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过《以习惯对抗虚无》（https://www.lifesailor.me/archives/556.html），与朋友们聊天时也会谈到这类话题，认可道理的人不少，问题也不少：一方面，有些习惯确实“好”，但似乎“意义不够”，不能给人足够的激励去养成；另一方面，人到了某个年纪，似乎培养新习惯的难度太大，很难“说服”自己行动。是的，这问题确实存在，那么，该怎么办呢？
且让我从一个小例子说起吧。我小的时候，常去母亲的实验室玩（我父亲大学学的是无线电，母亲大学学的是化学，科研单位都有实验室）。那时候，我母亲实验室里最讨我喜欢的就是水银温度计了，细细长长的，上面有密密麻麻的刻度。把温度计放进冰箱，过会儿取出来，就可以看到水银柱嗖嗖地上涨……有一次，我毛手毛脚没有拿稳，温度计掉在地上打碎了，水银落地变成一颗颗的珠子，四散开来。我吓了一跳，心想肯定会挨骂了，连忙伸手去拈——不料，母亲大喊：千万不能碰。同时赶紧从药品柜里拿出一些黄色的粉末，撒在地上，并打开门窗，把我带出实验室，一边让我洗手，一边说：知道为什么不能去碰吗？因为水银是有毒的，用手去碰水银珠，呼吸水银蒸汽，都可能中毒，但是，水银如果遇到硫磺，就会发生化学反应变成硫化汞，就没有毒了；而且，我们还要打开门窗通风，让水银蒸气散发出去……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记得那件小事，并且越来越感激我的母亲：她并没有呵斥我（对小孩来说，呵斥或许很“有效”，但产生同样的效果，有截然不同的方式），也没有一味让我走开由自己处理，而是妥善处理之后，给我讲解其中的道理。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遇到事情讲道理，尤其给小孩子讲道理的习惯，这习惯许多人会说“好”，但未必会实施（许多人说，讲的许多小孩子根本不懂，要学化学，还不如长大了送去补习班，而他们也正是这样做的）；但因此，我却从小就知道，自然界的许多问题，最直接最“想当然”的办法，可能并不是有效的办法，因为背后有着复杂的关系，一定要弄懂原理，才可以动手，否则很可能把事情搞砸。
长大以后多懂了些知识，发现社会学研究也认可这个道理：一些习惯看似平淡无奇，其实好像玉米，从外面看什么也看不到，但我们把外皮一层层剥去，就能看到真正有价值的内涵，可是，要吃到玉米粒，离不开平淡无奇的玉米棒子。比如，在日常的交往中，第一次见面就记住他人的名字，平时友善地与人打招呼，虽然很难说“不好”，但对有些人来说却没什么意义：他们认为这或者是别有用心的算计，或者是毫无意义的走过场。但是我们深入思考就会发现，这些“并没有多少想法的仪式”，乃是人们互相承认对方存在的方式，承认一个人的存在，就意味着尊重他人的感情，从而给双方良好的感觉，巩固情感——从最极端的角度来说，人不能孤立于社会，绝大多数事情，都离不开人与人的交流、协作，自我孤立的结果，很可能一事无成。
再说远一点，养成良好的习惯，也能够因此内化对习惯背后价值的尊重。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人采取行动的动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服从（依靠权威和恐吓）、信任（效仿吸引他的人或事）、内化（自己内心真正认可）。服从是最不稳定的方式，权威不在了，行为就很可能改变；信任则相对稳定；内化则是最稳定的方式，我们把某种信念融入自己的价值体系之中，根深蒂固，从此以后，信念与它的来源就没有任何关系，而且非常难以改变。一旦行为成了习惯，就生长出足够的惯性，而且我们能“自然而然”去实施，同时，也就内化了它背后的信念，如果这习惯是良好的，那么，剥去皮的玉米已经被你牢牢地捧在怀里，难以夺走了。
这样看来，好的习惯“意义不够”的说法，是难以成立了——深远的意义，不是表面看来能够理解的；那么，怎样培养良好的习惯呢？非得要努力说服自己，采取坚决地态度（这确实很难），再行动吗？答案是：不一定。
行为和态度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有人讨论，争来争去，似乎总没有大家都认可的答案。现代心理学的调查发现，行为和态度之间，存在这微妙的共生关系：态度决定行为，但态度也依从行为。举例来说，每个国家，都有一系列仪式（升国旗、奏国歌等等），来强化公民对国家的感情（也就是态度），换句话说，公民对国家的行为，并不是由态度先验决定的，相反，倒是这一系列的行为，强化了他们的态度。其实这个道理并不新鲜，亚里士多德两千多年前就说过：“我们由于追求正义而变得正义，由于练习自我控制而能够自我控制，由于行为勇敢而变得勇敢”。它的运用更是广泛，比如，销售人员就会先请求客户作一个小小的承诺，来“明确”自己的态度，然后才展开游说，用专业术语来说，这叫“登门槛效应”——不要求你一步登堂入室，但终究会引你登堂入室。
养成良好的习惯也是这样。觉得自己的态度不够坚决，精神还不够强大，这不要紧；完全可以从小事情，一点一滴地做起，慢慢你会发现，“原来我能做”，“原来不需要那么绝对的态度，就能够开始”，让这样的感觉慢慢引导自己，让行为逐渐改变态度，进入良性的循环——实际上，这也是温伯格在《技术领导之路》里反复强调的：一夜之间改头换面是痛苦且不现实的，改变多是漫长的过程，潜移默化地到达最终的目的。
先讲两个和语录有关的小故事：
1918年，俄国爆发了震惊全球的“十月革命”，让无数人欢呼“一个新世界的到来”。然而根据1992年新解密的苏联档案显示，在苏联成立之初的大饥荒时期，1921年全国判处贪污贿赂罪69641起，1922年判处贪污贿赂罪32587起（当然有相当部分是贪污挪用美国救济总署支援的物资），相比后世认为“贪污受贿的真正转折点”赫鲁晓夫时期，这个数字其实更为惊人：在1957年，犯贪污腐败罪的也只有1800人。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布尔什维克认为部分原因在于党的干部文化程度太低。列宁说：“真正有政治素养的人是不会贪污受贿的”，掷地有声的话语给出了铿锵有力的解释。
前不久，我去一位长辈家拜访，他的女儿学习非常好，高考考上全国闻名的X大学之后，今年又要出国深造，值得恭喜。谈到这个话题，他说：“感觉去了X大，毕业出国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跟其它学校截然不一样”。我说“似乎是这样，用毛主席的话说，上X大是出国的必要准备，出国是上X大的必然结果”，于是大家相视而笑。在这里，语录又一次发挥了神奇的作用。
说起来，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各种各样的语录似乎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这里我说的“语录”，不仅限于常见的标语横幅，还包括各种名人名言，尤其是革命领袖（近来也包括上古圣人）的语录，似乎其中包含了无穷深奥的道理，用处也无穷广泛（甚至可以用来开些似是而非的玩笑，比如上述第二个例子）。
偏巧，这类语录和我也有点渊源：中学政治课见到了“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之后，我就困扰于一个问题：既然革命导师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也认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符合”某种水平的生产力的，为什么生产力水平低于这种程度的时候，要采取其它生产关系？难道同样的生产力，能够“决定”出两种不同的生产关系？为此，这些年我陆陆续续地读过了列位革命导师的著作，终于明白了这问题要怎么解释。同时获得的另一大收获就是：回头看生活中随处存在的“语录”，凭空多了种奇妙的感觉，也深刻觉得，太过倚重语录，赋予这些语录太多的意义，恐怕并非好事。至少就我所见，这种做法存在三大弊病：
第一，倚重语录，等于把字词从语境中割裂出来，这样可能产生全然不同的意义。这方面最极端的例子就是黑格尔的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句话，常常被人用来辩护（而不是解释）。然而我们需知道，黑格尔所说的“存在”并非普通生活中的“发生”，黑格尔所说的“合理”也并非辩护者所暗示的“正当”。“语录”式引用背后的逻辑是：黑格尔是大哲学家->他的论断是有哲理的->他说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是有道理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发生了的就是正当的。在这根链条上，黑格尔的身份、学说，“存在”与“合理”的哲学意义都不见了，只空余孤零零的几个词和几道巨大的逻辑鸿沟。也正因为倚重语录可能割裂语境，胡适先生当年才会告诫青年学子：做学问，思考问题，不加思索地把名人名言当成论据，是一种很不好的习惯。
第二，倚重语录，可能遮蔽对现实的认识。最突出的例子是这类论调：“中国乃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因为）孔子说过如何如何”。我们对历史稍有了解就会知道，中国文化虽然与“儒”有脱不开的联系，但“独尊儒术”的“儒”，乃是董仲舒解释定调的“儒”，而且即便“独尊儒术”，其实也是“阳儒阴法”，里外两张皮的。再者说，孔子的话，即便真的被广大人命所接受、背诵，充其量也只是生活的希冀或规矩，是否生活的常态和真相尚待考证，怎么能当成论据呢？拿孔子的语录来“证明”中国历史如何如何，搞混了实然和应然的区别，实在是非常大的错误（依我看，上面第一个例子中列宁的语录，其实也有这种问题）。
第三，倚重语录，可能得到看似正确但非常滑稽的结果。语录本身，可能并非逻辑自恰的整体：十月革命之后，斯大林告诉大家，“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存在了”，但到了大清洗时期，他又提出要“反击剥削阶级分子的进攻”。前后明显矛盾，但无论争论的过程如何，结果却很可能是“斯大林的判断很英明”。类似的例子，在我国也发生过：文革中，斗争的两派各自援引领袖语录攻击对方，最后的结果却是：这是xx思想的胜利。这种依靠语录，无视矛盾而直取结果的做法，尤其荒谬。
有人可能会说：外国许多书籍，每一章的开头也引用其它人说过的话，岂不是有同样的问题？不过，就我所见，外国作者虽然有在章节开头引用名人名言的习惯，但多半不会把它们当成倚重的论据，更多的是作为“导入的台阶”或者“辅料”，只起修饰和陪衬的作用——所以总而言之，对负责任的作者来说，语录还是少用、慎用的好。
阮一峰先生写了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决定，还是做决定。阮先生的意见是，语言应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成分——可以说“决定xx”，就不要说“做了xx的决定”；可以“观察一周”，就不要“进行一周的观察”——简单点说就是，语言以简洁为美。就我所知，外国有这样的故事：某家商店出售帽子，最开始的标牌是“本店出售帽子”，然后改为“出售帽子”，最后改为“帽子”才算满意。看来，各种语言大都是欣赏“言简意赅”的。
更有趣的是阮先生文章后面的评论以及其它转载处的回应，似乎原文中“大家一起努力，保持我们母语的纯洁性和美感”引起了不少争议：许多人认为这样太过“较真”或者“矫情”，语言只要能交流（表意），就足够了。看起来，两种说法发生了矛盾，“简洁为美”到底是不是”矫情“？我觉得，两个问题并不矛盾。
语言的主要目的是交流，这并没有错，但语言的目的并非“只是交流”，在“研究（分析）”和“交流（表意）”两个极端之间，还有一片广阔的地带：运用。表达同样的意思，运用却有不同，运用得越好，读起来越自然，接受的难度也越低，受众越广泛。英国作家笛福曾说，优秀的作家能面对台下的五百人讲话——这五百人身份、地位、教育各不相同，但都能准确理解作家的意思。
那么，“运用的好”的语言，到底是简洁的好，还是繁复的好？依我看，一般来说，语言越简洁（而不是简单），运用水平也就越高。
举几个常见的例子吧：
大家在阅览室里都保持很安静的状态。
大家在阅览室里都很安静。
这条道路的修建，使我市的交通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这条道路的修建，大大改善了我市的交通。
发射武器！
开火！
因为下了大雨，使我们没有赶上火车。
我们因为大雨误了火车。
以上几个例子，两种说法都算不得错，表达的意思也完全相同，然而细读之下，还是有许多差别，我以为，第二种形式明显好于第一种形式，因为它简洁，更自然，念起来更舒服，使用这种形式能降低理解的难度，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所以，写作时适宜优先采用（即便说这是“矫情”，也是追求“雅俗共赏”的矫情，而不是“学究”式的矫情，我甚至以为，第一种说法相比之下更“矫情”）。
当然，这里要澄清三点：
首先，“适宜采用”针对自己写作所说的，所谓“聪明人就是多为其他人考虑的人”，写作时为读者考虑，采用“听起来更顺耳”形式的作者，自然是聪明的作者，但对于繁杂的形式，只要意义没有错，一般不必挞伐，毕竟，写作属于个人自由，文字本身也没有刚性的标准，所以，这种选择最好是“对己不对人”，用于提醒自己。
其次，在细节上多以这种标准要求自己，往往能有大的收获。通常的交流不会局限于一两个短句，我们阅读的总是一段一段的文字，如果放任这些“不算错”但又“不够顺耳”的形式，整篇文字的阅读难度无形中就大大增加了（底不平的鞋子当然也能穿，只是走起来费劲，而且走的越远越难受）。仔细看看那些公认“流畅”的文字，似乎很少出现这些“不算错”但“不够顺耳”的形式。举个简单的例子（原文在http://chinese.joelonsoftware.com/Articles/AdviceforComputerScienceC.html），哪段话更好读？
我和那些前辈也差不多，当我给别人建议时，实际上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我是如此的落后于时尚，以至于连AIM也搞不明白，而不得不使用 email。
我和那些前辈差不多，给别人建议时我也不知道自己真正在说什么。我太落后了，连AIM都搞不明白，只好用email。
最后，有人说，这样“别扭”的形式，乃是受了英文的影响，我反对这种说法：假若此说成立，我们“受英文影响过多”，则说英文的时候，岂不是思维障碍、形式错误更少？但现实是，这样“洋化”的句子翻译成英文更加别扭，凸现“中国特色”——我手上有一本书《中式英语之鉴》，是美国女士John Pinkham写的，其中罗列了许多极为难看的“中式英语”，其中不少照字面意思翻译过来，恰恰是“洋味很浓”的中文，且举上面的一句话为例：
大家在阅览室里都保持很安静的状态。
People kept the status of silence in the reading room.
可是真正的“老外”多半会说：
People kept quiet in the reading room.
写到这里，我也有点糊涂：“大家在阅览室里都保持很安静的状态”的说法，文言里没有，白话里没有，英文里也没有，现在却不少见，那么，它是从哪里来的？
我喜欢的专栏作家连岳曾说过一句话：与智者交流的坏处在于，你会觉得自己之前的生命都白活了，而好处在于，你今后不必像之前那样白活。
对此我是深有体会也深信不疑的：即便你不能由此找到更好的活法，至少也能发现自己之前竟然在浪费生命，于是会开始寻找新的方式——这就是了不起的进步了。我总结与身边各位堪称“智者（聪明人）”的朋友交流的经验，发现这样的交流大概可以分为三重境界（虽然有标题党的嫌疑），草草列出来，一家之言，供大家参考：
第一重境界：一鳞半爪
在这一重境界，最重要的就是“敢于承认错误”：我们时常会与人争论，而且大部分时候是“为争论而争论”，忽略了问题本身，在乎的并不是谁更“有道理”，谁的想法更高明，谁的看法更全面……如果能跳出囹圄来旁观，多半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可是，往往在这时候，心里已经明白高下，面子上还挂不住，网络上层出不穷的“狡辩”，许多都是出于这种心理——其实，坦诚大方地承认错误，反而可以让自己内心更踏实，也更容易赢得其他人的好感。
如果能够平心静气地想明白自己的错误，并且大方承认，就进入了第一重境界。在这个阶段，你的收获是一鳞半爪的：对某个问题，你获得了更高明的认知，再次遇到它时，你可以“出动”更高明的结论。
第二重境界：由表及里
我喜欢的经济学者薛兆丰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某次他与老师辩论，这位老师忽然意识到自己错了，接下来的第一句话是竟然是“你最近看的什么书？”。薛兆丰说，他非常佩服这位老师。
这个故事我印象很深，以前是因为不懂：为什么要“佩服”这位老师呢？几年以后我明白了，印象也更加深刻：这位老师果然比常人高明：他完全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不仅仅在乎一两个论争上的高明结论，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对方观点背后的知识结构上——学会了高明的思维方法，掌握了更高明的视角，自然就能拥有一系列更高明的观点。有渔在手，何愁无鱼？
第三重境界：源头活水
读一本好书，可以收获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新的视角，因此能够提升（开拓）对许多问题的看法。然而，人的思想不可能只来自一本书，智者尤其如此。如果仅仅在乎一本书、两本书，可能还是没法缩小与智者的差异——有位我非常佩服的老师曾说：“我只读好书”！相比之下，能读到一两本好书，还远远不够。
那么，该怎么缩小差距呢（至少不要扩大差距吧）？我的经验是，不但要从他人那里获得具体的信息，还需要再进一层，了解他人获取信息的来源，以及他们对这些信息的甄别能力（也可以叫“品味”）。如果人家说自己“只读好书”，那么他用什么办法判断书的好坏；如果人家说自己“只做重要的事情”，那么他如何判断事情的重要程度……，掌握了这样的“元”能力，就不再纠缠于一两本好书，一两件重要的事情，即便面对根本不熟悉的问题/领域，也不会冤枉浪费大量的时间精力。
当然，事情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搜索新知识的能力，判断甄别这些知识的能力，学习掌握起来，很可能是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否则人人都是智者了），可是只要达到这一重境界，就如同找到了源泉，自然能收获汩汩而出的活水：于是乎，“只读好书”、“只做重要的事情”，也就是顺理成章的结果了。
“三重境界”大致就是如此，比较粗陋，各重之间的界限（尤其是第二重和第三重）有时候可能并不明显。而且，一重重境界地实践起来，需要大量的精力和漫长的时间，有可能让人心生疑窦。但是我总觉得，无论身处什么状态、哪个阶段，都不可错失坐标感和方位感，换种说法就是：忙得不可开交不是错，忙得没有头绪才是错。
大概是1992年左右，我第一次见到“脑筋急转弯”，马上就被这种新鲜玩意迷住了。可惜，当年那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如今都忘得差不多了，记得的只有一道题——身份证掉了怎么办？捡起来。
记得这道题，并不是因为它很难，而是因为，这些年来的许多经历，事后细细咀嚼起来，答案就象“身份证掉了怎么办？捡起来”一样简单、直白，又荒诞、无奈——或者怨天尤人，或者凭空慨叹，或者沉溺空想；总之，薄薄的一张身份证，就是没法捡起来。
2006年末我着手翻译《精通正则表达式（第三版）》的经历，就是如此。
试译的时候，我一晚上就交出了六页译稿。接下来约定全书的交稿时间，我不假思索地说，最多六个月。可书拿到手的那一瞬间，整个人就傻了——五百页，整整五百页，以前是轻松畅快的阅读体验，现在是堆积如山的任务列表！
照计划，我每天应该翻译四到五页，然而我只坚持了两天就中止了——每天下班累的要死，还得做这劳什子翻译，五百页何时能结束啊？
于是干脆自我放纵，过了一周“轻松加愉快”的生活，到周末，我甚至在想，原来生活这么美妙，干脆取消合同，交违约金算了吧。
然而，就在这一瞬间，我忽然又想到了那个脑筋急转弯——“身份证掉了怎么办？捡起来”。现在的这张身份证，无非就是在六个月内完成这本书的翻译嘛。而捡起来的方式，就是坚持每天翻译而已。答案简单到完全不存在其它的可能，简单到毫无风险。
于是我开始忍住内心的厌倦，慢慢捡起这张掉落的身份证。五页，十页；一章，两章……每做一点点，我都安慰自己说，对了，我在一点点地捡起那张身份证。
说来也奇怪，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反倒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厌倦的感觉也渐渐消失了。
全书翻译就要结束的时候，一次误操作弄丢了上万字的译稿，怎样也无法恢复。痛惜了半小时之后，我忽地又一次想到了“身份证掉了怎么办”这个问题。好吧，既然无法挽回，重新来过就是了。
这一回，为什么恢复得这么快？是习惯使然吗？
这个问题，一直保持到去年翻译温伯格的《技术领导之路》：在第四章，温伯格用现身说法讲解了，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必然会遭遇“峡谷”，而且总结说：
高原-峡谷模型描述了一个轮回周期，也描述了一个元周期——也就是周期的周期，这是个螺旋，就好像鹦鹉螺上一圈圈的纹路。走出低谷，不仅仅是登上另一个高原，同时也是在另一个高原上前进，这就是学习如何成长的高原。我的确是在学习新的语言，但更重要的是，我在学习“如何学习计算机语言”。这种元学习（meta-learning） ，清楚地说明了我对学习新语言的情绪。我不再焦虑，不再抵触，不再觉得毫无价值，而是感到激动，充满创造活力，能够处理几乎任何事情。
译到这里，我豁然开朗了：是了，我能更快地接受现实的解决办法，直接开始“捡身份证”，原因就在这里；我也发现，自己开始翻译《技术领导之路》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当初的煎熬：划分好进度，每日执行就是了。
《技术领导之路》一路翻译下来，我越来越赞同序言的说法：温伯格的这本书“卑之无甚高论”，并没有太多稀奇。如果“成为技术领导”是掉落的那张身份证，这本书不是传说中的《九阴真经》：温伯格只是告诉你，怎样才能把它“捡”起来——你仍然需要弯腰，仍然需要伸手。如此说来，更大的问题或许在于，你是否愿意（是否能）按部就班地去做。
譬如在第七章，温伯格介绍了一种加深自我认识的“不起眼”的办法，写日记：每天五分钟就可以，写下自己想写的内容，过一个月再回顾；第十章介绍了一种办法，照它一步步地分析，我们发现“小小的”误会背后，原来有长长的逻辑链条；第十三章给出了协调“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那些“做人原则”与现实的途径……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许多做法普通到不可思议，然而根据我的亲身实践，它们的确有效——退一万步说，至少能作为颇具价值的参考。
类似的例子，在这本书中还有许多。我也逐渐发现，许多时候我们希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而这世界上的许多问题的答案，并没有“精华”那般完美，反而就像“捡起来”那样直接、平凡，这时候，困扰我们的，已经不再是一个智力的问题，而是自制力、毅力和决心的问题了。
读温伯格的《技术领导之路》，会看到那张掉落的身份证。那么，让我们一起捡起它吧。
回到家里，往往会有长辈问起“学英语的经验”，希望介绍给还在念书的孩子。每到这种时候，我都觉得非常为难。
本身，我自己的英语实在说不上好，纵然做过翻译，也离不了字典，更何况，翻译对中文的要求更多一些；而且，回忆我自己学英语的经历，实在是有些傻、笨——中学背诵默写课文，大学每天晚上跟收音机学英语，上班了每天早上看英文小说……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法子。
回想起来，觉得学英语最快的办法，就是“真正运用”这门语言——把它当成媒介，通过看、听、读，去明白整件事情的经过，去了解现象背后的原理，去明白他人表达的观点（当然，这离不开实践，大量的实践）。不少技术人员不需要刻意去“学”英语（背单词、记语法），英语却“不错”，原因或许就在这里。
不幸的是，每次我真心诚意地说起这办法，遇到的反应大多是：那么累呀？那么久呀？那么麻烦呀？
言外之意，往往就是，“有没有更轻松的办法？”（譬如，哪本单词书最好，哪本语法书最好）
这样的问题，每每让我无言以对（霍炬曾说，道远胜于术，这一点我是非常赞同的）。不过，或许也不方便责怪具体的个人——举个极端的例子，胡适先生一次演讲中谈到，印度禅重视形式和克制（“瑜伽”即“管束”之意），而中国禅更偏重“顿悟”（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们对“顿悟”（速成）的喜好，在禅宗中都有所体现，更何况世俗的英语学习呢。
然而事物自有其规律。譬如学英语，我总认为，把语言割裂为语法、词汇、句型之类，是不可能学好的，所以还是不要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了；另一方面，持续的练习也是必不可少的，Malcolm Gladwell在the Outliers里面讲了许多故事，不少有“过度阐释”的嫌疑，但“训练一万小时”的故事还是深得我心的。
关于学英语，我能说的也就只有这些，也深知这些话可能并没有太多说服力——大学的时候我曾担任辩论协会会长，那时候深以为“观点是由论据支撑的”，现在却觉得，“理由往往是从观点生发出来的”，“驳倒”或者“说服”，其实是非常艰难的事情。不信，看看《少有人走的路》里面这一段经典的对话：
在冲绳岛，有一位年轻的军人妻子，她用剃须刀片割开了手腕，被送到抢救室急救。后来，我在病房里见到她，我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当然是想自杀了。”
“你为什么想自杀呢？”
“这个地方让我觉得无聊和乏味，我一刻也忍受不了。你们必须把我送回国内，要是还得呆在这里，我还是会自杀的。”
“住在冲绳岛，为什么让你感觉那么痛苦呢？”
她抽泣着说：“我在这里什么朋友也没有，我一直都很孤独。”
“这确实很糟糕。可是，你为什么不去交朋友呢？”
“因为我住在冲绳岛该死的居民区，那里没人说英语。”
“那你为何不驾车去美军家属区，或者去参加军人妻子俱乐部，在那里结交朋友呢？”
“因为我丈夫白天得开着车上班。”
“既然你白天孤独和无聊，为什么不开车送你丈夫上班呢？”我问道。
“因为我们的汽车是变速挡，不是自动挡，我不知道怎么开变速挡汽车。”
“你为什么不去学习驾驶变速挡汽车呢？”
她盯住我，说：“就在那种道路上学习吗？你一定是疯了。”
要想真正改变，不必完全依赖足够的“理由”，还是从改变观点做起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想太多，太累！”、“做太多，太累”、“学太多、太累”……
诸如此类的抱怨，每个人恐怕都听到过，接下来的结论就是：顺其自然。然而许多时候，顺其自然未必能“顺”，反而越过越不知所措，越来越失落。
另一方面，有许多人好像在不停地学习、进步，却丝毫看不出“累”的迹象。于是大家羡慕地说：“精力真好！”、“一点也不怕累”，然后往往叹气，“哀，我要是也有那么好的精力，就好了。”
以前，我也这样认为，不过，在认真比较了“不怕累”和“怕累”的人之后，看法却改变了。
做事总是要消耗精力的，精力消耗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累”的感觉，所以做同样的事情，有人会觉得累，有人不会觉得累——这是客观规律；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即使同一个人，做同样的事情，所消耗的精力也是会发生变化的。
我刚学会开车的时候，每次上路都异常紧张，双手大汗淋漓，没时间看指示牌，脚一会儿就僵硬，更不用提跟人说话了，开上半小时，都会觉得异常疲惫。这表现，虽然说起来有些没面子，却也不罕见，开过车的朋友都知道，开车就是熟练工，越开就越熟练，越开就越自如。几个月后，我终于稍微放松些了，手上不再出汗，可以留意四面八方的情况，能一边开车一边说话（当然这是不提倡的），开上一两个小时，也不觉得累了。
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它说明，即使同一个人，做同一件事情，劳累程度会变化的，而且，练习无疑有助于降低劳累程度。
在Strangers to Ourselves中，Timothy D. Wilson就说明了这个道理：重复（练习），会将一些事务交由无意识(unconscious)处理，能大大解放“有意识”的自我，也就会削减我们对“劳累”的体会。
这个道理，体现在生活中的许多方面。
我曾觉得自己看书看得太肤浅，许多时候只看到了文字的部分，却忽略了文字背后的东西——材料如何组织，以什么结构展开，这些都没注意过，轮到自己动笔的时候，就无法驾驭复杂一些复杂的话题；也曾觉得自己不会说话，很羡慕一些说话得体、入耳的朋友。然而，内心又不愿意承认，难道自己一辈子都无法驾驭复杂的话题？一辈子都无法把道理讲得生动有趣？于是，也要开始留意文字背后的东西，也要开始琢磨他人说的语。
刚开始的时候，这的确是很“累”的：看过书，还要仔细去想，回头去翻、总结；跟人说过话，还要反复回味、反思。这样的事情，想想都不只是累，更是枯燥乏味了。
然而持续锻炼下去，某一天我猛然发现，书看过一遍，不再需要“刻意”去思索，就能看到文字背后的东西；跟人说过话，不久就能“自然“领悟到，为什么人家说话那么动听，讲得道理那么入耳了。
其它许多事情也经历过这样从“累”到“不累”的过程，因为劳累程度下降，同样事情花的时间减少，能做的事情也就越来越多，某天我听到有人说自己“精力不错”才猛然大悟，所谓“精力不错”，原来是可以这样来的呀。原来，“累”与“不累”的界限是会变化的，通过有意识地锻炼，我们可以把许多事情从“累”的范畴，转移到“不累”的范畴，省下大量的时间，干别的当然好，但哪怕只用来休息，也是好的嘛。原来，要想“不累”，却不能直接逃避“不累”，而应该反过来，把更多的“累”变成“不累”，才能达到最终的“不累”。
老庄的“自然”，往往被人理解为“放任”，不过依我愚见，要真正达到老庄的“自然”境界，恐怕也得经历从“累”到“不累”的过程。
我国是一个崇尚“集体主义”的国家，人们往往追求集体的“一致”和“统一”，这样的思维倾向深入生活的各个方面。最常见的表现之一，就是“人人都”的论式。
最近，这种论调的形式是：如果人人都是杨佳，那我们的社会还有秩序可言吗？（隐含结论：不应该同情杨佳）
稍远一点的形式是：如果人人都是范跑跑，我们的明天还有希望吗？（隐含结论：人人都该谴责范跑跑）
更远一点的形式是：如果人人都是王海，我们的经济不就乱套了吗？（隐含结论：王海打假其实是捣乱）
……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此论式出现之频繁，杀伤力之广泛，实在令人着迷。
不过，我要说的是，“人人都”的论式，未必有效。
对科学有些基本了解的朋友都知道，一种理论要真正有效，必须拥有一定的前提（情境），否则其价值就要大打折扣；理论如此，观点也是如此。“人人都”论式之错误之一，就在这里：
牛顿的经典力学，在宏观领域是算不上错误的。若我们这样反问：如果万事万物都依照牛顿力学的原理来运行，你又如何解释微观物理学的诸多现象呢？
对于这个问题，答案是：牛顿力学对此无能为力，因为它不是用来解释“万事万物”的。（要我说，隐含结论是，“您这个问题提的真有水平”）
同样道理，我们若反对其他人对杨佳、范跑跑、王海的某些观点，首先必须看看，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到底是不是想要“人人都如何如何”，如果不是如此，拿出“人人都”来否定，试图得出“人人都不应该如何如何”的结论，这是不对的。
另一方面，若某种观点是真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多半是因为它是“万金油”。可惜，万金油也有刺鼻的时候，不妨看看这几条：
如果人人都是雷锋，人人都一心做好事，万一有人专门损人利己，不是赚大了吗？（隐含结论：不要做雷锋）
如果人人都对不正义逆来顺受，忍气吞声，我们岂不是永无出头之日了？（隐含结论：人人都应该努力反抗不正义）
如果人人都正当好公民，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我们的警察不是要下岗，没饭吃了吗？（隐含结论：不要当好公民）
如果人人都听领导的话，与领导保持一致，那领导还怎么反思、进步呢？（隐含结论：不要跟领导保持一致）
……
是否感觉怪异？这也是“人人都”理论的“杀伤力”之一啊。
在逻辑里，“人人都”的论式其实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滑坡谬误（slope fallacy）”，是常见的思维误区之一。它的意思是：一旦采取了某项措施（认同了某种某种观点），它就会“顺坡溜下去”，延伸扩散开来——或者是同样运用到对其它问题，或者是对同一个问题运用其它各种措施（观点）；总之，是引申出各种奇怪的结论，最终“归谬”。识别不出这个谬误的人，往往会觉得这样的论证非常“有力”，非常“恰当”，然而，它其实是错的。
所以，我的观点是，“人人都”这样思维偷懒的论式，还是少点的好。
这些年来，我的愿望一个也没实现过，世界太复杂了。我现在根本就不敢也不想计划未来了，否则，我要怎么办？或者，你可以给我推荐本书看看？
面对这样的问题，我已经不敢再推荐书了。指望看了本书就有重大转折，这近乎痴人说梦：书的内容，书里举的例子，往往过于遥远，文本的交互性也不够强，缺乏“现在最需要”的鲜活感——常常有人，无论调查评价结果如何，仅仅因为身边的朋友说某款车不好，就认为其一无是处。鲜活感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所以，还是别指望看书了吧：这种时候，你不能指望看了本书，就有重大转折。这些年来的“推荐”经历，大都如此。
“我要怎么办？”，这个问题，倒是让人想起皮亚杰对“智力”的定义：
所谓智力，就是你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时候，动用的那种能力。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定义（当然这里的“有意思”不是指“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人“智力低下”，“智力”不等于常说的“智商”，而且这里说的智力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能不断进化的），我曾和李笑来老师讨论过关于“智力”的问题，他的看法是：
所谓智力，或者说心智能力，包括三步：认清自己所处的境地，找到现实可能的出路，坚持不懈地去实践。
就三步，简单得好像在做广播体操，毫无新意，枯燥无味。其实书里头说的，无非也是抽象的道理，而且往往来去都是些旧的道理——“这种东西谁有兴趣？我都知道了，我要的是现在能够就给我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的，这是事实，这些简单陈旧的道理，太曲折，太遥远。更要命的是，即便你费劲心力去坚持了，去实践了，也不见得一定能收获想要的结果。的确，生活充满太多的偶然，大概没什么东西能保证你“一定”会收获想要的结果，而只能提高成功的几率——算了吧，没有确定结果的事情，去做它干嘛？即便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更“可能”砸到自己头上，那也只是“更可能”而已，算了吧。
不过，几率问题好像没有那么轻松：如果你要动手术了，两种方案，一种有30％的成功率，一种有70％的成功率。你选那个？
经济学告诉我们，世界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穷的，所以，获取资源必须付出代价，越重要的资源，需要付出的代价也越高。
而人，会根据代价的不同，挑选适合自己的资源，同一样资源，对不同个人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因而不同的人所需要的资源，甚至是“必需品”，也是不同的。看过一个对美国人的调查，大家虽然都觉得油价高是个问题，全球气候变暖是个问题，但是，“我实在无法想象没有汽车的生活”、“汽车难道不是生活的必需品吗？”。是的，美国人均收入高，汽车又便宜，消费的代价低，汽车理所当然成了美国生活的“必需品”。
看到这，可能有人要说了：照你这么说，无需代价的资源，就对人类基本没什么价值吗？阳光、空气和水，对人类没有价值吗？怎么没见到付出代价？这个反驳看似有理，其实大谬不然：盖房子，要小心不要干涉到人家的“采光权”；污染空气，要收取你的“排污费”；水就更不必说，“水（电）是商品”的宣传语，相信各位还没有忘记吧。
更何况，在当今中国不少地方，明亮的阳光已属罕见，清洁的空气和水更是难得。想要新鲜阳光、新鲜空气、洁净的水？你可以选择移民，也可以选择搬迁到没什么环境污染的地区（尽管在中国，这样的地区大都经济不够发达）。然而，真正愿意这样干的人，寥寥无几。因此，逻辑的结论就是：至少，我们能够承受低质量的“必需品”，或者说，质量不错（其实不过是自然，无污染而已）的阳光、空气和水，其实还不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说得绕一点就是，所谓“必需品”，往往还没有那么“必需”。
这些天，大家又讨论起盗版问题来，比较有影响的一种观点是：软件已经成了生活的必需品，还要垄断，收取那么高的费用，用盗版，不但理所应当，而且理直气壮！
然而，这种论调是经不起分析的：
没错，软件可算是生活的必需品，软件深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必需品”论者往往对“开源之风日盛，免费软件多多”的世界潮流不屑一顾，原因何在？玄机在于，他们嘴里的“软件”，其实指的是“以微软产品为代表的商业软件”，只是不好意思明说罢了。
价格本应高高在上的商业软件成了“必需品”？而同样功能的免费软件，却不入某些人士的法眼？这一切，全拜盗版所赐。试想，如果当今中国的汽车卖到一百块钱一辆，甚至不要钱，过不了多久，我们也会觉得，“汽车是生活的必需品”了，有朝一日发生变故（车价上涨），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用车的权利，也不足为怪。
而且，汽车成为“必需品”，会催生出一系列后果：除去汽车制造企业，还有汽车养护、汽车美容、汽车回收、汽车交……，更远一点，交通规划也以汽车作为标准，自行车市场明显萎缩（至少相比没有汽车的年代是如此）……。盗版也是如此，功能强大的商业软件成泛滥的“必需品”，也会带来一系列后果：用商用软件已经成为习惯，操作系统要用最牛的版本（看看盗版Windows XP，显然是Professional最多吧），做个图片缩放也要最新版本的Photoshop，打几个字也要用最新版本的Word，这还不算，更糟糕的是，思维/行为习惯逐渐被盗版商用软件所统治：Word之类商用软件的文件格式，已经成为中国的通行必备的规则，垄断地位不断自我强化——许多学校都要求，提交论文，必须使用Word格式。无怪乎，许多人去了国外以后，才发现开放标准的PDF“原来这么流行”，Office“份额这么少”，排版“居然可以用Tex”，“Vi/Emacs比记事本好用多了”。原来，大家义愤填膺要反对的“垄断”，很大程度上乃是来自于咱们自己的贡献呀！
写到最后，我倒想问问那些说软件是“必需品”的人：你们必需的，到底是“软件”，还是“以微软产品为首的商业软件”？而且，每次反盗版就拿Windows当出头鸟，可是简单弄个图片也需要Photoshop CS3，打几个字也要用到Word 2007，这用屠龙刀杀鸡一般的“必需”，到底“必需“在什么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