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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领导之路》节选:第23章 时间从哪里来

第23章 时间从哪里来

在漂亮姑娘身旁,一小时就像片刻;而在热火炉上,片刻就像一小时。所谓相对,就是如此。

——爱因斯坦

每次客户要求我拿些现实的例子来支撑理论,时间都过得比坐在火炉上还慢。前不久,我与一些客户共进晚饭,归纳整理计划个人改变的理论。Clayton说:“我自己的工作就够忙的了,哪还有时间做改变?”
于是我们开始讨论起时间管理来,对这个问题,我的了解跟爱因斯坦差不多:理论多,实践少。我希望吃顿轻松的午餐,于是打断他的话说:“Clayton,时间不是找来的,而是挤出来的。如果你真正想做某件事情,总会挤出时间来做的。所以,如果你觉得没时间,可能就是你并不想做。可能你应该找个办法来放弃。”
我觉得这回答够意思,能就此打住了,但是Melanie转过来对我说,“这说法不错,但还不够彻底。怎么挤出时间,你有什么建议吗?”
“一点点而已,”我一边敷衍,一边吃了根胡萝卜,“但是现在没时间详细讨论这个了。”
“肯定有——如果你真的愿意,” Melanie说,“而且,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有这么几个小时了。我们可不能浪费。”
我尝试改换话题,告诉他们我也很忙,因为我吃过饭必须赶去瑞士的航班。美国人,只要你告诉他们关于瑞士的故事——威廉•退尔的故事,海蒂的故事,爱因斯坦的故事——通常会忘掉一切。我描绘了这个理想国度的景象:美丽、高效、洁净、友好、治理有方。我解释说,瑞士人时时处处都体现出效率,这种效率让你觉得每个瑞士人肯定都能一心二用,而且每个人都有时间为外人提供礼貌的帮助。我以为这样能转移Clayton和Melanie的注意力,但没有用。
“他们怎么做到这点的?”Clayton问。“听起来,我可以从瑞士式办法中学到一些关于时间管理的知识。”

专注于目标

看着Clayton拨朝鲜蓟上的刺,我体会到了Frankenstein博士必定经历过的感觉。Clayton以前是响应积极的学员,现在却成了我的噩梦,我知道,自己必须仔细对待他的要求。“听听人们自己的故事,多半能有所收获。”我这样回答,希望能讲个长长的故事分散他的注意力。
“那么讲个瑞士人自己的故事吧。” Clayton上了钩,于是我讲了个自己最喜欢的故事:

奥地利大公正在访问年轻而弱小的瑞士联邦。为了试探军队的士气,他照例挑出一名普通士兵问:“你们有多少人?”这次,大公选了个没刮胡子的年轻人。
“五千人,长官。”回答准确而自豪。
“嗯…,真是不错。但是,如果我派一万人的军队来攻打,你会怎么办?”
士兵回答得毫不迟疑:“长官,那么我们每人都要开两枪。”

“我知道了,”听完故事,Clayton说:“这是一个关于时间管理的绝好比喻。瑞士人的秘密就在于,每一颗子弹都要有目标,就好像Kipling说的,努力才能‘用六十秒钟来填满无可挽回的每一分钟’。如果你像瑞士人一样有效率,就有时间处理任何事情。但是效率要从哪里来呢?”
这个话题可不是我最擅长的,所以我让桌上其他人讲讲他们争取时间的办法:
不要重复你已经布置下去的任务。亲自做的话,同样的工作你得花几倍的时间:第一次是给人家解释,然后是把任务接回来,还不能伤害人家的感情(这完全不可能),然后是弥补他们犯下的错误,然后最后是自己做。“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人暴露出做错的迹象——即便不确定——我也会把任务接过来,教育他们。” Margo承认,“我最终明白了,你必须让他们犯错误,这是你必须付出的代价,从长期来看,这样的效率更高。”
不要争论细节技术来证明你的技术优势。“你的事业不断发展,” Dirk说,“就必须放开一些事情。争论技术细节只能说明你还放不开。我真正当上技术领导之后,”他解释说,“就不再有什么冗长的争论,因为我能轻松说服他们。”
自己划分事情的主次,不要借助危机来安排你的行为。Linda承认:“忽然间我就被任命为领导了,不但需要为他人安排时间,还需要为自己安排时间。对这个我一点经验也没有。我期望出现危机,因为危机下我的行动井然有序。现在我却很困惑,自己可能参与促成了某些危机,这样才表现出我组织有方。我觉得,领导面临真正的考验在于,没有危机的时候她在做什么。”

一心两用

桌上的每个人都说了他们的答案,这样我就能安心吃自己的朝鲜蓟。但是Clayton不放过我。他问我:“另一个瑞士故事是什么?”。Clayton是我的学员,他知道我的弱点。
“好吧,”我只得让步,“但这是最后一个故事。它讲的是瑞士的建立。”

创造了世界上的所有人之后,上帝依次给大家创造国家。上帝问第一个瑞士人,要一个怎样的国家,他回答很谦卑:“什么都行”。上帝坚持问他自己的喜好,于是瑞士人说,“好吧,如果您坚持的话,我希望能有山,顶上覆盖白雪,山坡长满青草,清澈的溪水穿过峡谷,蓝天上点缀着蓬松的白云。”
上帝马上实现了这一切,然后问他还有什么别的要求。瑞士人推托不过,只好说,“如果还有石头屋顶的木头房子,最好还有些棕色的奶牛在吃草,我就感激不已了。”
上帝又实现了这些,然后问瑞士人,是否还有别的要求。“没有了,您已经足够慷慨了。我真的不能再要求任何东西,但是关于您呢?对于你的赠与,我肯定有些东西能回报您。”
“噢,其实,”上帝说,“造了这么多东西,我有点渴了。如果你能给我一杯新鲜的牛奶,那就非常感激了。”
“非常荣幸,”瑞士人说,他跑去取了个玻璃杯,乘上美味可口的瑞士牛奶,上帝一口喝了下去。
然后上帝又问瑞士人:“显然,还有些你想要的东西。其他所有人都无休止地要求财富。你想要什么?”
瑞士人稍作迟疑说:“是的,还有一点小的要求。”
“那告诉我吧,那就是你的。”
“好吧,如果不嫌太过分的话,请为牛奶付一个法郎。”

“真棒,”Clayton说,“瑞士人岂止是有效率,他们的效率简直是一般人的两倍。他不要求财富,而是要求能带来收入的东西,即便上帝不再造物,也不再为牛奶付钱,这些东西还是能持续带来收入。”
“我想你是对的,Clayton。”我回答说。“就好像瑞士人一样,成功解决问题的领导能够创造一个环境,环境带来的回报要超出他们的付出。同时,这个环境似乎能帮助和它相关的所有人,没有人会受骗上当。”
……

注:

威廉·退尔:十四世纪,统治瑞士的奥地利总督肆意压迫人民,竟于闹市竖一长竿,竿顶置一帽,勒令行人向帽鞠躬。一日,农民射手退尔经其处,抗命不鞠躬,被捕。总督命于退尔幼子,头顶置一苹果,令退尔以箭射之,如射中,方得免罪。退尔射中苹果。同时又出示一箭,声明如不幸射中幼子,即以此箭返射总督。总督怒,食前言,再捕退尔。押解途中,登舟经一湖面,风浪大作,将士危惧,退尔趁机一箭射杀总督后逃脱虎口。民众拥之为首领,共同反抗奥地利统治,祖国终得自由。罗西尼曾为此创作歌剧《威廉•退尔》,其序曲非常有名。

海蒂:海蒂是苏黎士女作家约翰娜•斯皮利创作的儿童形象,海蒂出身贫寒,很小就到德国法兰克福一个贵族家庭当小佣人。后来,被亲戚带回瑞士,送到在阿尔卑斯山区的爷爷家。海蒂虽然年小,却具有感人的人格魅力,有“瑞士第一公民”之称。

《技术领导之路》序

题记:

李笑来老师的博客上有一个分类叫“想明白”,这个名字,我非常喜欢。
想明白,意味着动用自己的智力,认清现实,更重要的是,打破思维定势,找到问题的症结。
《精通正则表达式》里面,作者Jeffrey讲过一个故事:某个任务,他希望用正则表达式“完美解决”,多番尝试都无功而返,最终发现,正则表达式,再配合一个字符串判断,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迷信正则表达式(工具),要跳出来,想想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故事我印象很深。天气不那么冷的时候,骑车下班回家的路上,我有时会到马路另一边的超市买袋豆浆。有一天,超市门口停自行车不再免费,而且收费区域日渐扩大。为了找个免费停车的地方的(为买袋豆浆交2毛钱,实在有点不值,也不喜欢口袋里有大堆钢蹦),我要走的路越来越远。终于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其实没有“想明白”:我要做的是:停车,去超市买豆浆,这两个任务不是紧密捆绑的,而马路这一侧恰好有免费的停自行车位。于是我都不用推车过马路,只需要下车停好,走过去买豆浆,回来上车走人,就这么简单:)
补充一点,“想明白”还有其它的好处:你“想明白”的事情越多,“想明白”的能力就越强,也就能越来越快地“想明白”更多的问题——每多想明白一个问题,都有助于想明白将来的一系列问题。

技术领导之路:序

Jerry Weinberg讲过一个故事:天文学家在花园俱乐部演讲,介绍宇宙起源的“大爆炸”理论。介绍结束,后排一位女士大声说:“年轻人,事情不是这样的。世界其实是驼在一只大龟背上的。”

这样的说法常人无法想象,天文学家却毫不意外,他冷静答道:“那么,大龟趴在哪里呢?”,女士的回答同样冷静:“显然,在另一只大龟身上。”天文学家觉得自己胜券在握了:“那么,请您告诉我们,这另一只大龟趴在哪里呢?”。女士平静地笑笑,信心满满,“不,别客气,海龟是一只一只叠起来的。”

Jerry Weinberg的书很多时候类似他的故事——就好像层叠的海龟。他的书很难一口气读完,因为每一章的内容都像他讲的那些小故事,包含许多层的意思。我多次发现自己在停下来思考——思考Jerry刚刚说过的话,思考我针对Jerry的话的思考,思考我针对思考的思考……你知道我想说什么。所以我先给读者提个醒:Jerry的写法往往会引发严谨的思考。

一方面,《技术领导之路》是一份非常实用而详尽的指导。另一方面,全书又都在打比方,其中随处可见日常熟悉的事物——讲授管理技巧,用的是关于弹子球、Tinkertoy玩具(一套组合玩具,孩子可以发挥想象力,拼装出各种结构和形状——译者注)和电热毯的故事。再一个方面来说,这本书讲的是管理技术工程的哲学和心理学。

尽管本书令我偏爱有加,但也存在些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篇幅太长,Jerry在每一章中开列了太多关于思考和管理的想法和规则,如果你走马观花地看过去——为了写这篇序言,开始我就打算这么干——基本就会一无所获。问题之二是篇幅太短。你以为Jerry就要告诉你如何解决世界上的主要问题了,书也就读完了,你发现,其实Jerry只是鼓励你自主独立思考。

回头看看,我觉得自己是被标题误导了。我猜你甚至会说,这本书与成为技术领袖没什么关系。但是实际上,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是与Jerry所有的书一样的:如何思考,以及如何审视你想问题的思维。循着层叠的海龟往下,Jerry指出,在管理和人事协调的实际问题中,大多数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其实偏离了问题的核心。所以,他提出简单易行、而又截然不同的办法,来看待我们自认为已然了解的事物。

读者有幸,Jerry Weinberg把剖析复杂的技术和管理问题——尤其是现代的组织中,两者不寻常的混合体——作为毕生的工作。他的每句话都直指要害。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现,自己一面开怀大笑,一面尴尬不已。

还有一点。任何一篇负责任的序言,都应该为书本推荐适合的读者群。本人当然也会这么做。对于这本书,我诚挚地将它推荐给三类人:(A)管理者;(B)被管理者;(C)认识A类或B类人群,或是在他们身边的人。如果你有幸落入其中一类,这本书你必须读。

Jun. 1986  Ken Orr, President
Topeka, Kansas Ken Orr & Associates, Inc

[译文]什么是奥地利经济学

按:这大概是03年左右翻译的文章,今天见到牛博网李子暘兄转贴,仔细看过,发现若干错误,惭愧之下,勉力修正,重贴于此。

什么是奥地利经济学

Yurii 译

原文链接

奥地利学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世纪。当时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University of Salamanca)写作和教学的人里面,有些是圣托马斯·阿奎纳的追随者,他们试图解释所有的人类行为和社会组织,这可以算作奥地利学派的起源了。

这些晚期经院哲学家(Late scholastics)发现,世界上存在某些经济规律,或者说把原因和结果联系起来的不可抗力量,它们的作用和其他自然规律极为相似。此后的几代人经过努力,在这一基础上发现并解释了供给和需求的规律、通货膨胀的原因、交换汇率以及经济估价的主观性质——所以约瑟夫·熊彼得称赞他们是最早的真正的经济学家。

晚期经院哲学家是财产权、契约与贸易自由的支持者。他们赞颂商业对社会的贡献,固执地反对征税以及管制价格和商业机构的做法。作为道德神学研究者(moral theologians),他们强烈要求政府也必须服从道德规范,不得偷盗和抢劫。这些经院哲学家实践的正是后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准则: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告诫政府,什么是政府不应当做的。

第一篇关于经济学的论述是1730年理查德·坎迪伦(Richard Cantillon)发表的《论商业的性质》(Essay on the Nature of Commerce),他是个受过经院哲学传统教育的人。坎迪伦生于爱尔兰,后来移居法国。他视经济学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并通过“思维实验 ”(thought experiment)解释价格的形成。他把市场理解为企业的经营行为,同时坚信奥地利经济学对增发货币的看法:增发货币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是一点一点扩散开来的,同时这种扩散会扰乱价格体系。

紧随坎迪伦之后的是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他是拥护市场制度的法国贵族,也是旧时代的财政大臣。杜尔哥的经济作品为数不多但思想深刻。他的《价值和货币》(value and Money)清楚地揭示了货币的起源以及经济选择的实质:这种选择反映的是经过主观排序的个人偏好。另外,杜尔哥不但解决了此后困扰古典经济学家的著名的钻石与水的悖论,还阐明了回报的递减规律,同时批判了对高利贷的控诉(这是与晚期经院哲学不同的关键点。经院哲学家无法解释利息存在的原因,因此他们认为高利贷是不道德的——译注)。身为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拥护者,杜尔哥主张废除与政府有牵连的行业的所有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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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Answers to Creationist Nonsense[5]

15. 最近的研究证实,即使是在微观层面上,生命的复杂性也不可能通过进化产生

《达尔文的黑箱:对进化论的生物化学挑战》(Darwin’s Black Box: The Biochemical Challenge to Evolution)的作者,利哈伊大学(Lehigh University)的Michael J.Behe认为,进化论无法解释“不容精简的复杂性(Irreducible complexity)”。Behe举了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捕鼠器,随便少一个零件,捕鼠器就没用了,而这些零件在别的地方根本派不上用场。因此 Behe认为,捕鼠器是如此,生物的鞭毛就更是如此——鞭毛是一种带状器官,用于产生推力,它类似船舶上的外置马达。构成鞭毛的蛋白质以无比精巧的方式形成马达、万向节以及工程师需要的其它零部件。Behe提出,经由不断进化产生这种复杂结构的可能性为零,它肯定源于智慧设计。他认为,这个道理也适用于血液的凝结机制和其它分子系统。

对此类问题,进化论生物学家已经做过答复。首先,存在形式比Behe所举例子更简单的鞭毛,因此鞭毛发挥作用时并不需要所有的器官。布朗大学的 Kenneth R. Miller和其他人早已指出,组成鞭毛的复杂器官之前就存在于自然之中。实际上,相比制造淋巴腺鼠疫的细菌——鼠疫杆菌(Yersinia pestis)用来注入毒素的器官,鞭毛本身甚至显得过于简单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Behe认为在其它地方没有存在价值的鞭毛的各个组成器官,其实可以提供对进化有利的许多功能。鞭毛的最终出现,可能仅仅来自本来向其它方向进化的复杂器官的重新组合。同样,根据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Russell F. Doolittle的研究,血液凝结机制来自原本为消化服务的蛋白质的精致完善。所以,Behe支持智慧设计论的某些复杂性例子根本就不是不容精简的。

贝勒大学(Baylor University)的William A. Dembski在《设计的推断(The Design Inference)》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No Free Lunch)》中支持智慧设计论的基石,是另一种的复杂性——“特定的复杂性(specified complexity)”。他的主要论点是,无主导的、随机的过程不能产生生物的复杂性。因此他重复200年前Paley的观点,唯一的结论就是超自然的智慧创造了生命。

Dembski的论证是有问题的。我们不能假设只存在两种解释:随机过程和智慧设计。Santa Fe Institute和其它机构中研究非线性系统和细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的人员发现,简单的、无主导的过程也能产生非常复杂的模式。也就是说,生物的某些复杂性可能通过某些自然现象生成,只是这些现象目前还无法理解。但是这绝不是说,复杂性不会自然产生。

总结

“神创论科学(Creation science)”这个名字自身就是自相矛盾的。现代科学的核心原则之一就是方法论的自然主义(methodological naturalism)——它尝试完全用可观测的,或是可验证的自然原理来解释万物。物理学使用专门的关于物质和能量的概念来描述原子核,这些描述可以通过试验来验证。如果之前的描述不足以解释观测到的现象,物理学家也会引入夸克之类的新粒子来充实。不过,他们不会随意赋予新粒子某种属性,相反 ——新粒子的定义是相当严谨的,因为它们必须能纳入到物理学已有的框架之中。相反,智慧设计论的理论家在解释神秘现象时,总是为了图方便,引入具有无限能力的模糊概念。于是现象的解释就此为止,无法进行更深入的科学探索(无所不能的智慧设计者怎么可能不存在呢?)

许多问题,智慧设计论都无法回答。在生命的历史中,智慧设计者是何时以什么方式登场的?是创造第一个DNA吗?还是第一个细胞?或是第一个人?每一个物种都是设计出来的吗,还是只有最初的生命来自智慧设计?智慧设计论的支持者通常不愿放下架子来回答这些问题。他们甚至不愿意真正尝试梳理智慧设计论的那些灵异观点。相反,他们使用排除法来论证——贬低进化论的解释,认为它太过牵强,或是不够完备,暗示我们只有选择设计论。

从逻辑上说,这是行不通的:即使自然主义的解释存在缺陷,也不能得出那样的结论。相反,它甚至不能说明智慧设计论比其它理论更靠得住。这些诘难的听众需要自己填补留下的空隙,而有些人必然会在这个问题上相信科学,放弃宗教的解释。

科学已经一再证明,方法论的自然主义能够消除无知,以前难以解释的神秘现象——光的性质,疾病的原因,人脑的工作原理,科学都能逐渐找到更详细、更有意义的答案。进化论也是如此,它希望解释生物世界的形成。而神创论,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对此没有任何知识上的贡献。

15 Answers to Creationist Nonsense[4]

13.进化论者不能给出任何过渡性物种的化石——譬如一半是爬行动物一半是鸟类的生物

实际上,古生物学家掌握了许多处于种群之间的过渡性物种的化石。长期以来,最知名的一种就是始祖鸟(Archaeopteryx),它身上既出现了鸟类独有的骨骼结构和羽毛,又出现了恐龙的特征。人们还发现了大量有羽毛生物的化石,它们与鸟类的关系远近不一。根据一系列化石,现代的马是从小型始祖马(Eohippus)进化而来。鲸的祖先有四条腿,生活在陆地上,走鲸(Ambulocetus)和罗德侯鲸(Rodhocetus)能够解释其中的转变(请参考《科学美国人》5月号上Kate Wong的文章《征服了海洋的哺乳动物》(The Mammals That Conquered the Seas))。贝壳化石见证了软体动物几百万年的进化史。现代人和古露西猿人(Lucy the australopithecine)之间的空白则有大约20多种原始人来填补(并非所有都是我们的最先)。

但神创论者摒弃了这些化石研究成果。他们宣称,始祖鸟不是爬行动物和鸟类之间的那一节链条——只是一种已经灭绝的,具有爬行动物特征的鸟类而已。他们要求进化论者制造出不属于任何已知物种的,神秘而荒诞的怪物。即便有神创论者承认某种化石对应两个物种之间的过渡物种,他仍然可能要求见到在该过渡物种和原有的两个物种之间的化石遗迹。这种无理要求永远没有尽头,也是本来就不完整的化石纪录难以承受的负担。

不过,进化论者可以从分子生物学中获得进一步的证据。对所有生物来说,大部分基因是相同的,而根据进化论,这些基因的结构和产物会根据进化关系,因物种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遗传学家所说的“分子钟(molecular clock)”记录了这一进程,这些分子数据也说明了进化中各物种的过渡关系。

14.生物具有难以置信的复杂特征——无论是在解剖层面、细胞层面还是分子层面——如果复杂程度降低一点点,它们就无法正常工作。唯一站得住脚的结论就是,它们是智慧创造的产物,而不是进化的结果

这种“设计说的论证”是最近对进化论的各种攻击的核心,但它也是历史最悠久的。1802年,神学家William Paley就说过,如果有人在地里捡到一块手表,最合理的结论是,手表是其他人掉下的,而不是自然力创造的。Paley说,以此类推,生物的复杂结构必然由神直接创造的。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作了答复:他解释了自然选择的力量,如何能够通过特征的遗传,逐渐产生复杂的有机结构。

一代又一代的神创论者都试图以眼睛为例,证明器官不可能由进化产生,来驳倒达尔文。这些人说,眼睛能产生视觉,这需要依赖它的各部分的完美组合。而自然选择无法提供眼睛进化过程中的过渡形式——是半只眼睛吗?达尔文早已预见到这种批评,他指出,即使是“不完备”的眼睛也能带来好处(例如帮助生物识别光线),之后可以趋向进一步的完善。生物学证实了达尔文的说法:研究人员已经在动物王国中发现了原始的眼睛和光线感觉器官,甚至通过比较遗传学描绘了眼睛的进化史(目前来看,在不同的生物族群中,眼睛是单独进化的)。

今天的智慧创造论者比他们的前辈要精明,但他们的论点和目标却没什么变化。他们攻击进化论的方法都是,试图证明进化论无法解释已知的生物,然后指出这种生物存在的唯一可行解释就是,它是由无法证实智慧生物的创造的。

15 Answers to Creationist Nonsense[3]

10.突变是进化理论的重点,但突变只能消除特征,而无法产生新的特征

恰恰相反,生物学已经记录了大量由基因点突变(发生在有机体的DNA上某个确切位置的变化)造成的新特性——譬如微生物对抗菌素的耐药性。

物体内在规定生长的同源异型框基因(Hox)家族中的突变就能够带来复杂的后果。Hox基因直接规定了腿、翅膀、触角和躯干各节的生长位置。以果蝇为例,触角足突变(Antennapedia)会导致在本应生长触角的地方长出腿。这样长出来的肢体没有实际作用,但它能够证实,基因变异能产生复杂的结构,自然选择能够测试这些结构的可能用途。

此外,分子生物学还发现了基因点突变之外的遗传变化机制,它们也可以带来新的特征。基因内的功能模块可以以非正常的方式接合,在某些情况下,生物体内部的基因能够被完整复制,副本可以随意突变,产生对应新的复杂特性的基因。通过对多种生物的DNA的比较,我们知道这就是几百万年来血蛋白中的球蛋白基因家族的进化方式。

11.自然选择或许能解释微观进化,但无法解释新物种的起源,也无法解释更高级的生命形式

进化生物学家已经详细说明自然选择会如何产生新的物种。举例来说,按照哈佛大学的Ernst Mayr提出的“不重叠分布区”(allopatry)模型,如果种群中的一定数量被地理环境隔绝开来,它就有可能面临不同的选择压力,而变化将会在隔绝的种群中累积。如果变化足够显著,以致分离的种群无法(或通常情况下无法)与原有种群正常交配,则分离的种群就会独立繁殖,开始产生新物种。

在各种进化机制中,自然选择的研究最为充分,但生物学家也愿意接受其它的学说。生物学家经常会评估产生新种群或复杂特性的异常遗传机制的潜力。位于Amherst的马萨诸萨大学的Lynn Margulis和其他研究人员有力地指出,某些细胞器(例如产生能量的线粒体)是通过古代有机体的共生融合进化来的。这说明,科学界欢迎对除自然选择以外的力量所引起进化的研究。但是这些力量必须源于自然界,而不能源于神秘的创世智能生物——用科学术语来说,此类因素的存在未经证实。

12.没有人见证过新物种的进化产生过程

新物种的出现是相当罕见的,很多情况下这一过程需要持续几百年。而且,鉴别正在成形的新物种可能非常困难,因为生物学家有时在物种定义的方法上存在不同观点。按照应用最广泛的定义,也就是Mayr的生物学物种概念(Biological Species Concept),物种是能够独立繁殖的一类确定种群——此种群中的生物通常不会或无法与种群外的生物交配。在现实世界中,此标准可能难以应用到相距遥远的种群,由地理环境分隔的种群,或是植物种群(化石显然也无法繁殖)。因此,生物学家在区分种群时,通常的依据是生物的形体特征和行为特征。

不过,科学文献中确实存在关于植物、昆虫和蠕虫的明显的物种形成报告。在大多数这类试验中,研究人员按照各类标准选择生物——解剖学的差异,交配行为,栖居地喜好以及其它特征——发现也能产生无法与其它物种交配的生物体。例如,新墨西哥大学的William R. Rice和加利福尼亚大学Davis分校的George W. Salt的试验就说明,如果选择偏好某种环境的果蝇,独立繁殖超过35代之后,这些果蝇就不会与其它环境相差迥异的果蝇交配。

15 Answers to Creationist Nonsense[2]

7.进化论无法解释地球上的生命是如何出现的

生命的起源仍然是一大谜局,但生物化学家已经明白了原始核算、氨基酸和构成生命的其他成分怎样结合,怎样组织为自我复制、自我维持的单元,这些知识是细胞生物学的基础。天体化学的研究显示,这些成分可能源自太空,随彗星落入地球,这或许能够解释,在地球初生不久的典型的环境下,这些成分是如何出现的。

神创论者有时指责科学目前无法解释生命的起源,进而否定进化论。但即使地球上的生命来自非进化的起源(第一个细胞也有可能是数十亿年前外星人带来的),微观和宏观进化论的无数研究都能确证,从那之后进化一直在进行。

8.严格说起来,我们很难相信复杂如蛋白质的物质能偶然出现,更不用说人或是活细胞了

偶然性在进化中确实存在(例如,偶然性的突变可以产生新的特征),但是进化并不依赖偶然性来产生新的器官、蛋白质或其他实体。截然相反的是,自然选择,作为进化中已知的最主要机制,却会明确保留“需要的”(能适应的)特性,消除“不需要的”(无法适应的)特性。只要选择的影响力存在,自然选择就能把进化向一个方向推进,在出乎意料的短时间内产生复杂的结构。

举个例子,现有由13个字母构成的序列“TOBEORNOTTOBE”,假设有几百万只猴子,每只猴子每秒钟挑一条短语,需要78,800年才能从26^13种可能中选出这样的排列。不过,Glendale College的Richard Hardison在20世纪80年代写过一个程序,它能够在随机产生序列的同时,保证那些已经出现在正确位置上的字母不会变化(这样做倒有点《汉姆雷特》的味道。译注:这个句子看了大半天才明白,嘿嘿)。这个程序平均只需要336次迭代就能生成上文提到的短语,时间少于90秒。更神奇的是,把莎士比亚的整个剧本重新生成一遍也只需要四天半时间。

9.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随时间的推移,系统会变得更加无序。所以,活细胞无法从无生命的物质中产生,多细胞的生命也不可能从原生动物进化而来

这条指责误解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如果这样的推理能够成立,水晶和雪花也就不可能存在,因为它们是由无序的元素自然生成的。

热力学第二定律表明,封闭系统(没有物质和能量进出)的熵不会减少。熵是一个物理概念,通常被粗略描述为无序状态,但它其实与我们常说的概念有很大区别。

更重要的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容许出现这样的情况——系统中某个部分的熵减少,而其它部分的熵却在增加。所以,地球作为一个整体,是可以变得更加复杂的,因为太阳将光和热传递给它;相比地球自身的变化,地球的熵与太阳的核聚变关系更为密切。简单的生物可以消耗无生命物质或其它形式的生命,向更复杂的方向发展。

15 Answers to Creationist Nonsense[1]

笑来帖了这篇文章,还蛮有意思的,思维游戏总是会很有意思的。我尝试将它翻译出来,练手,下面是第一部分。

143年前,达尔文提出通过自然选择的进化论,当时的科学家为此展开了激烈争论,但依靠古生物学、遗传学、动物学、分子生物学及其它学科中的大量证据,进化论战胜了其它责难,逐渐确立。今天,进化论已经在所有领域取得了胜利——当然,公众认识领域除外。

尴尬的是,到了21世纪,在世界已知的科学最发达的国家,神创论的支持者仍然能够欺骗政客、法官和普通公民,说进化论是一种有问题而缺少根据的假说。他们宣称,“智慧设计论(intelligent design)”之类的神创论观点,在科学课堂里应该与进化论平起平坐。本文将要发表时,俄亥俄州教育委员会正在争论是否要做采取这种措施。有些反对进化论者——例如加州伯克利的法学教授、《拷问达尔文》(Darwin on Trial)的作者Philip E. Johnson——就承认他们希望以智慧设计论为契机,让对上帝的讨论重新回到科学课堂。

受此困扰的教师和其他人员逐渐发现,他们必须奋起捍卫进化论,驳斥神创论。神创论者的论点通常是似是而非的,或是基于对进化论的误解(甚至是赤裸裸的诬蔑),这些论点为数不少,而且形式多变,甚至能蛊惑了解进化论的人。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下面反驳了一些常见的反对进化论的“科学”依据。然后进一步介绍了更深入的知识,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神创论在课堂上没有地位。

1.进化论只是一种理论,既不是事实,也不是科学规律

许多人从小学课堂里知道,理论处于确定性的中间层级——比假设更确实,但算不上规律。然而,科学家不这样看待“理论”。根据美国科学院(NAS)的定义,科学理论是“关于自然世界某些方面的,能完整证明的解释,形式可以是事实、规律、推断或是经过验证的假说”。规律只是关于自然的描述性概括(descriptive generalization),它与规律的差别不在于验证的多少。所以科学家认为的进化论是一种理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进化论本身还是相关的其它理论——并不表示他们对真实性有所怀疑。

进化理论本身意味着生物在变化中繁衍,除此之外,人们也可以谈论进化论的事实(fact)。NAS对事实的定义是“能被反复确认的观察,无论有什么所有现实目,它都会被接受为‘真’”。化石和其它大量证据证明,生物一直在进化。尽管没有人见证这些变化过程,间接的证据确是清楚、明确而有说服力的。

所有的科学都经常依赖间接证据。譬如物理学家就不能直接观测原子内部的颗粒,所以他们只能在云室(cloud chambers)中观察这些颗粒的运动轨迹来加以验证。尽管无法直接观察到,物理学家的结论仍然是确凿无疑的。

2.自然选择学说的基础是循环论证:适应能力最强的物种生存下来,而能够生存的物种必定是适应能力最强的

“适者生存”只是对自然选择学说的日常描述,更专业的描述则关注存活和生殖的水平差异。也就是说,进化论不是给物种贴上生存能力高下的标签,而是描述在特定的环境下物种可能存留多少后代。小喙鸣鸟(small-beaked finches )的繁殖速度快,而大喙鸣鸟(large-beaked finches )的繁殖速度慢,在植物种子丰富的岛屿上,放一对小喙鸣鸟,一对大喙鸣鸟。不需要太久时间,繁殖速度更快的小喙鸣鸟就能控制更多的食物来源。而如果种子的外壳用大的喙嗑起来容易得多,优势就有可能在大喙鸣鸟那边。普林斯顿大学的Peter R.Grant对Galápagos岛的先驱性研究中,他观察到种群数目在野外的变化(参考他的文章《自然选择与达尔文的鸣鸟》“Natural Selection and Darwin’s Finches”; Scientific American, October 1991)。

问题的关键是,适应能力的定义可以与生存无关:大的喙在敲碎种子外壳方面更有优势,而这种特性在特定环境下是否具有生存价值则另当别论。

3.进化论是不科学的,因为它无从验证,也无从证伪。它所断言的事件不曾观测到,也无无法重现

进化论至少能划分为两大领域:微观进化和宏观进化,而上面笼统的指斥忽视了这条重要区别。物种的微观进化随时都在发生——变化可能导致物种形成,这就是新物种的起源。宏观进化在物种的层面之上,研究分类种群的变化。它的证据主要来自化石遗迹,以及用来重建生物间联系的DNA比较。

近年来,大多数神创论者也意识到,微观进化已经由实验室(对细胞、植物和果蝇的研究)以及野外(例如Grant对Galápagos的鸣鸟的喙的尺寸研究中)的试验所证实。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选择和其它机制——例如染色体变化,共生现象和杂交技术——会对种群数目产生深远的影响。

宏观进化论研究具有史学性质,它的质料来自化石和DNA,而不是直接观察。在这些史学性科学(还包括天文学,地质学和考古学,以及进化生物学)中,假说仍然是可以验证的,我们可以验证它们是否与现有证据保持一致,是否能对未来的发现做出可验证的预测。举例来说,按照进化论,在已知的人类原种(约在500万年前出现)以及解剖学上认定的现代人(大约10万年前)之间,应该存在原始人类的后代,他们的体貌特征与猿人差的越来越多,而与现代人越来越像,这一点已经为化石所确证。但是我们不应该——也没有——在侏罗纪(1.44亿年以前)的地层中找到现代人的化石。进化生物学经常能做出更专业也更精确的预测,也经常能为研究者验证。

进化论也存在被否证的可能。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从无生命物质直接产生的复杂生物,那么这样的物种中,至少有一些应该留下化石纪录。如果具有超常智慧的外星人出现,并声称自己创造了地球上的生物(甚至是特殊物种),则纯粹的进化论解释就值得质疑。但是目前还没有出现这样的证据。

需要提到的是,将可证伪性视为科学的性质之一的做法是哲学家卡尔·波普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近年来,这种观点已经完善了许多,对这条原则的解释也不再僵化——否则它就可能与许多明显的科学进展相冲突。

4. 科学家越来越不相信进化论的真实性

没有证据表明进化论正在丢失阵地。随手拿起一本经过同行评议的(peer-reviewed)生物学杂志就能见到支持或者拓展进化论研究,或是将其作为基本概念的文章。

相反,我们找不到驳斥进化论的严肃的科学出版物。20世纪90年代中期,华盛顿大学的George W. Gilchrist查阅了几千份刊物,主要是文学刊物,寻找关于智慧设计论或神创论的文章。查阅了几十万份科学报道之后,一无所获。在过去的两年中,西南路易斯安那大学的Barbara Forrest与华盛顿天主教大学的Lawrence M. Krauss分别进行了独立研究,结果依然如此。

神创论者抗议说,科学家头脑封闭,对他们的证据视而不见。但是,根据《自然》、《科学》及其它顶尖刊物的编辑所提供的情况,从没有人提交过反对进化论的文章。有些反对进化论的作者曾在严肃刊物上发表过论文。然而,这些论文几乎没有直接攻击进化论,或是宣扬神创论的观点;充其量不过是确认了进化论存在的未解决或难以解决(没有人否认这一点)的问题。简单地说,神创论者还没有理由让科学界正视他们。

5.进化生物学家之间的观点分歧证明进化论获得的严谨科学(Solid Science)支持非常少

进化生物学家在多个问题上有激烈的争论:物种形成的过程,进化性变化的速率,鸟类与恐龙的始祖关系,尼安德特人(Neandertal)是否是不同于现代人类的另一分支,如此等等。这样的争论在所有其它学科都存在。但是在生物学中,将进化论认定为事实和指导原则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做法。

不幸的是,狡诈的神创论者却将科学家的评论断章取义,该偷换面为对进化论的否定。哈佛大学的古生物学家Stephen Jay Gould,了解他工作的人都清楚,这位参与创立间断-平衡框架(punctuated-equilibrium model)的人同时也是进化论最雄辩的维护者和宣扬者(间断平衡理论指出,大多数进化性变化都发生在地质学意义的短暂时间内,虽然这仍然需要数百代的更替,由此解释了化石纪录的模式)。然而神创论者却热衷于从Gould的长篇大论中截取出一小段,让人感觉他是在质疑生物进化,他们还将间断平衡理论解释为,新的物种可以在一夜之间出现,或者是鸟类可以从爬行动物的卵中孵化出来。

如果见到貌似在质疑进化论的科学权威人士的引文,一定记得要查找上下文。结果几乎无一例外,说这些文字是攻击进化论完全是一厢情愿。

6.如果人类从猴子进化而来,为什么还有猴子呢?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它反映了对进化论的若干重无知。最明显的错误就是,进化论并没有告诉我们,人类是从猴子进化而来的,它只是说明,人类与猴子有共同的始祖。

更深参差的错误在于,这样的问题类似“如果小孩是大人生出来的,为什么还有大人呢?”新物种来自旧物种,如果它们获得了足够多的,能够持续遗传的差异,又达到了足够从原有族群中区别开来的数量,新的物种就形成了。原有物种可能继续存在,也可能会灭绝。

我译的第一篇论文

偶然看到这篇文章,算起来,还是我翻译的第一篇论文,时间大概是2003年夏。

现在有了自己的空间,存起来做个纪念吧。

哈耶克与波普:谁影响了谁?

Bruce Caldwell

大约20年之前,我开始研究下面这个问题,并试图用一篇论文概括我的结论,即博学的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和博学的社会理论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之间,究竟谁对谁的影响更大?

人们不难理解,年轻的学者想要进行这种尝试的原因:这两人是他们各自领域的巨匠,都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也是我那时的研究领域——有所贡献。很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都不同程度的提到对方是自己的智识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举例来说,在波普那封被广泛引用的给哈耶克的信中,他是这样开头的:“我想,我从你那里学到的,比从其他任何在世的思想家那里学到的都要多,也许仅仅Alfred Tarski是个例外”(波普致哈耶克,1944年3月15日,转引自Hacohen 2000, 第486页)。对波普接触过的人来说,这的确是不同寻常的评价。此外,波普还把他最著名的论文集——《猜想与反驳》(Popper 1965)题献给哈耶克。另一方面,哈耶克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一篇论文中首次引用了波普,继而,在50和60年代,他开始频繁的引用波普,他提到自己的一篇论文“和波普的某些思想同样缜密”(Hayek [1955] 1967, 第4页)。哈耶克把他在1967年发表的文集——《对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题献给波普,在这本书的序言里他明确提到了波普。1982年,在一次回顾中,哈耶克提到波普的思想,“自从1934年他的Logik der Forschung(应该是《科学发现的逻辑》)面世开始,我一直完全支持他关于方法论的综合理论” (Hayek, in Weimer and Palermo 1982, 第323页)。所以,看起来我将面对大量的材料。

我着手研究之后,却一直没有开始论文的写作,这主要是因为我很快发现这两人的思想之间的关系看起来非常复杂。但是现在,借助已经公布的有关资料,以及像 Jeremy Shearmur和Malachi Hacohen这样的学者所做的高质量的研究,似乎是重新尝试的时候了。当我被邀请在此次会议上发表一篇论文时,我决定这么做了。 Continue reading 我译的第一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