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08

语言的不同，归根结底，是世界观的不同。在《人论》中，恩斯特·卡西尔论证了这一点：同是“月亮”，希腊语的“月亮”是指月亮“度量”时间的功能，而拉丁语的“月亮”则是指月亮的清澄或者明暗状况。所以，“我们开始学习一种新语言时，不得不努力克服这种困难（消除已有语言中语词和事物的联结），把两个因素分隔开来。克服这个困难，总是标志着在语言的学习中迈出了新的一步。”。因此歌德有名言“一个人不懂外语，就不算真正明白了自己的语言”。
其实，不光学习语言会遇到这个困难，翻译也会遇到这个困难。

以前看《汉姆雷特》，名句“to be or not to be…”，总让我困惑，这个“be”的受词（宾语）该是什么呢？明明能感觉到这个句子的韵味，但翻译成“生还是死…”，太平淡了。今日得见王太庆先生的论 文《我们怎样认识西方人的“是”》（载《学人》第四辑，1993年），解开了部分迷惑，遂为此文。

西方语言中的“是(be)”，在中文里是不存在完全对等概念的。以英语为例：

This is a book.
这是一本书。
There is a book.
有一本书。
The book is in the bag.
书在包里。

这里，同一个单词be，翻译成中文，对应到三个不同的意思：

• 是。表示判断的系词，说明具备某种属性。在现代汉语中，“是”也可表示归属和等同（例如“他是男生”，“他是主席”）。“是”最开始出现并非表判断，而是等同于“此”（是日、是役），后来慢慢有了表判断的用法（所以《左传》中“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在《论衡》 中就成了“余是而所嫁妇人之父也”），且越来越普遍。
• 有。“有”字最开始表示“拥有”（“寡人有疾”），后来一般化（“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逐渐发展到可以没 有任何对象（“有大雨，自其窦入”），成为今天的通俗用法。需要注意的是，中文的“有”还有形而上的意义，《老子》中所谓“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就 是一例，这一点，下文还要讲到。
• 在。“在”常常与“存在”等同，表示一种客观性。“存”常与时间相联系（“生死存亡”），“在”则与空间相联系（“伊人在侧”）。相比“有”，“存”和“在”的形而上意义较弱。故而，“存在主义”中的“存在”翻译是否妥当，其实是值得考究的。

而英语中的be可以统一表征这三种意义，I am in China和I am a man，统一用am，不需要变换词语和形式，也可以这么说，西方人觉得这两个am完全一样，没有换用其它词的必要。然而这样一来，语言在转换时，就可能出现困扰。
让我们从头说起吧。英语中的be(to be, being)，追根溯源，来自巴门尼德的残篇，其中有个关于“存在”与“思维”的论述：

to gar auto noein estin te kai einai

Bernet翻译成英文是“It is the something that can be thought and that can be”，这是对的，其中的estin einai(that can be)，意思是that which is，而非作为普通系词的“是”(be)。
巴门尼德的这种思想为柏拉图继承，发展为idea（有翻译为“理念”的，其实是受了黑格尔的影响），idea既是客观，又可被思想或理解。所以事物有了美的idea就成为美物，美物之所以美是因为其中有了美本身（美的idea），美本身是可以理解的。
亚里士多德强调了这一点，认为哲学所研究的问题应当是“美之所以是美的原因”，我们将其翻译为“本体论”（之前也有人将其翻译为“万有论”，就是借用了 “有”的形而上意义），利用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概念，但失却了“之所以是”、“为什么是”的追问；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本体”有许多标志，其中之一 就是“是什么”，翻译成英文就是essence，也就是“本质”，但这样我们就看不出它与“是”之间的联系了。“为什么是”和“是什么”，源于同一个概 念，却代表了两类问题，这很重要，下文的例子能够证明。
另一方面，西方的“是”如果加上时空，就成了中文的“在”，譬如I am in Peking，就是如此。这种用法，拉丁文里后来专门出现了一个词，就是existentia，表示出现在外面的时空中。这个词后来偏向生命方面，成为 “生活”或“人生”，存在主义哲学，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但他们也是从“是”的最初概念说起的。

这，应该可以算西方文化中“是”的最初形式，此后的各种用法，包括常见的与受词（具体对象）相连的形式，都由此而来。上文所举的三种具体形式，可 用“是”、“在”、“有”来翻译，然而一旦涉及到“是”的初始意义，或者无法明确区分三者时，这办法就束手无策了。所以我们会发现，许多关于“是”的 哲学话语的翻译（尤其是不带受词的“是”），其实是值得商榷的。

• 笛卡尔说：Cogito ergo sum(I think therefore I am)，翻译为“我思故我在”，看似有乐府的味道，其实这里的“在”是说不通的——原文中的be没有与客观性发生任何关联，它的真正意思是“我是本体”， 无论时空，是形而上意义上对“为什么是”的追问。所以，更好的翻译恐怕是“我思，所以我是”（外加注释，说明此“是”的意思）。

• 贝克莱大主教说：Esse est percepi(To be is to be perceived)，翻译成“存在就是被感知”，似乎也不对。原文的意思是：一件东西是甜的，是因为它尝起来甜。这里的be，表示的应当是判断的意思，也即“是什么”，而非“存在”，也非“为什么是”。

这样来看，to be or not to be，翻译为“生还是死”，似乎是太过简略了，失却了原本的形而上意义的思考。
但是，这句话到底如何理解，如何翻译，目前众说纷纭，似乎并没有明确的答案（我个人的看法，更偏重于“为什么是”的方面，类似“我思，所以我是”）。不过这样看来，我们倒不妨说，“to be or not to be，这真是个问题”。

长春，2004年春夏，毕业前几个月的日子大概是这样过的：去图书馆看一天书，吃过晚饭，去民生音像店转转，权当散步。

民生是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开在居民区里，对面就是收音机里东北亚音乐台时常提到的宝丽金音像。宝丽金什么都卖，唱片，电影，还有摇滚T恤；民生只卖电影，对了，还有海报。

店里的光线总是有些昏暗，而且似乎总有种湿润的味道。老板是中年人，背起来的头发有些花白，印象里，好像他总穿浅色衬衣，有时摇把扇子，腰板很直，感觉悠闲而精神。而他的精神确实很好，生意经也很地道，侃起电影来头头是道：
今天早上去拿货，火车晚点了四十分钟，宝丽金的小姑娘等不及，就回去了。我打开箱子一看，好家伙，《镜子》，这可是好东西啊，要不是我还有点良心，给吉林市留了二十张，全省的《镜子》我都给他拿回来，宝丽金的小姑娘，哪懂这个啊……
今天可是来了好东西。看到没？波兰导演瓦伊达的全集，就看你识不识货了……
除此之外，民生还会派发《淘碟天书》之类的资料，其实不过是从网上整理的资料，打印出来，几张纸，订在一起，页眉上标明“民生音像店”；这玩意影响力惊人，不可小看，既可以用作导购，也可以当“文艺片”的快速指南，更能为各位同好供应谈资。

于是乎，慢慢形成了这样的局面：衣着时髦出手阔绰的年轻人，多半去宝丽金，大堆大堆地买；看来比较“有谱”又“文艺”的老中青，多是径直去民生，接触多了，才知道不少都是长影（电影制片厂）的，隔三差五，神神秘秘地赶来。对于他们，尤其是上了年纪的那些，民生一律称“老师”，恭恭敬敬，客客气气，并负责介绍、沟通各位淘碟人士。
那时候我年轻气盛，有次与长影的一位老先生就格瓦拉能否算恐怖分子争论起来，最后，还是掌柜给圆的场：和气重要，和气重要，以前的事情，哪能说得清楚啊。

毕业前的几个月，我们总去民生，其实许多时候只是为了侃上两句，冲淡生活的乏味。
有一次我和阿印去，他看了半天《镜子》，最后还是舍不得买，老板就开始跟我诉苦了：小伙子，你看看你同学，连《镜子》都不买，你说说，看电影，有这样的道理吗？
无奈，我笑笑说，好，我买，我买。
当然，售后服务也是好的。有次买了吕克·贝松的《圣女贞德》，看过觉得不好，去找他，说“这电影不好看，给换一张吧”。没二话，就给推荐了杨德昌的《麻将》，一点也不敷衍。

去年我回去长春，专门去找这家店，却不见昔日熟悉的招牌，正感叹物是人非之际，忽然见到墙上写着一个大大的“民”字。走进去，长发年轻人正在打电话：陶老师，您好，我是民生，今天来了新片，您啥时候有空，可以过来看看……

刚看了瓦伊达的Katyn，搜了搜相关的信息，找到一篇《纽约时报》的影评。作者的名字“Anne Applebaum”很熟悉啊，仔细想想，原来是2004年普利策奖得主，Gulag: A History的作者。

我会翻译这篇影评。

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里面提到过这么一件事：

最近我看了章含之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属于个人感情的事情不去讨论，但里边有一段故事我看了非常生气。有一次开会，乔冠华把章含之留下来，她以为有什么事情，结果乔冠华拿出肖邦的钢琴曲唱片，请她一起听。这段文字让我很反感。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把我们的唱片都砸了，可是他们作为高级领导却在那里独自享受，这是说不过去的。

对此，有人说是真性情，有人说是没看穿，我是赞成“真性情”一说的。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与何先生有相同想法的人，到底有多少？或者说，能从这个角度想问题的人，到底有多少？
在艳羡这种权力舞台上的“美好”和“真情”的同时，又有多少人能记得当时的大环境，能记得舞台下其他人（更多是如你我一般普通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呢？
《窃听风暴》里，文化部长满面笑容：“我们是一个有品味的政党”。当然，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话算不得错，观众却能体会到深深的荒谬。好玩的是，换个环境，多数人就转而羡慕这种“品味”了。

古话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艳羡“独”乐乐，往往容易忽略“众”乐乐，更容易忘本，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属“独”还是属“众”——这不是杞人忧天，你看那些张口闭口“血洗”、“不惜一切代价”的人，冲天豪气“独乐乐”的背后，多半没有意识到，自己就是“代价”的一部分吧。

举个反向但同质的例子，或许能稍微提醒一下我们：你“艳羡”人家，人家就算被打倒了，没准压根儿不惜得跟你一起。
在《人生之曲》中，郑延大姐说起自己在“文革”中被打成右派，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关在一起，很是委屈：自己一家都是老革命，好歹还是延安出来的呢，无论如何，也不能和这些人关在一起吧？

马英九给桂平大洋镇蕉树中心小学题词是：

敦品励学

前任总理为国家会计学院的题词是：

不做假账

前任总书记为吉林大学的题词是：

把吉林大学建成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

他叫束星北，是中国当代科学史上不应被忘记的人。

他早年求学欧美，师从惠特克、达尔文、爱丁顿，给爱因斯坦写信讨教过引力场与电磁场的统一理论问题。

回国后，他在浙江大学任教，被公认为最杰出活跃的代表：秉性出众，智慧超群，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多年以后，李政道在信中说：“我物理学的基础，都是在这大一年所建，此后的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

玻尔来中国，见到他，之后回复中国学生关于留学咨询的信件，总是千篇一律：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那样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去学习物理呢？

新政权建立了，束星北来到山东大学。1944年带领学生参与中国研制第一台雷达的他，感觉到了压力：学生徐名冠被“镇反”了，曾经为此呼吁的人纷纷刹车，只有束星北在抗拒。

三反中，有人揪住苏步青在抗战后归还受托管理的浙大财物时，拉下了几条长凳（其实打过招呼）的事情，要做文章。束星北闻听此言，直接闯入节约委员会主任的办公室质问：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算什么东西。说完把主任从凳子上揪起来，一拳打过去，打得对方口鼻蹿血，摔出去好几米远。

新山大（系老山大与新政权的华东大学合并而来）的校长华岗，礼贤下士，求贤若渴，但也是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受到礼遇的束星北，却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华岗“用马列主义统摄一切”、“指导科学”的观点。在一次“大课”上，华岗不点名批判了束星北，强调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束星北站起来大喊“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第二”。

对束星北来说，华岗是个好人，有品有德的人，但好人归好人，原则是原则。而对华岗来说，一个没有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信仰，且对此缺乏基本认识的人，是很难真正成为一个好人的。

一波接一波政治运动开始了。针对50年的全面苏化，束星北当然有意见：苏联的科学水平是比较差的，像样的科学杂志一本也没有。他积累了多年学识的教科书，也被高教部找人翻译的苏联教材所替代。更要命的，是他当堂折了助教、根正苗红的干部苗子李哲明的面子。李哲明任物理系党支部书记之后，学生忙于与束星北划清界限，他的“队伍”被瓦解了，他的课堂空旷了。他对学生的告诫“政治敷衍过去就行，要好好读书”，也成了他“放毒”的证据。
束星北被孤立了。

下一波，是1954年的“肃反”。当时，他的老友竹可桢、王淦昌为了保护他，专提请教育部在山东大学增设气象研究室（行政上属中科院），而刚刚离开物理系的束星北，也正在气象学领域搞出了一点名堂。肃反来了，还是因为雷达的事情，他被列为重点，组织上给他配备了“卫兵”，气象学研究室也夭折了。

接着1956年的“苏东波”，1957年，太上皇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刚刚收到党委“道歉”的束星北，发出了远远不同于一般人的声音：他已经意识到，缺乏法制精神，乃是一切问题的根源，要解决这些问题，就不许再广大人民群众中养成认识法律依靠法律捍卫法律的习惯和意识。
在巧夺天工的“阳谋”面前，这样的言论，会得到怎样的下场，是不言自明的。
他的大儿子，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在锦州航空部队做教官，却因为父亲的问题，被“黑”了下来：没有工作，没有编制，只能回家当无业游民。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党又发明了“家庭和组织联手配合帮助‘改造’”的法宝。
面对这一切，束星北妥协了，“几千字的‘认罪书’，写了撕，撕了写，不知道耗费了他多少个晚上。”

作为右派分子，他被分配到月子口水库。那是“大跃进”年代，全国疯狂上马的无数水库中，为数不多的优质工程。面对今天已经成为一处景点的水库，人们只能知道，它修建于1958年，建设者是1800名右派，和10000名淮北监狱的犯人（系被“解放”的国民党官兵）。
在月子口，“摘帽”的美好前景，引诱着大家——“互相攻击、检举、揭发、出卖等等，成为了自觉”。
也正是在月子口，束星北感觉到了无力、挫败和苍白：物理学，科学，还有那些技术，有什么用呢？早年间的“高高在上”，“靠本事吃饭”的怡然，原来不过是一种虚妄，你连简单的活计都做不好，拖不动小车，扛不起巨石，举不起大锤……喝劳动人民的血汗，吃剥削阶级的残余，却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同在月子口的一位“右派”后来说：“月子口似乎对束星北的脉搏把握的非常准，他们似乎本能地知道，技术是束星北的命穴，死死掐住这点不放松，他就不能借技术改造来逃避劳动改造或立场的转变……不过队长还是给了他一次技术改造的机会，那一次，工地断电了，队长派他去检修线路，可是他爬不了电线杆……以后很长时间里，很多地方都拿他做例子，说大教授连个电线都不会接，如何如何”

月子口完工了，束星北回到青岛，被安排到医学院。他已经不复是那个神采奕奕、侃侃而谈的先生，憔悴、浮肿、目光散淡，拄着拐杖，像个泥人。他像个机器人，组织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打扫过的走廊房间一尘不染，他刷过的试管比新买的还要干净。
医学院进口了一台丹麦“皇帝”脑电图机，当时属于世界医疗器械最尖端的高科技产品，不料，没用几次就出了毛病，搁置了两年。院长张立文力排众议，让束星北来修理——他在脑电图室弄了张行军床，吃住都在里面，把机器大卸八块，找到问题，换好零件，再重新装好。“嗡”的一声，机器起死回生了。

从此，他的“修理技能”名身大噪，一些医院纷纷慕名而来，X光机、心电图仪、脑电图仪、超声波、同位素扫描仪、冰箱、电子兴奋器、胃镜、比色表，甚至鼓风机、变压器、锅炉、水塔等等，都在他的修理范围内，学院也减免了他打扫厕所的任务，束星北要考虑怎样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写社会主义建设与广大人民群众更需要的普及性物理学、电工学丛书了”。而他内心深处渴望的“摘帽”，却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据说，是“主管部门”认为他的立场还是有问题。
不过，束星北终于“变”了，在文革中，他塑造了一个大家公认的好人形象：风趣、大度、中交，人们乐于与他下棋、打牌、喝酒、谈私事。在经济上打击牛鬼蛇神的日子里，束星北的日子并不太窘迫，这让他的子女都感到吃惊。

但是他内心的向往，是无法泯灭的。1971年元月的头一天，女儿去看他，远远见到校门口，一个人佝偻着身子扫雪。他的身后，扫出一条长长的路，路两边的雪地上，却是他用扫帚写就的，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和演算符号。“看到父亲摇摇晃晃的后背和蓬乱的脑袋，我的泪忽然止不住了。父亲抱着他的外孙只顾在前面走，也不说话，我在后面哭了一路。”

1972年，他的学生，李政道访问了中国。在会见中，周恩来希望他能帮忙解决中国科学和教育人才的“断层”问题，譬如介绍些海外才学之士。李政道则直接了当地说，中国的“断层”，不是因为没有人才和教师，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使用，这是巨大的资源闲置和浪费。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提到了“我的老师束星北”，并希望安排一见。
然而“核心小组”是不容许他们见面的——束星北进京，无论如何不可以，甚至出本市都不行。让李政道来青岛，更是无门——谁知道他到时候会说什么话，再说，束星北家那么破，那么穷，李政道看了会作什么感想！
最终，核心小组决定以身体原因为由，帮束星北推掉了这次会见。

从此师生两分隔，永无见面机会了。
1974年，束星北终于被“摘帽”，1978年，他回到了讲台上，教授四十年前，他在浙江大学的内容。
他已经感到自己时日无多，长期以来，“不能做事是他心中最大的痛楚”，他要与时间赛跑。1979年，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发射试验，束星北孑然一身，仅以一台计算机（国家拨款100万元他分文未取），一支笔，一摞纸，准确无误地完成了计算任务，在航天学界轰动一时。

然而，他的身体已经在摧残中垮掉了，1983年9月底，一场小小的风寒，把已经千疮百孔的束星北击倒了。生前嘱托要捐献的遗体，因为领导班子的“大换血”，在太平间搁置了半年，腐烂不堪，最后草草埋在篮球场的边的双杠下。

这就是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

束星北的卷宗，厚厚的八大卷，记录了束星北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正是靠着这些卷宗，刘海军先生能全面、立体地为我们复现束星北的生命历程。
更让我吃惊的是，书中收录的各种材料：思想汇报、下级的请示、上级的批示，尤其是各种类型的检举揭发信，是我第一次见到。我一直很好奇，写下这些信的人，当时、现在，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或许，答案不会有什么新奇罢。
月子口的某位右派，回忆过这么一件事情：

有一次，我们二中队的几个小组到农场（机关大队资办）劳动，列队回来，这边刚宣布解散，那边又列队集合。队长和指导员叫出一个队员端着杠子，要我们每个人漱漱口，然后将漱口水突到几个盛满水的脸盆里。我突然意识到什么的时候，手脚立刻寒澈如冰而血液如沸直逼头心。原来是有人告发我们偷吃农场的苞谷，队长指导员也不询问证实，就用这样的方法来捉贼。人们对这样有辱人格的做法当然不满，确实敢怒不敢言。因为先头有两个人稍一表示出抗拒，就被自己的队友扭住胳膊往里盆里摁。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维护自己的尊严。我来到队长面前对他说，我没有偷吃农场的苞谷。队长说，这样可以证明你自己。我说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方式，而不是这样残酷的方式。队长却说，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方式。这时候，指导员也过来指责我：你要是心里没鬼，还怕接受检查吗？我说，我的良心可以证明我没有偷。指导员说，你的良心要是没有问题，就不会到这个地方来了。我开始抗议，我说，我是人，人是有尊严的。指导员一听我说尊严就笑了。他说，我告诉你，月子口没有尊严。队长也跟着喊起来：对，月子口没有尊严。
通过这事，我明白了，我所以总是抵触的症结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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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放假，今年是头一回。

明天不能回家上坟，只好去八大处烧香，算是我能做的祭奠了。

两张照片之间，横亘着我二十多年的人生。

文革时期有一部新闻短片（或者应该叫“宣传短片”），说的是解放军“应用毛主席的光辉思想，不断发展治疗聋哑病的经验”，让一所半工半读的聋哑学校的全部105名学生“全部恢复了听力”的故事。接下来的解说词是：深受迫害的聋哑人，再也抑制不住满腔的怒火，千仇万恨，都要集中到刘少奇的身上，就是他，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就是他，把我们打成了不治之症……

这片子，今天看来，可能会让不少人觉得滑稽——本身就在学校，听力又有障碍，根本不清楚外面发生了什么，跟着起什么劲呢？况且那个姓刘的人，他们恐怕连面都没见过，这个人说过什么，做过什么，他们清楚吗，言之凿凿、群情激愤，至于吗？有必要吗？

不过，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罢——把刘先生换成某个其他人，把“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换成“xxxx的阴谋”，生生就是一份与时俱进的《新闻简报》啊！

要我说，不了解情况又瞎说的人，思想政治课全都白学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早就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怎么才不是胡闹，什么才叫“完整、准确”？看看原文吧：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实现情况和历史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瞎说一顿之是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白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要不得！要不得！注重调查！反对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