。没错，纸书阅读确实形成了不少传统，但电子阅读要做的不是去生硬对接这些传统的形式，而是应当仔细想想这些形式背后的实质。如同前文所说，电子阅读如果能方便地显示和隐藏注释，就可以不保留脚注，如果能提供灵活变化的做笔记的空间，就可以不保留做笔记的留白……

如果继续展开思考，纸书并不方便在书中大段引用其它文本，超链接却非常适合完成这种功能，这正是电子书的优势所在；而且纸书只能表现静态内容，但阅读有时是需要获得动态内容的，所以有些纸书的做法是使用一系列图片，但是电子书完全可以在书里嵌套视频。这样制作出来的电子书，可能形式上与传统的纸书有较大差别，却能更好地服务于“阅读”的核心，所以这种变化应当是会得到肯定的。

再进一步，就可以说到电子书的盗版问题。纸书因为是静态的，其价值凝固在成型的文字中，盗版无非就是将这些文字拷贝一遍而已，其手段就是“翻印”或者“盗印”。如果延续这种模式，防范盗版就只有“增加复制成本”一条路。不幸的是，电子信息的拷贝代价异常低廉，效率又异常高，所以“增加复制成本”这条路走起来相当艰难。

要防止电子书的盗版，不妨从它和纸书的差别着手考虑。传统的纸书，作者和读者是隔离的，作者不能直接接触到读者，甚至出版社都不能直接接触到读者，更重要的是，对作者和出版社来说，读者没有可以识别的身份，你只能知道书被人买走了，谁买的，他还买过什么书，有过什么反馈，全都是不知道的。

电子书则不一样，电子书的购买必然要求读者有识别身份。有了读者的身份，作者和出版社就可以方便地与读者沟通，甚至根据读者的购买行为和反馈，量身提供推荐等等服务。只要盗版没有攻破身份系统，正版读者就可以一直保持这种便利和特权。想想多少人曾经因为提交《计算机程序设计艺术》的勘误，收到高德纳的支票而欣喜若狂，如果带有身份的勘误信息能大方存在于正文里（电子版可以做到不干扰正常阅读），他们的幸福感估计会倍增吧。

这样比较电子书和纸书的正版策略，有点类似网络游戏和单机游戏的关系。网络游戏更像是不断更新的服务，值得持续投入，才大大降低了盗版的威胁。好的电子书应该也可以走这条路，毕竟阅读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信息，掌握知识，而优质的信息和知识必然是需要不断更新、精益求精的。

在《写对比写漂亮更重要》里，我提到写作应该重视规范性的内容。只有如此，写作的整体水平才能提高，写作才不是被少数人垄断的专利——长期以来，我们正是太强调“天赋”的部分，忽视了规范性的训练，把写作变成了“文科人士”的特权。要知道，许多文科人士更擅长的是把文章写漂亮，而不是写对，所以作品经常经不起推敲。依我所见，“漂亮”而不“对”的文章，除去规范性的了解和训练不足，还有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逻辑的问题。简单说，逻辑乃思维正确之方法。不尊重逻辑的写作，再漂亮也空乏无力。

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为何我写不出何伟那样的作品》，作者说“身为文字工作者，能写出何伟那样的作品，这辈子就对自己有所交待了”。接着历数自己登出的几篇小文章，都是匆匆而就，主要是没有时间去做，没有时间的原因在于报酬太低。继而又描述何伟有的条件多么好，报酬多么丰厚，并详细计算对比。最后总结说，好作品要么财主埋单，要么读者埋单，要么作者埋单。

从文章本身看，文字确实流畅，态度也算诚恳。但细细推敲就会发现，整篇文章的逻辑有很大问题。何伟在《江城》的序言里开篇就说，写作《江城》花了四个月，既没有合约，也没有截稿日期。实际上何伟也不是抱着写作赚钱的态度去涪陵的，《江城》是根据他的日记写成，是因为先有好奇心、有生活态度，然后才有《江城》。如果像作者所说的那样，因为没有足够报酬所以没办法去“呆上三五年”然后写一本书，那么作者将自己这三五年的生活写成另一本《江城》，是否可能呢？更重要的是，即便写作报酬的提高可以促进更多的人投身写作，提升写作的整体水平，也与“我为什么写不出何伟那样的作品”毫无关系——前者是关于整体趋势的判断，后者是关于两个个体的疑问，逻辑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即便文字还不错，糟糕的逻辑完全可以“一丑遮百俊”，把全文拉开“优秀写作”的边。

除了逻辑的问题，作者的知识结构也是造成文章光“漂亮”而不“对”的重要原因。如果把逻辑比作建筑的学问，那么知识就是选址划地的学问，选址划地不当，建筑休得再好也是白搭。安替曾说国内很多作者“细节有逻辑，整体无常识”，我是非常赞成的。

我见过一篇详细论述中国传统文化断裂的文章。在作者看来，文化断链的原因就在于文字改革，或者更具体说，简化汉字。作者列举很多理由说明繁体字和传统文化有多么紧密的关系，正是因为简化汉字割断了这些联系，所以才有文化的断裂——因为“文字是文化的命脉”啊。这位作者的文字功夫很好，文章做得相当漂亮，但是这可以算是一篇“好文章”吗？不算，因为它“不对”。

实际上，对近代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都会知道。经历过大规模文字改革的国家不只中国，上世纪40年代，越南、日本、韩国为了凸显“文化独立性”，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文字改革，废除了大量的传统汉字。如果文字真的是文化的命脉，那么越南、日本、韩国是否也经历了传统文化的断裂呢？如果没有，到底是因为文字并不是文化的命脉，还是这些国家采取了针对性的措施？这些问题没说清楚，整篇文章写得再漂亮，反而会造成不好的影响，让不熟悉这些历史的读者也产生错误印象。

顺便说一句，不少专栏写手崭露头角时让人啧啧称奇，过了一段时间则光彩黯淡、日渐平庸，知识不够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好的写作必然要以充分的知识储备为依托，如果不能及时补充足够多、足够高质量的知识，再好的作者也会有江郎才尽的一天。

最后，价值观也非常重要。有些作者知识非常丰富，写作的逻辑也很强，但写出的文章读起来并不舒服，或者只能满足少部分粉丝的胃口，得不到大家的认同。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没有正确的价值观。这里说的“价值观”并不是对个别观点的对错，而是对现代文明普世价值的认同，比如文明表达、不取笑他人的生理缺陷、同情弱者等等。遗憾的是，如今还有很多作者甚至是知名的作者，写文章时追求“意气风发”，喜欢“好勇斗狠”，即便自己有道理，写文章还是要依赖粗鄙的言辞、侮辱的比喻等等才“过瘾”。这样的文章或许看起来确实“过瘾”，能快意一时，但我们仔细想想好的文字，基本没有哪一篇包含粗鄙的言辞、侮辱的比喻的。这样的文字哪怕能名噪一时，时间长了必然会遭到众人的鄙夷。

在我看来，要想改善当前的糟糕的写作状况，单纯依靠文科人士是不行的。一方面因为他们不少人太过看重写作中“漂亮”的方面而忽略了规范的方面；另一方面也因为国内教育状况导致文科人士在逻辑、知识结构、价值观方面有所欠缺。反倒是不少理工科出身的人，逻辑健全，知识结构完整，价值观健康，加之有意识地锻炼表达，写出了相当不错的文章。但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为了挑起文理科之争，只是想说明，写作本来不是难事，甚至毫不稀奇，写作是有一定规范的，任何人都可以锻炼培养的能力。

谈到写作，大家都公认“文笔”很重要。写出好文章，离不开好的文笔。大家也认为，文笔是种天赋。如果自觉没有这种天赋，也就和写作没什么机缘了。

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上学时每次老师夸奖“文笔好”的同学，我都很羡慕，也惋惜自己沾不上写作的边。然而这些年来根据自己写作、学习的经验和思考，我逐渐发现，文笔对写作确实很重要，但好文章要求的“文笔”，却不等于天赋的“文笔”。

按照传统的理解，“文笔”侧重于对文字、语词自身的优美的感知和运用能力。从小到大我们受到的语文教育中，“好的文笔”大概就是气势的排比、形象的比喻、优美的搭配……，总而言之，就是能让文章“漂亮”起来的手段。所以很多老师会鼓励学生用一个小本子记录“好词好句”，写作文的时候才有资料可用，才能体现好的“文笔”。好的段落之所以被挑出来，也是让大家学习这种“文笔”。目前许多中文写手所擅长的，也正是这个方面，甚至可以说“语感超强”，阅读他们的作品，常常可以被层出不穷的好词好句弄到眼花缭乱。这样漂亮的“文笔”可以通过积累背诵得到，但非原创的“文笔”常常不够新鲜、生动，好的“文笔”多是灵光闪现、语感爆发的结果。大家认为文笔离不开天赋，或许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我们仔细思考就会发现，写作是将作者所想的内容表达出来的过程，所以“文笔”就是将这些内容具象为文字的本事，其实并不稀奇。传统上说的天赋的“文笔”（词句优美），其实不等于文笔的全部——好词好句或许能解决“漂亮”的方面，但表达不是只有“美”的部分，还包括“对”的部分，即规范性的成分。

写作的历史悠久，经过历代作者的贡献和积累，已经形成了相当多的规范性知识。如词语是否准确，句意是否流畅，段落衔接是否自然等等。它们好像刚性的骨架，深埋在文字里，虽然没有“天赋文笔”的美丽光环，却深深影响着作者意思的传达和读者的阅读情绪，保证整篇文字不会误入歧途，不会成为畸形。如果忽略了对这些规范性知识的学习和训练，写作时很难单纯依靠优美的文字“一俊遮百丑”。道理很简单——词句再优美，缺乏了“对”的基础，都不算“好”的写作。

不幸的是，我们总是强调文笔中的天赋部分，太看重“优美”，而忽略了“对”的部分。基础语文教育中很少认真讲到准确用词、严格造句、段落衔接方面的内容，更不要说专门的训练了。在成人写作的世界里，又缺乏足够有分量的批评，即便有 这种文笔方面的建议或讨论，也会被视为“吹毛求疵”、“不上正板”，显得“不入流”。所以即便已经成名的写手，也不愿意时间来锻炼和改善，因为这“不是问题”。结果，天赋的“文笔”再好，华美的盖头之下，总是可见糟糕的质料、粗糙的针线。不少所谓“文笔不错”的文章，读过之后只能留下几缕空洞的感觉，完全经不起推敲。

在词语的准确方面，不少知名写手也常犯错误，用“甚嚣尘上”描述好消息的传播，用“狼奔豕突”形容车流的繁华（用成语没错，但要用对，即便作者不理解原成语的意思，基本的“语感”也应该足够判断出“嚣”、“狼”、“突”不是褒义）；在句意流畅方面，我随手摘录一段：“老白带着我在山林里行走，天色阴暗，草木茂盛，几下就晕头转向了，简直跟不上他的步伐”，因为主语错位，读者要想想才能明白，“晕头转向”的不是“老白”而是“我”，所以应该改为“我跟着老白在山林里行走……”。段落衔接的问题也相当常见，许多作品里都可以读到“石头里蹦出来”的生硬段落，或者毫无征兆的转折表述。限于篇幅，我在这里无法摘录，但我相信仔细阅读的人对这种现象不会陌生。

作为反面的例子，不妨看看美国文学的情况。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迅速增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普遍开展了创意写作的课程，让更多普通人学会了写作，提高了大众的写作水平。翻阅美国创意写作的教材就会发现，它们强调的是“写作是一种工作而不是天赋”，要想写好，应当如此这般遵照规范进行，甚至详细到哪个场合用多少什么性质的词语才合适，都有讲解。写出《浪潮之颠》的吴军先生，也要特别感谢美国的导师对他写作的专门训练——如果“文笔”仅仅与天赋有关，那么遇到有文笔天赋的理科教授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遇见这样的教授就开了文笔“天眼”的更加不可能。但大家都认为《浪潮之颠》的文笔不错，可见依照规范训练的重要性。有意思的是，中文写作里常见的用词错误、句意混淆之类问题，同等水平的英文作品里确实较少出现，这或许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印证写作规范和训练的重要性。

在我看来，对写作水平不满意，而强调“文笔优美”，实在是缘木求鱼。对当前的广大作者来说，写对比写好更重要。如果大部分文章都能遵循写作的规范，都能够写“对”，哪怕词句不那么漂亮，也已经是广大读者的福音了。

按：感谢图灵出版公司，我得以整理自己之前写的翻译感悟，并加上自己的经验总结和学习心得，结集为电子书。此书暂定名《翻译漫谈》，近期将可以购买。以下是书中的一篇文章，欢迎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传统上，翻译与文学的关系很近。说起翻译，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文笔要好”。近年来随着信息交流的发展，实用型文本尤其是科技文献的翻译越来越显得重要，许多科技领域的从业人员也有兴趣或有动力翻译科技文献，并取得了大量成果，突出表现之一就是IT类书籍的翻译质量有了很大的提升，这背后的功臣很多都是IT界的“翻译票友”。

科技翻译是大大繁荣了，科技翻译自身的学问却没有相应的进展，各种翻译教程和经验总结仍然侧重于一般的翻译或文学翻译。然而深入了解翻译的人都知道，不同文体、不同领域的翻译，是各有特点的。比如新闻翻译追求简洁、准确、吸引眼球，文学翻译更强调完整、流畅、意境贴切。这种差异贯彻到翻译实践当中，产生了很多讲究，所以新闻才能译得像新闻，小说才能译得像小说。同样的道理，科技翻译也不能完全照搬普通翻译的做法，要想做好它，还必须了解其自身的特点。根据我的总结，科技翻译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科技文献通常是用来讲道理的，所以译者必须准确理解文字表达的道理。

这里说的“讲道理”不是狭义的“说理”，而包括讲解原理、研究论证、实验分析等等，换句话说，科技文献的内容是可以用理性分析的客观现实，所以读者的理解也应该可以客观衡量。文艺作品没有这个特点，经常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可以“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汉姆雷特”，科技文章则要求“有九分把握不说十分话”，必须“一千个读者只能有一个汉姆雷特”。所以，科技文献的译者不但要懂得原文，还必须准确理解原文。以前有几家出版公司的IT类翻译图书之所以被大家痛骂，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译者的文字水平不够好，而是因为译者根本不懂也不愿意弄懂作者在说什么，这样的译文会被读者痛骂。

科学技术本身有客观标准可循，所以科技文献的意思理解起来反而比文学作品更容易，因为译者不必拘泥于原文。假设原文先讲了甲乙两个算法，然后下了比较的结论，译者如果不能确认作者的褒贬，完全可以根据之前的讲解进行逻辑推理，甚至可以亲自动手编程实践。要知道，逻辑和程序是绝不会因人而异的。推而广之，译者完全可以独立验证自己的理解是否准确，而理解准确恰恰是译文合格的前提条件。所以我建议，科技文献的译者在翻译完成之后，应当抛开原文阅读译文，想想是否能明白作者要讲解的知识、原理、规律，如果做不到，那么译文多半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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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翻译，许多人都有兴趣。但真正能动手去尝试的人，只占其中的一小半；能熬过尝试阶段的煎熬，真正入门的人，更是少之又少。这种现象给不少人造成了错觉，认为翻译是件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但是根据我自己的经历和其它做译友的反馈，这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翻译“做起来”并没有那么难。翻译之所以给人“做起来难”的感觉，很大程度上是难在入门阶段，难在一些基本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这篇文章来谈谈大家关心的两个基本问题：第一，翻译是怎样的工作；第二，直译更好还是意译更好。

翻译是怎样的工作？

谈到翻译，许多人之所以感兴趣又不敢尝试，是因为自认“文字天赋不够，文学造诣不足”，总之，就是艺术修养不够。翻译是与文字打交道的工作，而“文字”总让人联想到“文学”。毕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有少数受过教育的人才识字，他们所追求的只有“经世文章”，而且公众所知的“翻译家”无一不是以翻译文学作品而著称；故而“文字”常常与“文学”和“艺术”紧密起来，由此把众多感兴趣的潜在译者挡在门外。

那么，想做翻译真的需要很高的艺术修养吗？当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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