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07

时 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曾问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中国有没有像贝多芬那样有分量的交响乐？院长回答：有，马思聪就有。李副总理说：好，那就演马思聪的，让人 们知道中国也有自己的交响乐。由此，中央音乐学院领导在会见马思聪女儿夫妇的时候，特意告知，北京将举行盛大的音乐会演奏马思聪先生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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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9日上午，50余位全国艺术教育界的专家学者，部分省市教育厅长，在京部分高校、中学校长积聚一堂，从发挥音乐教育的育人功能、加强人文精神教育、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等角度解读了《李岚清音乐笔谈》一书丰富深刻的内涵。“我有两个没想到，一是李岚清同志对音乐如此一往情深，二是他对音乐有如此高深的研 究。”全国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音协主席傅庚辰说：“这是我从事文艺工作半个多世纪以来，看到第一个对音乐有如此系统研究的党和国家领导 人！”

蒋梦麟先生，早年就读于南洋公学，后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归国后历任第三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委，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等要职。他的这本《西潮》，写就于抗战时期，重庆遭轰炸的间隙。其中细细记述了作者自幼年以来的经历，既包含个人的生活细节，也提及社会的重大事件，行文平实、淡定，正如罗家伦的序中所言：这本书最难达到的境界，就是著者讲这个极不平凡时代的事实，而以极平易近人的口吻写出来……若不是具备高度文化的修养，真实望尘莫及的。

读这本书，除了从另一个方面了解那个年代的人和事——譬如五四运动、西安事变、西南联大的建立，譬如蔡元培、陈独秀、 孙中山、蒋介石——之外，颇得我心的一点就是，末章《现代世界中的中国》对“中国文化”的分析和评介。

在这一章中，梦麟先生着重谈了“道德与理智”的问题，在我看来，的确一针见血：道德在中国文化中，始终占有了过分重要的地位，“中国思想对一切事物的观察，都以这些事物对人的关系为基础，看它们有无道德上的应用价值……（纯粹知识的）讨论再进一步，道德的意味就加强了……也可以说正因为我们注重道德，我们才重实际。因为道德系指行为而言，行为则必然要凭实际结果来判断……有时候我们也可能创出重实际重道德的思想常规，但是我们一旦发觉离开伦理范围太远时，我们马上就会收回心灵的触角。”

多年前接触启良的《中国文明史》，谈到中西神话，中国神多为道德神、人格神，而希腊神多为自然神、人物神，启良对此评价说，中国的神，徒有高高在上的尊容，毫无可爱、可亲之处。可以说，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差别。之后虽然也着意观察这种区别，但始终不甚明了，此次见到梦麟先生的论述，许多问题才觉明晰。

关于近代中国历史，我始终无法厘清的一个问题是，为何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与达尔文主义毫无相干的学说，会打着达尔文的、科学的旗号，在中国大行其道？仅仅从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无法找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而《西潮》则指出，这是因为它契合了中国对道德价值的需求，“科学的”达尔文主义，轻易（同时是草率）地披上了一件道德的外衣，产生的就是道德化的结果——社会达尔文主义。
于是乎，“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类的口号，一经染上伦理道德的色彩，就顺理成章地成了通行的规律和准则，被大家接受下来了。
这其实是一个怪胎，自然科学、社会学说、道德功用，三者糅合在一起，配以当时中国所处的环境，终于造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大流行——流毒甚广，至今余孽未亡。

事实上，我还以为，在中国要做“知识分子”（Intellectual），必须突破的一道重要障碍，便是道德的藩篱。既然道德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了过分重要的地位，“知识”（理智）本身便有所缺失了。所谓的“知识分子”往往道德有余，激情有余，知识不足。连基本的“知道分子”（智力）的要求尚不能达到，又怎能再上一层，做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呢？

傍晚，暴雨倾盆，一直下到半夜。

10点从阜成门出来，没看清路面，一脚踩下去，皮鞋成了湿漉漉的裹脚布。
路边等了大半个小时，终究打不到一辆出租车；好不容易坐上103，希望到西四倒公交回来。
西四的路边也站满了等待打车的人，而公交，只见向南的，不见向北的，公交车站里，有人火冒三丈地打投诉电话：怎么回事，等了一个多小时，什么都不来！

只好走路回家，好在还算凉快。

快到家的时候，有人叫我：师傅，师傅，麻烦你一下。
循声望去，是个中年人，背着大大的两个包裹，急匆匆地走过来：
这附近，有小旅馆吗？不要宾馆，招待所也可以。孩子病了，得着急找个地方住下来。
这时我才发现，街边的电话亭里，偎依着一个少年，路灯下隐约看见他憔悴的面容，想来是病的不轻。

于是一口应承下来，叫他们共我的伞，一直走到附近的旅馆，帮忙办了手续，安顿下来。回到家，已经是午夜。走的时候，孩子的父亲紧紧跟我握手，很温暖。

我当然见识过世界的复杂，也明白人心的险恶，但深以为，除了保护自己之外，依然保持对善良的信念，是难能可贵，而又必不可少的。

或许经历能教给人许多。
我时常想起初冬的傍晚，在小巷边摆摊卖棉鞋的经历；在酷暑的正午，为了卖光盘去拿货的经历；在严寒的子夜，在加油站里遭受司机白眼的经历；
于是会明白人有时候会多么无助，明白“平等”和“尊重”有多重要，由此厌恶那些矫柔做作的爱心，甚至包括怜悯疼惜的旁观。
于是，每次收到快递，都要跟人认真地说一声，谢谢。

发现一条留言，写信过去，很快收到回复。

原来已经有细心热心（同时也在翻译正则表达式相关的书籍） 的朋友，对比了网上已经公布的《精通正则表达式》的片段，细细列出原文、我的译文和他的译文，并指出多处漏排和一处错译，另提出若干商榷之处。

令我感动的是，信中提到某些术语的翻译，希望能与《精通正则表达式》尽量保持一致，方便读者阅读。这样的精神和姿态，都是我自愧不如的。

汗颜之余，赶紧通知出版社，所幸尚未付印，来得及修改，否则真要抱憾终身了。

感谢lsf的有心、细心、热心。

什么是真实？《黑客帝国》里面，默菲斯说，真实，不过是流过脑海的一串电信号而已。

周六，正在享受难得的午觉，朋友来了电话，便睡不着。抽出胡适的《四十自述》，几个小时，竟然也看完了。
印象深刻的几个片段：
很小的时候，父亲教他和母亲认字，教他生字的时候，母亲就在一边温习，“温暖的灯光下，母亲和我学认字的情形，便是我们一家的深刻记忆”。
听其他小朋友念书，印象最深的两句是：人心曲曲弯弯水，世事重重叠叠山。
照父亲的遗训，他是要读书的，别人家的小孩，照惯例都只出两块银元当学费，先生也只带他们念书，唯有胡适的母亲，出六块、七块，甚至十块，于是先生会单独为他讲书；
在上海，梅溪学堂，先生随口说，“传曰”中的“传”是《左传》，胡适说，应该是《易经 系辞》，于是先生直接领他到一班，相当于连跳四级；
还是在上海，湖南人陈天华跳海自尽，勉励大家奋发报国；湖南人傅君剑，回家之前给胡适写了一首诗：“天下英雄君与我，文章知己友兼师”，让他受宠若惊，从此走上学文之路；
……
对比当今的许多文字，你能感受到不一样的真切。

我深以为，纵然都算得上真实，纵然都是脑海中的电信号，仍是有所区别的。
譬如某些矫柔做作的文字，或许它们要反映的感情，或许写下这些文字的人，本身就是矫柔做作的——矫柔做作的电流。

提到这本书，有两个原因。
其一，《权力与市场》的出版工作正在进行，今天向出版社提交身份证扫描件。翻译这本书，《英汉大词典》出了很多力。
其二，《英汉大词典》的第二版上市了，作为深深喜爱第一版的用户，有责任为这本书PR一番。

初识《英汉大词典》，就是因为翻译。
彼时我正雄心勃勃地翻译Mises的《社会主义》，深受词典不好用之苦——解释太简单、太呆板。当然，也因为当时不如现在纯熟，不会查英英词典和Thesaurus有关。于是，往往因为一个词，一个搭配，想破脑袋，仍然一无所获。给秋风先生看译稿，他的来信中，除了悉心的审阅，还提到：
准备一本好的词典是必须的，金山词霸之类可不行，比较好的是《英汉大词典》，陆谷孙主编，厚厚的两大本……
于是我便去图书馆，在四楼工具书阅览室，真真发现了一套两本的《英汉大词典》，很沉，很厚，很多灰。翻阅之下，大喜过望。 于是这套书被奉为珍宝。图书馆的工具书阅览室不能占座，然而我实在太爱《英汉大词典》，而查这本书的人几乎没有，便和管理员说好，清理书桌时，遇到这两本词典，便不用收去——那表示，我一会儿会回来继续查的。

其时，也一直在书店找这本书，希望能自己备一套。终于在学校附近的书店找到，虽然是缩印本，字小了很多，但价格也下降了许多。一百多元对当时的我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但还是咬牙买下了。后来翻译《权力与市场》，此书为我提供了莫大的帮助，真是物有所值，物超所值。

现在，虽然常翻的词典成了Merriam－Webster和Collins Cobuild，但《英汉大词典》仍然放在手边，遇到困难，常常能在其中找到答案，心中一遍遍叹服：好书，真是好书。无怪乎，翻译界老前辈思果先生推荐的词典，除了Collins, Webster, Oxford，还有这本《英汉大词典》，好东西，大家自然都认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