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儿有句名言，“我思，故我在”，简单凝练，隐隐又有乐府的节奏，因此有许多人称颂。不过，称颂人未必都懂得它的真意。更合适的翻译恐怕是“我思，故我是”：我们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却未必都“是”自我，唯有经过思考（质疑），我才真正成为本体论意义上的自我。
所以，每次念到这名句，我总想起古希腊德尔菲神庙门前石碑上的箴言：认识你自己。认识自己，换句话说，就是弄清“我是什么”、“我究竟是怎样的人”…… 这些问题的答案往往截然不同于自己的想象，实际上获得答案也绝非易事——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人面对“follow my heart”徒然激动，却无动于衷了。借用笛卡儿的说法，要找到“我是”的真相，质疑（或者说反思）乃是不可或缺的步骤。
去年，我有幸翻译了温伯格的《技术领导之路》，由此开始触碰到“我是”的真谛。实话实说，开始我也只是把它当作“成功学”的教科书——这样的书，已经汗牛充栋了；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我逐渐发现这本书不一样的地方：它并没有描绘一副美好的图景，让读者欣欣然向往；反倒是如实记述了各种各样的挫折，给出许多低调甚至是笨拙的措施。好罢，作为译者，我不妨亲身实践一把——即便将来恶评如潮，我也可以提早做心里准备。
于是，我照着温伯格的建议，每天花10分钟写日记，“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重要的是坚持，第一点要克服的障碍就是‘不想写’”。一年下来，记下了厚厚的一本：终于从信马由缰、恣意而为，到规律、精炼起来。更重要的是，通过持续的记述来感知和反思，加深对自己的认识；这有点像从各个不同的方向来照镜子，于是慢慢能认清自己的形象。
一年来，我弄明白的问题有不少，比如下面三个：
- 我以为自己爱好很多，却发现除去工作之外，自己并没有花时间在有些所谓的“爱好”上——所以，这其实不是我的“爱好”，如果要做，不妨以习惯来对抗；
- 我以为自己想要做许多事，却发现自己总是推说忙、没时间，于是迟迟不肯动手，或者进展缓慢——所以，我其实没那么“想要”去做，于是要么干脆放弃，要么说服自己下定决心，立刻动手；
- 我以为自己总是能积极吸收各种新的知识，却发现自己时常沮丧，不得其门而入便不入，或者浅尝辄止，三分钟热度——所以，我其实还是比较贪恋现状，不过我现在知道了，进入全新而不够熟悉的领域，总会伴随巨大的挫折感，挺过去，才能登上新的高原；
做IT的人都知道，软件开发“没有银弹”，不可能一蹴而就；好的系统是“改出来的”，完美设计多半是空中楼阁。其实，这道理也适用于其它许多方面——日复一日的反思，才能逐渐认清“我是”的真相；对于“我是”，多认识一分，生活的迷惘和困惑就少一分，改变的难度也就小了一分。
《技术领导之路》本周付印，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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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一峰先生写了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决定，还是做决定。阮先生的意见是，语言应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成分——可以说“决定xx”，就不要说“做了xx的决定”；可以“观察一周”，就不要“进行一周的观察”——简单点说就是，语言以简洁为美。就我所知，外国有这样的故事：某家商店出售帽子，最开始的标牌是“本店出售帽子”，然后改为“出售帽子”，最后改为“帽子”才算满意。看来，各种语言大都是欣赏“言简意赅”的。
更有趣的是阮先生文章后面的评论以及其它转载处的回应，似乎原文中“大家一起努力，保持我们母语的纯洁性和美感”引起了不少争议：许多人认为这样太过“较真”或者“矫情”，语言只要能交流（表意），就足够了。看起来，两种说法发生了矛盾，“简洁为美”到底是不是”矫情“？我觉得，两个问题并不矛盾。
语言的主要目的是交流，这并没有错，但语言的目的并非“只是交流”，在“研究（分析）”和“交流（表意）”两个极端之间，还有一片广阔的地带：运用。表达同样的意思，运用却有不同，运用得越好，读起来越自然，接受的难度也越低，受众越广泛。英国作家笛福曾说，优秀的作家能面对台下的五百人讲话——这五百人身份、地位、教育各不相同，但都能准确理解作家的意思。
那么，“运用的好”的语言，到底是简洁的好，还是繁复的好？依我看，一般来说，语言越简洁（而不是简单），运用水平也就越高。
举几个常见的例子吧：
大家在阅览室里都保持很安静的状态。
大家在阅览室里都很安静。
这条道路的修建，使我市的交通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这条道路的修建，大大改善了我市的交通。
发射武器！
开火！
因为下了大雨，使我们没有赶上火车。
我们因为大雨误了火车。
以上几个例子，两种说法都算不得错，表达的意思也完全相同，然而细读之下，还是有许多差别，我以为，第二种形式明显好于第一种形式，因为它简洁，更自然，念起来更舒服，使用这种形式能降低理解的难度，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所以，写作时适宜优先采用（即便说这是“矫情”，也是追求“雅俗共赏”的矫情，而不是“学究”式的矫情，我甚至以为，第一种说法相比之下更“矫情”）。
当然，这里要澄清三点：
首先，“适宜采用”针对自己写作所说的，所谓“聪明人就是多为其他人考虑的人”，写作时为读者考虑，采用“听起来更顺耳”形式的作者，自然是聪明的作者，但对于繁杂的形式，只要意义没有错，一般不必挞伐，毕竟，写作属于个人自由，文字本身也没有刚性的标准，所以，这种选择最好是“对己不对人”，用于提醒自己。
其次，在细节上多以这种标准要求自己，往往能有大的收获。通常的交流不会局限于一两个短句，我们阅读的总是一段一段的文字，如果放任这些“不算错”但又“不够顺耳”的形式，整篇文字的阅读难度无形中就大大增加了（底不平的鞋子当然也能穿，只是走起来费劲，而且走的越远越难受）。仔细看看那些公认“流畅”的文字，似乎很少出现这些“不算错”但“不够顺耳”的形式。举个简单的例子（原文在http://chinese.joelonsoftware.com/Articles/AdviceforComputerScienceC.html），哪段话更好读？
我和那些前辈也差不多，当我给别人建议时，实际上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我是如此的落后于时尚，以至于连AIM也搞不明白，而不得不使用 email。
我和那些前辈差不多，给别人建议时我也不知道自己真正在说什么。我太落后了，连AIM都搞不明白，只好用email。
最后，有人说，这样“别扭”的形式，乃是受了英文的影响，我反对这种说法：假若此说成立，我们“受英文影响过多”，则说英文的时候，岂不是思维障碍、形式错误更少？但现实是，这样“洋化”的句子翻译成英文更加别扭，凸现“中国特色”——我手上有一本书《中式英语之鉴》，是美国女士John Pinkham写的，其中罗列了许多极为难看的“中式英语”，其中不少照字面意思翻译过来，恰恰是“洋味很浓”的中文，且举上面的一句话为例：
大家在阅览室里都保持很安静的状态。
People kept the status of silence in the reading room.
可是真正的“老外”多半会说：
People kept quiet in the reading room.
写到这里，我也有点糊涂：“大家在阅览室里都保持很安静的状态”的说法，文言里没有，白话里没有，英文里也没有，现在却不少见，那么，它是从哪里来的？
我喜欢的专栏作家连岳曾说过一句话：与智者交流的坏处在于，你会觉得自己之前的生命都白活了，而好处在于，你今后不必像之前那样白活。
对此我是深有体会也深信不疑的：即便你不能由此找到更好的活法，至少也能发现自己之前竟然在浪费生命，于是会开始寻找新的方式——这就是了不起的进步了。我总结与身边各位堪称“智者（聪明人）”的朋友交流的经验，发现这样的交流大概可以分为三重境界（虽然有标题党的嫌疑），草草列出来，一家之言，供大家参考：
第一重境界：一鳞半爪
在这一重境界，最重要的就是“敢于承认错误”：我们时常会与人争论，而且大部分时候是“为争论而争论”，忽略了问题本身，在乎的并不是谁更“有道理”，谁的想法更高明，谁的看法更全面……如果能跳出囹圄来旁观，多半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可是，往往在这时候，心里已经明白高下，面子上还挂不住，网络上层出不穷的“狡辩”，许多都是出于这种心理——其实，坦诚大方地承认错误，反而可以让自己内心更踏实，也更容易赢得其他人的好感。
如果能够平心静气地想明白自己的错误，并且大方承认，就进入了第一重境界。在这个阶段，你的收获是一鳞半爪的：对某个问题，你获得了更高明的认知，再次遇到它时，你可以“出动”更高明的结论。
第二重境界：由表及里
我喜欢的经济学者薛兆丰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某次他与老师辩论，这位老师忽然意识到自己错了，接下来的第一句话是竟然是“你最近看的什么书？”。薛兆丰说，他非常佩服这位老师。
这个故事我印象很深，以前是因为不懂：为什么要“佩服”这位老师呢？几年以后我明白了，印象也更加深刻：这位老师果然比常人高明：他完全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不仅仅在乎一两个论争上的高明结论，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对方观点背后的知识结构上——学会了高明的思维方法，掌握了更高明的视角，自然就能拥有一系列更高明的观点。有渔在手，何愁无鱼？
第三重境界：源头活水
读一本好书，可以收获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新的视角，因此能够提升（开拓）对许多问题的看法。然而，人的思想不可能只来自一本书，智者尤其如此。如果仅仅在乎一本书、两本书，可能还是没法缩小与智者的差异——有位我非常佩服的老师曾说：“我只读好书”！相比之下，能读到一两本好书，还远远不够。
那么，该怎么缩小差距呢（至少不要扩大差距吧）？我的经验是，不但要从他人那里获得具体的信息，还需要再进一层，了解他人获取信息的来源，以及他们对这些信息的甄别能力（也可以叫“品味”）。如果人家说自己“只读好书”，那么他用什么办法判断书的好坏；如果人家说自己“只做重要的事情”，那么他如何判断事情的重要程度……，掌握了这样的“元”能力，就不再纠缠于一两本好书，一两件重要的事情，即便面对根本不熟悉的问题/领域，也不会冤枉浪费大量的时间精力。
当然，事情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搜索新知识的能力，判断甄别这些知识的能力，学习掌握起来，很可能是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否则人人都是智者了），可是只要达到这一重境界，就如同找到了源泉，自然能收获汩汩而出的活水：于是乎，“只读好书”、“只做重要的事情”，也就是顺理成章的结果了。
“三重境界”大致就是如此，比较粗陋，各重之间的界限（尤其是第二重和第三重）有时候可能并不明显。而且，一重重境界地实践起来，需要大量的精力和漫长的时间，有可能让人心生疑窦。但是我总觉得，无论身处什么状态、哪个阶段，都不可错失坐标感和方位感，换种说法就是：忙得不可开交不是错，忙得没有头绪才是错。
软件开发行业有句话叫“不要重新发明轮子”，可是现实生活中，“重复发明轮子”的现象却不罕见（Thomas Sowell 就说过：“每一代人的出生，都可以看作野蛮对文明的挑战，重要的事情在于及时教化他们”），原因大概可以分为两方面：见识太少，不知道有人已经发明了轮子；私心太重，不告诉人家自己发明了轮子。所以，如果有人愿意跟人分享自己的发明，又有人能够参与这种分享，“重复发明轮子”的现象就会大大减少了。所以，读到国际象棋大师维茨金的《学习的艺术》，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学习的艺术”原名the art of learning，art翻译成“艺术”虽然无可厚非，但我觉得澄清一下更好：根据Merriam-Webster的解释，art指通过经验、学习和观察获得的技能。维茨金的书要介绍和分享的，就是他关于学习“技艺”的感悟。书里讲得最多的，不是玄妙的技巧，而是学习的心态和习惯，就我的经验，如果能通读全书，再加以实践，学习的感觉会更加“明静”。下面谈谈我感受最深的两点。
软区域
日常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完美的计划，按部就班或许可以完成，却免不了要遇到突发事件，扰乱心情，打乱安排，结果整个计划执行的一塌糊涂，外加大堆的抱怨。
对这类问题，维茨金讲了个印度的寓言故事：一个人想步行穿过大陆，但道路布满了荆棘，这时候他有两种选择：铺一条路，征服大自然，或者，准备一双草鞋。
仔细分析起来，第一条路是隐含地将成功建立在“世界惟我独尊”的前提之上，第二条路则是放低姿态，以自己的才智和意志来应对困难——举个读书的例子吧，大家都喜欢在安静的环境看书，如果遇到噪音，第一种办法就是命令噪声源不许发声，第二种办法更像培养自己在噪音下阅读的能力。
无可否认，我们在专注的时候，“本能”的反应就是进入“硬区域”——紧绷身体、集中精力、不容干扰，如同一段树枝，刚劲，但也枯脆，而努力培养“软区域”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不再枯脆，能够心平气和地柔韧对待（容纳、处理）一切意料之外的变数，学会将它们为我所用。
“软区域”之所以重要性，是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在培养皿里生活，在真空中执行自己的计划，绝大多数人都没法做到“惟我独尊”，所以，依赖柔韧的“软区域”，反而可能在繁杂的世界中，“容纳”甚至“化用”干扰，向自己的目标前进——当然，培养“软区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长期的锻炼，甚至需要克服本能，不过，你能收获终身受用的本领。
整体理论和渐进理论
“我就是怎样的人”、“我就是合适／不合适做某事”，这样的话我们都不会陌生。小时候说这样的话，可以看成孩子的赌气，大人说这样的话，多半有些无奈，也可以认为是“自我认识更深刻”的结果。但是事实或许并非如此，发展心理学的领军人物 Carol Dweck 划分了智力的两种模式：整体理论和渐进理论。
整体理论认为，孩子在某方面做得好，乃是他“有天赋”，把成功归结为一中与生俱来、无法改变的能力水平，他们把综合智力与技能水平看成一个固定、无法继续演变的“整体”：“我就是怎样的人”，“我就是合适／不合适做某事”，可以看作整体理论的典型表现；
渐进理论，或者叫学习理论，则认为成就更多来自于长期的努力，信奉这种理论的人认为，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经过恒常的努力，循序渐进，新手也可能成为大师。
如果Dweck的研究只到这里为止，他肯定当不上“领军人物”了：Dweck继续研究，发现遭遇新的挑战，尤其是初步遭遇挫折时，习惯整体理论的孩子更容易焦躁不安、手足无措（或者说，在无从判断的未知领域面前，缺乏应对的能力），而习惯渐进理论的孩子，更容易用平和的心态对待挫折，找到原因，继续努力（凑巧的是，这里可以看到Dweck实验的另一面）。
总的来看，渐进理论是要优于总体理论的：即便我们不应忽视认识自我，“认识自我”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不可能一蹴而就；另一方面，“自我”本身也是不断变化的——一年前的自我，与当下的自我，将来的自我，必然不可能相同。因此，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来说，渐进理论都更适合认识自我，也才能得到更准确的，更具体的“我是怎样的人”、“我适合／不适合做某事”的判断；同时，我们也需要意识到，所谓“学习是终身的事业”，不但知需要不停学习各种知识，学习的过程本身也是可以（而且应当）不断改进的。
所以，抛弃固定的判断、以渐进的眼光看待学习（不要说“我不会”、“我做不到”，而要说“我目前不会”、“我目前做不到”），能够更准确更深刻地认识自我，也能够不断提高自己学习的效率，也只有这样，学习才不是简单重复的单调劳动，也才能做到维茨金所说的：追求卓越的关键在于，要坚持充满活力、长期的学习过程，不再满足于原地踏步、自甘平庸。
我是非常偶然知道阿耐的：我在抓虾网工作的时候，某天用户反映说一个叫“混水庄园”的blog不更新了，为了验证，我订阅了这个从未听说过的blog。通常，这类问题解决之后我就会退订，如果觉得还有点意思，就“私藏”下来。阿耐的“混水庄园”，就属于我“私藏”的少数。一开始觉得有意思，主要是文章眼光独到：谈论经济总能抓住几个关键地方点评，眼光总高那么一点——最近一次她说到，统计数字当不得真，因为如果把个税起征点调高，就会发现“民众工资普遍上涨，而公司的办公费用等明显下降”。
一开始我喜欢看她的文章的原因就是这么简单，其它方面只知道她是实业家，还写小说在blog上连载，但总觉得她写的小说偏实业，而且连载看起来终究不过瘾，所以总没太多兴趣。去年末今年初，阿耐在blog上说，最新的长篇小说出版了，看下面留言热情洋溢，我终于也有兴趣来看看这部调了那么多人胃口的书，它有一个非常大气的名字：大江东去。
名实相符，《大江东去》本身也非常大气，全书从1978年开始，一直写到1998年，在这个阿耐所言“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中，主要描写了三个人的命运：宋运辉，“黑五类”的后代，从小受尽艰辛，恢复高考后上了大学，从一家化工企业的三班倒技术员开始，走出大型国企中错综复杂的关系迷宫，一步步上到国有（当时还叫“国营”）大型工厂负责人的位置；雷东宝，退伍军人，回到家乡小雷家当村支书，率先带领小雷家搞分产到户、分包到户，想尽办法摆脱政策束缚，之后创办乡镇企业，成为当地政府扶持的明星；杨巡，典型的“孝子长兄”，当年做小本生意的“小杨馒头”，做个体户、当倒爷、盖市场，历经磨难，最终拥有自己的产业。这三个人，身世、身份各不相同，走的路也截然不同，却都是在磨难面前不肯低头、努力胜出的典型，这是《大江东去》在精神上的大气；
在三位主要人物之外，阿耐还在书中巧妙安排了其他许多典型人物，既有北京下来的县长老徐，也有留洋归来的女金融家，既有忠厚仗义的工人寻建祥，也有毁誉参半的县委书记陈平原，既有勤恳扎实却不乏小算盘的小雷家“四大金刚”，也有浸淫市场多年仍刁钻古怪的王老先生……正是这些身份、背景各异的人物，给了读者丰富多样的阅读收获：一项政策出来，上面有什么意图，下面想如何利用，地方政府又有什么考虑，“洋人”如何评价，普通人是什么看法……所有这些，绝非全知全能的点评，而是各有出处，读来只觉得自然、合理，这是《大江东去》在视野上的大气；
而且对于书中的各位人物，《大江东去》难能可贵地做到了一视同仁：以往人们提到“倒爷”、“个体户”、“乡镇企业家”之类名词，总有挥之不去的好恶，《大江东去》里虽然还能依稀看到“个体户不可靠”之类简单判断的影子，理解却深入了一层：个体户遭遇了多少白眼，生存条件有多么恶劣，如何被国营企业和官僚玩弄于股掌之间……读者了解这些，即便不会更改之前的判断，却可以丰富认识，加深对他人的理解，这是《大江东去》在价值观上的大气；
以上说了三点大气，不过在我眼里，《大江东去》最大气的一点还是信息量上的大气：阅读全书，如同顺流而下：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乡镇企业、技改、联营厂、挂靠、红帽子、转制、皮包公司……这一系列在我们生活中闪亮过、却又被渐渐淡忘的概念，以及它们的来龙去脉，一一复现在眼前，原来，我们活生生的经历，早已熔铸进一段恢宏的历史。这种力透纸背的“真实感”，大概与作者阿耐从事实业的经历有关，也正因为如此，本书可以算作“实业小说”——它没有“文艺小说”中典型的细腻丰富的情感、环境描绘，取而代之的是分量十足的经历和体验，这是“职业作家”绝难理解和把握的，所以小说读来反而更加“抓人”。可以说，信息量上的大气，是《大江东去》最突出的特色所在。
既然喜欢《大江东去》，当然难免把它与类似的作品比较一番。这本书虽然没有宣传炒作，读者的反应，却是相当不错的（除去好评不说，1月刚刚初印，我手上已经却是5月第2次印刷的版本），因为它的年代背景，大家难免要把它与《激荡三十年》和《平凡的世界》相比较：窃议为，《激荡三十年》要做的是编年史，走的是《光荣与梦想》的路子（这点非常明显），它不算小说，所以关注的是各个时代的典型人物，点到为止，《大江东去》胜出在对幕后源流的介绍和关注；而《平凡的世界》“文学味道”更浓厚，关于环境和心理的着墨更多，对切实生活（尤其是左右生活的各种力量）的描述更少，作者的想法更纯朴，价值观也更单纯，它与《大江东去》的异同，或许恰恰是这些年来社会变化的见证。另一方面，与阿耐之前作品（譬如《不得往生》）相比，《大江东去》的视野更开阔，内容也更丰富，如果我们不反对“伟大的作品总是要全面地描绘世界”的说法，《大江东去》的大气就是名符其实的。
如果非要说作品的缺点，我觉得它走的是平铺直叙、情节推动的道路，结构不算精巧，行文也难言华丽，而且细微处修订一下会更好（八十年代初的人大概很难说出“我有吃过饭”和“不招人待见”之类的话）。不过，好小说是没有定规的：大江东去，风景自然不同小桥流水，奔流不息的气势才是它最迷人的地方，读者能做的，就是接受这部150万字长篇的裹挟，一路高潮，一路抱怨“拿起就放不下，占用了太多睡眠时间”吧。
P.S. 这本书在卓越的售价总是变化不定，时而88块，时而70块，最低还有67块的（两天三变是很可能的），如果想买，不妨持续关注一段时间，低价下手。
也可以在阿耐淘宝店购买签名本，因为淘宝最新出台了关于销售图书的规定，明年1月之后可能就买不到了。
so…that…是英文的经典句型，从学英语开始，老师们就不厌其烦地提醒大家：so…that…就是“如此…以致于…”的意思。这种说法本身并不算错，尽管有时很别扭，毕竟方便了学生理解。然而身为译者译者，无论在哪里见到so…that…，都硬套“如此…以致于…”，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毕竟，译者的职责是降低读者理解的难度，而高质量的翻译必须注重各个细节——如果读者觉得译文别扭，必须“还原”成英文才方便理解，我们大致可以说，译文还有改进的余地，本文尝试探讨的，就是摆脱“如此…以致于…”困境的办法。
来看几个例子：
这药是如此苦，以致于我没法喝下去。
他是如此生气，以致于头发都竖起来了。
这道菜是如此好吃，以致于我连点了两份。
天气是如此恶劣，以致于我不敢出门。
这四个句子，无一例外地用到了“如此…以致于…”的翻译，意思并不难理解，然而细读之下，总难逃“洋浜泾洋泾浜”的味道。我个人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根据中文习惯，“如此”表程度时一般放在最后出现（先举例，再说“如此如此”，就自然许多了）；而在上面的例句中，前置的“如此”并不能表达确切的意义，程度必须依赖之后的说明：“苦”的程度是通过“没法喝下去”来说明的，在看到“没法喝下去”之前，到底怎么个“哭”，我们全无概念！
如果这个理由没有大错，破解“如此…以致于…”困境就有两个办法：把程度说明提前，或干脆去掉“如此”。根据我个人的经验，第一种办法很难，因为so…that…本身有因果关系；第二种办法比较可行，细究起来，又分为两大类：
用“…得…”翻译
“…得…”是补语结构，后面的成分用来“补充说明”前面的成分，它的感觉截然不同于英文的补语，恰当运用的话可以造出非常地道的中文句子，so…that…的某些句子，可以很方便地用“…得…”来翻译，完全消去“洋浜泾洋泾浜”的感觉：
苦得没法喝。
他气得头发都竖起来了。
用“太…”来翻译
中文与英文的差异之一就是，英文需要很多的信号词来表达逻辑关系，同时结构严谨，可以算作“泾渭分明”；而中文往往依赖句子的意义本身，形式上并没有太多的规范，也就是所谓的“行云流水”。用“太…”来翻译so…that…有两大好处：“太”本身就包含强烈的程度，另外，两个分句天然就是因果关系，暗合so…that…的逻辑：
这道菜太好吃了，我连点了两份。
天气太恶劣了，我都不敢出门。
我国的历史教育有很多特点，其中之一就是按照马老圣人的“规律”削足适履，另一大特点就是把历史当成“大事记”——哪年、哪月、哪日，发生了什么事情，意义是什么，它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教科书上的所谓“历史”，便是这样的简单重复。其结果就是，接受完完整的所谓“义务教育”之后，某天我忽然发现自己对历史竟然一无所知：阳历乃是外来的立法，为什么阳历1月1日会有“元旦”这样本土的名称？“星期”乃是外来的历法，在它传入之前，我们生活的时间单位是什么？……这些活生生的历史问题，“历史书”毫不关心，似乎我们根本不需要知道，也不需要感兴趣。
所以，我们只能便带着这些好奇，自己去探寻：
假如我生活在辛亥革命之前，那么大家说的“元旦”乃是春节；
如果我生活在“星期”没有传入的年代，大家的生活乃是以“旬”为单位的；
如果我生活在晚清、民国，我和普通劳苦大众穿的，多半是单调的深蓝色衣服；
……
不过，了解归了解，内心却难以清除“大事记”的遗毒：如果当时我是xxx，我一定要运筹帷幄、明察秋毫、力挽狂澜……
可是，某天我忽然再次猛醒：从生活现状看，我生活在任何年代都只能是一介凡人，即便在风起云涌的年代，注定连“治世能臣、乱世奸雄”都算不上，再加上厌倦了那些毫无逻辑、牛头不对马嘴的所谓历史“分析”和“研究”——与其迷恋帝王将相、生造出各种因果链条，不如多去了解了解跟自己类似的平凡人的生活。革命导师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忘记自己是凡人，忘记平凡人的历史，多半可以算作背叛自己身份的可怜虚妄吧。
假如我是民国时期的贫苦农民，我一定去寻求新教传教士，而不是天主教传教士的帮助；
假如我是民国时河南的农民，在开明进步的“基督将军”冯玉祥的治下，春节包起饺子，是一定会被当兵的把桌子灶台踢坏的；
假如我是参加长征的战士，在贵州落了单，一心想要回到大部队，我肯定念叨的是“我要找到朱总司令”，而不是“我要找到毛委员”；
假如我是红军的下级军官，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期间，我很可能在馆子里消受美味的辣子鸡，连吃一个礼拜，最后店家只能以猪肉冒充鸡肉；
……
这些年来，我着意收集凡人的生活历史，只觉得困难重重：详实绵密的生活记忆本身就很稀少，又因为审查制度的妖娆，大多只能口耳相传，绝少集中公布、发表的机会；第一手资料固然可靠性高些，又要竭力避免有意无意的吹捧或贬损，需得多种资料互相验证才敢取信。在这种环境下，龙应台女士新近出版的作品倒是显得尤其可贵了：她通过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再现了“天翻地覆慨而康”的那些岁月中有太多太多平凡人的故事，又因为故事的主人多半是平凡人等，即便对大形势的了解有所差池，但对切身经历回忆，因为无涉太多利益，反而真切可信。星星点点的故事，让我想起许多年前的一首歌：一个神话，就是浪花一朵，一个神话，就是泪珠一颗，聚散中有你，聚散中有我……
假如我是在长春被围困的老百姓，可能饥肠辘辘地被国军放出城去，面对解放军封锁的枪口，上吊自尽；
假如我是四行仓库撤退的八百壮士之一，我可能被送往腊包尔的俘虏营，为日本人修筑机场，被日军虐待，被美军轰炸；
假如我是抗战中被俘的国军战士，我可能遇上与日军同样凶恶的台湾监视员，命丧异乡，也可能遇到心怀善念的监视员，蒙恩幸存；
假如我是那些年河南南阳中学的五千学生之一，我可能必须与老师同学一起，徒步走过几千里，在永州“产异蛇”的空地上，跟老师朗诵《古文观止》，辗转到达台湾员林；
假如我是北平解放时载歌载舞的大学生，我可能遇到难过得掉泪的国军青年军官：前方打仗的补给都没有，却一直给你们白面、肥肉，可你们一直要闹，闹到“解放”了，跟大家一起吃陈年小米；
假如我是河北崇礼的村民，历来信奉基督教，我可能在抗战结束后，跟五百乡亲一起，被无神论的军队杀死，尸体不及埋葬，就要被三民主义的军队用作宣传的证据，直到亲友突破封锁，泪流满面地冲上来认领；
……
在我看来，面对这样的故事，争论对错全然失去了价值：没有必要为其他人“站错了队”幸灾乐祸，也没有必要为自己的“进步”暗自庆幸，“居功至伟”、“恶贯满盈”之类，或许只适用于政客，距离普通人十万八千里；在大江大海的年代，无数的寻常人，我们的同胞，仅仅是懵懂地签了字、上了船、出了门，就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命运，成了大江大海漩涡中的一叶扁舟。
有个故事是这样说的：一群傻子，每人得了一笔钱，纷纷去开加油站，因为他们傻，所以加油站如天女散花一般开得到处都是，高山上有，峡谷里有，池塘边有，平地旁也有；也因为他们傻，所以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不换地方；结果，过了几年，只有平地旁的加油站存活下来，其它地方的加油站都销声匿迹了。
故事的道理很简单，所以如果听到“傻子那么傻，他开的加油站怎么可能维持下来呢，肯定是冥冥之中有神灵帮助”的说法，许多人多半会笑出声来。是的，这故事很简单，其中的道理也不难明白。那么，换一种形式呢？
同一个物种的生活，因为变异（Variation）而出现不同的个体，这些差异又被后代继承（Inheritance）下来，经过自然环境的选择（Selection），最终有一些个体表现出适应环境（Adaption）的特性，生存下来。本来毫无方向的随机变异，与自然条件较量之后，最合适的个体存留下来，表面看来竟然是“被定向选择”的结果。达尔文的学说，大致就是这么回事，更简洁点说，就是Darwin’s VISA。
尽管“傻子开加油站”的例子很容易想明白，达尔文的学说却没那么容易被所有人接受，姑且不说那些坚持神创论之类观点的人士（参考鄙人翻译的《对神创论呓语的15点回复》（一）、（二）、（三）、（四）、（五）），即便是“相信”进化论的人，也多半“都以为自己懂进化论，其实只是一知半解”。故而，把达尔文的理论梳理清楚、阐述明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正是本周日（11月15日）松鼠会组织的“达尔文与达尔文革命”讲座的目的。
本次的主讲人是王道还先生，王先生来自海峡对岸（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助理研究员），讲座的当然也不同于我们常见的风格，他能恰到好处地把每个“知识点”后面的故事娓娓道来，颇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 达尔文虽然身为科学家，却是不同于当代的职业科学家，而是一名绅士科学家，对职业科学家来说，科学是工作（job），而对绅士科学家来说，科学是召唤（vocation），当然，这也与19世纪的社会环境有关；
- 达尔文身世煊赫，外祖父是Royal Potter，祖父是Royal Doctor，仅凭此，他其实不需有所作为，也可以过上殷实的生活，也不会是默默无名的小辈；
- 达尔文先在爱丁堡大学念了两年医学，又在剑桥大学念了三年神学，真正有兴趣的，却是自然史，所谓自然史（Natural History），更确切的说法是“自然誌”，因为在古希腊语中，history的含义乃是inquiry。
- 达尔文能登上小猎犬号进行环球航行，是因为小猎犬号的船长费兹罗（Robert FitzRoy）需要一名随从，当时英国海军的船长不容许与船员有私交，所以费氏报告要求一名随从陪同航行，“可进行自然史研究”的招牌，通过费氏父亲所在的剑桥大学校友圈子，吸引到了达尔文；
- 达尔文登上小猎犬号，收到费兹罗的礼物——赖瑞的《地质学原理（第一卷）》，依靠这本书，他完成了关于自然史的训练；到了南美，尤其在智利，先后见识到火山爆发和地震，他由此开始想到，五花八门的自然奇景，可能并非上帝的创造，或许也是大自然伟力的结果；
……
仅仅讲述这样的小故事，也就难免沦为《你可能不知道的xx点》之类的轶事文章；可如果把这些小故事一一对应到达尔文的学说，再把来龙去脉梳理明白，就是需要兴趣和功力的事情了。而且，王先生更上升一个高度，说明演化乃是永恒的过程：生物要生存，就必然对环境有所影响，而受其影响的环境，又要重新“选择”生物，这种动态平衡的过程，就是“演化”。他纵横捭阖达尔文理论的劲头，让我想起 James W. Loewen讲美国历史 时提到Helen Keller的情形，当时Loewen从Helen Keller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故事讲起，联系到社会大环境，讲出一片新天地，同样让人大呼过瘾。
不过，Loewen的课只能听录音，王先生的讲座就可以去现场了。现场的好处就是，讲座听完还有提问的环节，我有机会说了一点自己的看法，王先生也热情回应（还收获科普赠书一本）。这里再加上自己的一点想法，列在这里，权当结尾：
- 王先生认为，达尔文的理论应该是“演化”而不是“进化”，“进化”应当是Progression，有明确的标准和方向的，这一点我很赞同。但是中文的“天择”就难免误导：在中文里，“天”并不对应物质自然，而更多带有人格特性、道德色彩，所以“天择”的说法难免让人误解为“苍天（上天）在选择”；
- 王先生也提到哈耶克与达尔文思想的相似性，恰好，我也稍微读过一点哈耶克（国内出版的译本几乎全部读过，英文原版也稍有涉猎），这确实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哈耶克也提到，货币之类文明产物，并非“智慧设计”的结果，而是在人类历史中不断选择、淘汰的结果（所以统一计划经济必然导致文明的灭绝），但是，达尔文研究的是自然问题，哈耶克研究的是人类社会问题（王先生也说，自然选择的问题，与意志和动机无关），二者虽有相似之处，但是否可以互为佐证，在我看来，还没有确切成立的论证。
青润发了一篇很有意思文章：专业词汇需要严谨的分析——Serializable到底应该是串行还是序列，较真的精神是让人非常佩服的，我也赞同Serialization应该翻译成“序列化”的观点，理由与清润的类似“串行是一个固定顺序过程的展示，这个固定顺序过程是公认的已知的，不应该是自行设计的”。不过，我更有兴趣的是，serialization为什么应该翻译成“序列化”？又为什么被错误翻译成“串行化”？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凸现了翻译中的困境。
回到Serialization的问题，前不久我也翻译了一篇关于Serialization的文章：发掘Java Serialization API中的秘密，本来serialize想当然就是“序列化”，专有名词嘛，中间却遇到一个词非常难翻译：flatten。原文是这样的：
靠对象的序列化（serialization），你就能把对象flatten，用各种神奇的方式重用。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序列化”是一个专用词，指把对象转换成二进制数据的过程。但是，flatten的意思分明是“打扁”嘛，难道把对象“打扁”到磁盘上？再看下面的句子就明了了：
the object can be flattened into bytes and subsequently inflated in the future
原来，flatten的意思就是：不管之前的对象有多大，多神奇，它总可以“还原”成一个个的字节排列成的“普通”字节流——就好像一栋大楼，不论多高多漂亮，最后总是能“拆散”成基本最原始的建筑材料，整齐地码好。
如果这样理解flatten，serialize翻译成“序列化”也就顺理成章了：serial作为形容词的意义之一是：in regular succession without gaps，“没有间隔的规律排列”，所以“serialize”并非石头里蹦出来的专用词，它“原本”的意思就是把对象“打扁”成平凡无奇的二进制字节流，故而被翻译成“序列化”。
那么也就不难理解“串行化”的翻译了——“串行化”的背后，我们也可以隐约看到“前后相继的均等序列”的意思（比如“串行执行”之类），但中文语境里，“串行化”一般是与“并行化”对应的，所以，尽管用“串行化”翻译serialization不会被严谨的译者采纳，它还是“沾边”的。
这就是翻译中的困境：某种语言中的一个词，可能“就是”对应到“单一”的意思，或者关系非常相近的一系列意思，但是在另一种语言中，这一系列意思的关系远不是“非常相近”，甚至“相差万里”（比如watch可以翻译成“手表”和“看”，看似毫无联系，但“手表(small timepiece)”的意思是从1588年第一次出现的，根源是1440年的“用来唤醒睡觉的人的计时装置”，而watch本身就有“看着、提醒(to keep someone or something under close observation)”的意思，所以watch可以是“手表”也可以是“看”）。如果原文中就存在几个意思“沾边”的情况，翻译的时候就非常棘手。
The Universe in a Nutshell
in a nutshell是一个短语，表示“简而言之”，“几句话就能说明白”，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可以翻译成“浅谈”之类（这样就跟“时间简史”一致了）；但nutshell本身又有又有“果壳”的意思，Stephen Hawking原书的封面也是“果壳中的宇宙”，所以，翻译成“果壳中的宇宙”也不算错，只是丢掉了另一重趣味。
two-edged sword
如果“果壳中的宇宙”说明“双关语翻译时难以两全”，那么two-edge sword翻译成“双刃剑”绝对是一个“想当然”的问题。须知，英文的sword表示a weapon (as a cutlass or rapier) with a long blade for cutting or thrusting that is often used as a symbol of honor or authority，为了区分刀刃的数目，就得说two-edged sword，可是翻译成中文就“忠实”地变成了“双刃剑”。那么，single-edge sword是什么？其实就是“刀”嘛——有谁见过“东洋单刃剑”吗？
2009年3月的一天下午，我在某家饭馆静候各位已知未知朋友来相聚。七点多，进来一位文静白皙的理工男，虽然不认识，但听他打探的口气，我确认他是来这桌吃饭的。打过招呼，才知道是松鼠会的大掌柜姬十三（想起来真荣幸呀），我连忙说“我知道你们我知道你们，德国之声评选十佳中文博客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们了……”。
一下子，陌生感就卸去了大半，我们就开始像熟人热切地攀谈起来：从我印象深刻的《第一推动》丛书，到科普先驱站点三思科学，再到妙趣横生的博闻网，都成了我们的共同话题；最后我还说起了自己幼年的奇思妙想：既然我们能看到几千万光年外的星球“几千万年前”的样子，那么，距离我们几千万光年外的外星人（如果有的话），是否可以看到地球上的恐龙是为什么灭绝的，用录像带记录下来，再发送回地球（如此一来，几千万年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恐龙究竟是怎么灭绝的）？这个“异想天开”的想法，姬十三丝毫也没嫌弃，反而正经地跟我讨论了一番可能性——这样的“待遇”，对我这种“科学票友”来说，算非常非常难得咯。
从那个晚上开始，我知道，松鼠会的口号“让科学流行起来”不会仅仅是一个口号。所以，前些天知道松鼠会要举办“科学嘉年华”大型科普活动，我就非常有兴趣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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