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吃饭的时候，笑来说起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学生的勤奋和懒惰：勤奋——他们能起大早来上课，能忍受又贵又难吃的饭菜；懒惰——会问“把范文都背了作文就能考高分吗”这样的问题，摆明了就是不动脑筋嘛。
这不是彼此矛盾的吗？
我想，不是的。这里说的勤劳，是指体力的勤劳；而懒惰，是指心智的懒惰——只做到了“饿其体肤”，没做到“苦其心智”。两者其实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也就不存在“矛盾”了吧。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说的“勤奋”、“懒惰”，大多是针对体力来说的，而心智的方面，其实远远更为重要，但大多数人却对此视而不见，或者说，根本没有察觉。
然而很多时候，就是这种心智的懒惰，造成让人扼腕痛惜的后果：
屈从于平庸的环境，不能为自己开辟（甚至是看到）一条路，于是自甘平庸；
做事情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准备好了再作决定”经常成为自我拖延和放纵的安慰；
不敢直面现实，或是感叹不得志，或是完全认同现实，总之无法在接受现实的基础上前进；
懒于思考，不愿学习推理的过程，只希望知道结论，本末倒置，根本不了解结论出现的前提和过程；
缺乏主见，不单无法评判周围人的意见，更容易被各种包装出来的访谈、成功学所蛊惑——“follow my heart”确实让人激动，但“my heart”到底是什么，如何“follow”，就不是懒惰的心智所能明白的了；
……
于是，激情被磨灭，动力被消蚀，才华被荒废，知识被遗弃；
而时间，一去不复返的、宝贵的时间，却永远地消逝了，无法挽回：“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言犹在耳，振聋发聩。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就业形势困难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许多学生却不能积极地想办法应对，只愿意随波逐流地混日子（充其量是骂骂环境证明自己还具有七情六欲），而最终的结果自然会“如约”降临；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心智的懒惰，往往会懒得连自己的目标都不愿设定，不愿思考——许多人都希望活出精彩，但究竟怎样才叫“精彩”，这样的“精彩”是否适合自己，达到那种境地又需要花费多少成本，却是许多人不愿意思考的。结果就是，困扰于不满意的现实与不切实际的目的之间，抱怨连天，精神萎靡，生活颓废。在我们四周，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
在大多数人看不到路的地方，早早地为自己寻一条出路，需要勤奋的心智。
在纷繁的世界中，定下适合自己的目标，并找出一条通往目标的道路，也需要勤奋的心智。
其实，对这类问题，我的知觉也很晚，上到大二，才开始想明白很多问题：
要学习的是知识，而不是课本，所以应该选择最合适的教材来学习；
不同的教材在不同的知识点侧重不同，所以应该交叉阅读；
学校的课程安排，不一定完全适合自己，不但要在时间分配上有所取舍，更应该按照实际情况，安排自己的课程……
那年放假，父亲责问“为什么有些科目没考高分”时，我理直气壮地说“因为我把时间用到其它更值得的地方去了”。回答完，父亲和我都有些惊讶，但谁也挑不出纰漏。
从此我知道，应该把这种状态继续下去，因为我们有理由，也必须把它继续下去（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出差，在给我的信里，他写道“玩也要动脑筋”，当时还觉得很有趣甚至难以理解，但印象深刻，现在才能真正体会他的一片苦心）。
后来读哈耶克的作品，有一个词让我印象深刻，就是“内生活力”——勤奋（当然，还要包括勇敢）的心智，必然能够源源不断地焕发出活力，从心灵深处来的，渗透到一举一动中的活力——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的增长，我越来越确信这一点。
我有幸偷窥到笑来新书《把时间当作朋友》的初稿，颇有共鸣，才写下上面这些。
知识、决策、行动，知识在整个社会框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无数个人的知识是如何传递、协调的，人们又是怎样行动的。这样的问题，实在很有意思，也很重要。
之前也有这方面的感觉，来自读书时反反复复读过的哈耶克的重要论文——《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和略略翻过的博兰尼的《个人知识》，当时的感觉，就是眼前忽然感觉展开了另一幅画卷，对这个世界的另一种解读。
前一段，笑来说，读了索威尔的Knowledge and Decision，感觉“思想的重生开始了”，向我推荐不够，还热心地复印了一本赠给我。
刚看了开头几小节（想法，知识的多少，“懂得”的含义，制定决策的单元），便深有体会：条理清晰，思维流畅，深入浅出——看英文书的畅快，久违了。
什么是修辞学？
关于“修辞”的解说，颇有分歧。概略地说，可以分为两类：狭义来说，修是“修润”，辞是“文辞”；广义来说，修是“修整”，辞是“语辞”。前者阳春白雪，后者下里巴人。在白话文兴起之前，文辞与语辞的差别很大，两种观点的分歧也就格外明显。但如今，一般都认为，“辞”指的是语辞。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认为，“修辞”就是整理表达，使之在传意达情方面更为合适的手段。
语辞使用的的三重境界
我们从修辞的观点来看语辞的使用，大体可以分为三重境界：
1.记述的境界——以记述事物的条理为目的，譬如法令、记载；
2.表达的境界——以表达生活的体验为目的，譬如散文、诗歌；
3.柔和的境界——以上两种境界的糅合，譬如闲谈、杂文；
以修辞学的术语来说，第一重境界常使用消极的手法，第二重境界常使用积极的手法。消极手法以明白精确为目的，使用语辞时常以意义为主，但求适用，不计较华质和巧拙；积极手法的内容富于个人经验，注重字义之外的其它形式，例如字音、字形。
王安石在《上人书》中说“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使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也就是说，华巧并非修辞的唯一目的，“文”外还要有“质”，除了积极修辞，还要讲究消极修辞。
修辞手法的侧重
既然修辞手法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在何种情况下，应用何种手法，也就有相应的标准：
消极手法侧重在应合题旨，积极手法侧重在应合情境；
消极手法侧重在理解，积极手法侧重在情感；
积极手法中，辞的内外往往有相当大的差异，而不像消极手法那样密合。
在选择修辞手法时，应以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不应仅仅是语辞的修饰，更不能是离开情境的修饰。即使偶然成就华巧，也应当是这样适应的结果，而不是虚浮的装饰；即使偶然超脱常律，也应当是这样适应的结果，而不是故意的破格。
两大分野的概观
消极的修辞是抽象的，概念的，必须处处同事理相符合，而积极的修辞，却是具体的、体验的，价值的高下全凭已经的高下而定。
举两个例子。
韩愈的《杂说》中有这样的句子：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这句话，就违背了消极修辞的原则，两个“千里马”并非指向同一事物，所以，除非有特殊的意味，否则还是换一种表述方式较好。
张炎的《词源》里说，他父亲做了一句“锁窗深”，觉得不协律，遂改为“锁窗幽”，还是觉得不协律，最后改为“锁窗明”，才觉协律了。
在这里，因为使用的是积极的修辞手法，所以，事实到底是“深”、“幽”还是“明”，已经不重要了。这个例子虽然有些极端，但也告诉我们，在不改动主意的范围内，为了声音或形体的妥适而有种种的经营，在积极修辞中，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多年以前，我从康德那本薄薄的《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读到这些振聋发聩的文字，好像划过荒野上空的闪电，今天又想起来。
康德:什么是启蒙运动[节选]
康德 何兆武译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懒惰和怯懦乃是何以有如此大量的人，当大自然早己把他们从外界的引导之下释放出来以后（naturalitermaiorennes）时，却仍然愿意终身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以及别人何以那么轻而易举地就俨然以他们的保护人自居的原因所在。处于不成熟状态是那么安逸。如果我有一部书能替我有理解，有一位牧师能替我有良心，有一位医生能替我规定食谱，等等；那么我自己就用不着操心了。只要能对我合算，我就无需去思想：自有别人会替我去做这类伤脑筋的事。
绝大部分的人都把步入成熟状态认为除了是非常之艰辛而外并且还是非常之危险的；这一点老早就被每一个一片好心在从事监护他们的保护人关注到了。保护人首先是使他们的牲口愚蠢，并且小心提防着这些温驯的畜牲不要竟敢冒险从锁着他们的摇车里面迈出一步；然后就向他们指出他们企图单独行走时会威胁他们的那种危险。可是这种危险实际上并不那么大，因为他们跌过几交之后就终于能学会走路的；然而只要有过一次这类事例，就会使人心惊胆战并且往往吓得完全不敢再去尝试了。
任何一个个人要从几乎已经成为自己天性的那种不成熟状态之中奋斗出来，都是很艰难的。他甚至于已经爱好它了，并且确实暂时还不能运用他自己的理智，因为人们从来都不允许他去做这种尝试。条例和公式这类他那天分的合理运用、或者不如说误用的机械产物，就是对终古长存的不成熟状态的一副脚梏。谁要是抛开它，也就不过是在极狭窄的沟渠上做了一次不可靠的跳跃而己，因为他并不习惯于这类自由的运动。因此就只有很少数的人才能通过自己精神的奋斗而摆脱不成熟的状态，并且从而迈出切实的步伐来。
美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的宗旨在于认识而不是指导实践。
美学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是从鲍姆嘉通的论文开始的，然而关于美的哲学的历史，却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因为希腊人已经有了审美的意识。虽然在当时，人们认为万物都是同质的，艺术并非一种解释性独创。
一切美都存在于知觉或想象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美是感受的认同”。所谓“自然美”并非是说事物本身具有不依赖人的知觉的美的属性，可以像万有引力一样互相作用，而必须包含某种规范的、通常的审美欣赏能力。“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区别在于，前者往往存在于平常心灵转瞬即逝的一般表象或观念中，而后者存在于天才人物的知觉中，经过提高固定并记录下来，可以加以解释。。
最高级的美，自然美也好，艺术美也好，并不是一切情况下都能使正常的感受力感到愉悦的，也不是按照常人的一致感觉来评判的，而是在教育和经验的陶冶下日益发达的人的感觉的一致取向来评判的。
最开始知道连岳，还是在《新京报》的专栏，在一票专栏作家中，他的文字最有特质，那是在2004年。
后来，慢慢也厌倦了各种专栏、时评：要么是万象归一地导向几句经典论述，要么是了无新意的婆婆妈妈，要么是华而不实的空洞堆砌——这种种弊病的根源，在于作者的贫乏。
然而连岳不是如此的，看他的专栏，一篇一篇，感觉不到重复，感觉不到乏味，而总是能焕发出生、良知和爱的温暖。我们曾私下议论，说连岳真是才子，写不坏的——这背后，需要知识的积累，需要正确的生活态度，也需要踏实博大的情怀（很抱歉，我不得不用这个滥情的词）。
于是会费劲周折，去找他每周在《上海一周》的专栏来看。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这些句子：
要跳出这个轮回，回到常识即可，如果我们爱一个人，那么在所有价值系列当中，爱她是排在第一位的，国恨家化、荣华富贵都不能凌驾于它之上，具体地说，爱一个人，”两个人一起做饭、一起散步、一起聊聊天看看电视什么的”就是最重要的每日爱情仪式。
最后，让我们一起默诵：亲爱的，我爱你，就是要在开心时看得到你，生气时看得到你，你不能错过我的情绪起伏，你不能错过我的死，就是我想去当小偷，你也得陪我去当鸳鸯大盗。
爱情这东西，你得把它当成生物，你得接受它的不完美。它是一朵鲜花，有瑕疵，必定会凋谢（短不过电光火石的一瞬，长不过我们长眠那天），但正是它真实的香味、柔弱的花瓣以及花瓣上的露滴感动我们。
任何爱情，都要面临未来的变数，现在如胶似漆，将来可能视如敌仇；现在相依为命，将来可能形同陌路。很多爱情的消失都很正常，爱情有它自己的生老病死，起承转合；如果你的爱情以后变淡，甚至分开，要知道，这是爱情的特质在起作用，不是因为你过去的某种历史。现在相爱，就努力相爱。
当然也翻完了《我是鸡汤》。“我愿我是一只鸡，能炖成一盅心灵鸡汤给你补一补”，在书的开头，他如是说。
对工作清闲又心有不甘的人，他会说：
既然说到牛顿，就引一句他的话，以牛制牛。“每个人总是乐意安于现状，除非有一股外来的强烈力量逼迫，否则一成不变的生活就将永远持续……”
我很高兴没有这股外来强力逼迫你，只有两行外来的泪水。你过的是一种不用负责任的幸福生活，请珍惜。
一个幼稚的选择就让你搞到了一份工作，不热爱也不努力就可以拿薪水，衣食无忧，还有父母师长宠着，这种baby生活甜得像烂掉的无花果，哪里还能找到更甜？
我相信你的判断，你将在这一行无所作为。无所作为当然是很痛苦，鉴于再恶劣的环境，也有些掐不死的人一定要有作为，无所作为就显出一种卑琐来。卑琐的味道像四月的臭鼬体味，沾上的人感到不愉快是可以理解的。
对艳羡他人的世界，而埋怨自己生活的人，他会说：
准则之一是：大家都是人。你的繁荣生活背后是悬崖，别人的轻松自在生活背后也许是火坑。由于我是写东西的，可以负责任地跟你说，目前在中国像样一点写东西的人，基本上没傍上有钱佬。你的假面可以让外人误会，外人的假面也会让你误会。不要彼此艳羡彼此的假面。
对冲动之下花大价钱买CK内裤而又后悔不迭的人，他会说：
至于什么消费都想到可以买几本书，看起来很爱知识，却是一个非常坏的思维，被它麻醉的人，结局就是很恶俗地认为自己很脱俗。一摞一摞买书的人不见得有知识，一本一本耐心看完的人，才有知识，也才爱书。一个人一年能认真看完五本书，就是一个非常好知识的人了，不必动辄买一摞的书，一摞书买回去的命运往往就是摞在那儿，等着变黄、变脆，里面的知识等着过时。这是最大的浪费，你是这样对待书籍的话，可以多买几条CK的内裤了，宁可穿着它后悔，也好过对着一堆你永远也不读的书怨叹。当然，这不能理解为你应该把所有的钱都拿去买CK，一本书都不买。毕竟，CK内裤上的字太少了。理想的场景我想是这样的，一个穿着 CK内裤的人舒服地躺着，认真看一本书，心情平静。
对因为买房换车而担心自己会被老公换掉的女人，他会说：
我觉得，小康生活只是有尊严、有智性、有灵性的人生的起点，有了一定程度的物质，可以保证我们的独立性与自由度，而独立和自由，是可以让我们体验无穷尽的人生可能性。苏格拉底每日磨完眼镜片，有了生活费，然后才去雅典的广场街巷败坏年轻人。
对思考“我们为什么要读书”的大学生，他会说：
想读自己想读的书，这在大学里面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大学建筑的核心是图书馆，你到里面找40本你非常想读的书（就算你一年只读10本吧），然后，把它们读完，你对大学的第二个愤怒也就解决了。
对曾经遭遇过不幸的姑娘，他会说：
若不是不幸到彻底失去生命气息，不幸者只能接受这个现实：不幸者只能靠自己攒点力气走出不幸。
看雨果的《笑面人》，在第二卷（卷首语是“过去的事物永远出现，这几个人是人类的镜子”）里找到这一段：
人们从政治热狂中清醒过来，他们嘲笑革命，讽刺共和国和已经逝去的那个古怪的年代，在那个时代里，人们的嘴上总是挂着“权利、自由、进步”这一类字眼，现在这些豪言壮语已经成为人们的笑柄。恢复理智是令人十分钦羡的；英国曾经进入梦中，从梦幻中清醒过来时多大的幸福呀！还有比共和国更疯狂的东西吗？假使任何一个人都享有权利，那么我们要置身何地呀？怎么能够设想每个人都参加统治呢？怎么能够想象得出城市由市民自己管理呢？市民是拉车的牲畜，拉车的牲畜不是车夫。要市民投票选举，等于要大家空谈。你愿意国家像浮云那样动荡不定吗？混乱不能创造秩序。如果建筑师是“混乱”，建筑物就会是巴别塔。而且所谓自由是多么厉害的专制呀！我只想吃喝玩乐，我不想管国家大事。我讨厌投票，我只想跳舞。国王愿意把这一切都担负起来，这个国王真是我们的救星！的确，国王是宽宏大量的，居然肯为我们解除这许多烦恼！而且国王生下来就是为着统治的，他懂得这一套，他知道应该怎样办，那是他的本分。和平、真正、立法、财政，这一切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当然，人民应该拿出钱来，毫无疑问，人民应该服兵役，可是这样就够了。国家的两大力量：军队和预算已经从人民那里拿出来了。做纳税人，服兵役，难道还不够吗？人民还需要别的东西吗？人民是兵力的支柱，是财政的支柱，这真是伟大的任务。国王是为人民而统治的，人民必须负担起这些任务来报答国王。税金和兵役名单就使人民付给国王的报酬，国王为人民统治来获得这种报酬。人民付出鲜血和金钱，才能使国王领导他们。要想自己领导自己是多古怪的念头！人民需要一个领路人。人民既然无知，就是瞎子。难道瞎子不需要一条狗来领路吗？不过为人民领路的不是一条狗，而是一只狮子，这只狮子就是国王，国王愿意做人民的狗。国王多仁慈呀！可是为什么人民是无知的呢？因为人民不得不无知。无知者才有道德。眼光看得不远的人就不会有野心；无知的人是在黑暗中，这种黑暗是有用的，因为黑暗使人们看不见，同时也就消灭了人们的野心。因此，人民是无罪的。读书的人才会思想，会思想的人就会推理。不要推理，这是人民的义务，也是人民的幸福。这些真理是无可争辩的。社会就建立在这些真理上面。
所谓翻译，指的是将原语（source language）转换为译语（target language）的过程，其实质可理解为，以译文表达原文的含义和情态。
按照美国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顺便说一嘴，此人也是“说话不负责任”的知名左派）提出的“转换生成语法（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Grammar）” ，句子的意思必须通过句法来组织和表达，而句法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表层结构（Surface Structure）”，即句子的外部形式；另一个层面为“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即句子的内部形式。后者是人类在说话之前，头脑中的连贯意念，是抽象的，无法直接感知的，只有通过表层结构将其转换为外部形式，才能进行沟通和交流。
这样看来，从原语到译语的转换，细分起来，必须经过两重转换：从原语的表层结构重新构建出深层结构，再以译语的表层结构将其表达出来。因此我们可以说，译文与原文的对应关系，重在深层而不在表层。
然而事情又不单单是这么简单，语言决定论认为，语言本身会影响思维，这种观点确有合理之处，所以我们未必能从原语的表层结构无困难地构建出译语的深层结构；同时，深层结构也不能完全脱离表层结构独立存在，譬如诗歌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诗歌的文字是用来表达的感情和意象的，而这些文字本身也构成了审美对象，此时，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交织重叠在一起，翻译的难度就大大增加。
了解了以上这些，我们便可以归纳出语言转换的四种模式：
- 契合式：概念（深层结构）对应，表达形式（表层结构）大体对应；
- 并行式：概念（深层结构）并行，表达形式（表层结构）大体并行；
- 冲突式：概念（深层结构）相左，表达形式（表层结构）不同；
- 替代式：概念（深层结构）替代，表达形式（表层结构）替代；
契合式是最常见也最容易的，更何况，不同的语言有时会有惊人的一致性，例如“heart-breaking”对应“心碎”，“eye-popping”对应“令人瞠目的”，“We love peace”对应“我们爱和平”。
并行式也是较为常见的情况，且多见于俗语、谚语，两种语言的表现形式不同，但意思是对应的，譬如“寄人篱下”对应“live under somebody’s roof”，“雨后春笋”对应“spring like mushrooms”。
冲突式主要出现在一词多义，或者语境变化的场合。譬如汉语中的“五四运动”和“热爱运动”，“运动”都做名词，但所指不同，翻译时不能统一处理；而英语中的“No pay, no gain”和“No smoking”，“No”的含义有很大差别，翻译时也应当细心辨别。
替代式主要出现在译语缺乏原语的对应概念（counterpart）的情况下。譬如英语中的footwears，泛指脚上穿的鞋、袜等，在汉语中没有对应的概念；而汉语中的“穴位”，在英语中也没有对应的概念。此时或者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加以辨别，找到相近的概念，譬如明确某处提到的footwears是“鞋”还是“袜”，或者可以以详细阐释的方式解决（实际上我认为，某些此类差异，如果深究起来，应当是由不同的世界观所造成的，具体可参见恩斯特·卡西尔的《人论》）。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知道，在翻译时，“贴切原文”的译文，并非就是好的译文。译者应当根据具体的情况，灵活选择合适的语言转换模式，加以处理。我在翻译《精通正则表达式》时，曾经被“character class”的翻译困扰了很久，此处的“class”，与“base class”中的“class”虽然相同，但意义不同，故不宜翻译为“字符类”。最终参考Merriam-Webster的解释，最贴切的应当是这个意思——“a collection of adjacent and discrete or continuous values”，最终翻译为“字符组”，表示“一组（系列）字符”，方才满意，这也是冲突式转换的一个实例。
参考阅读：刘宓庆《文体与翻译》
偶然看到这篇文章，算起来，还是我翻译的第一篇论文，时间大概是2003年夏。
现在有了自己的空间，存起来做个纪念吧。
哈耶克与波普：谁影响了谁？
Bruce Caldwell
大约20年之前，我开始研究下面这个问题，并试图用一篇论文概括我的结论，即博学的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和博学的社会理论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之间，究竟谁对谁的影响更大？
人们不难理解，年轻的学者想要进行这种尝试的原因：这两人是他们各自领域的巨匠，都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也是我那时的研究领域——有所贡献。很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都不同程度的提到对方是自己的智识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举例来说，在波普那封被广泛引用的给哈耶克的信中，他是这样开头的：“我想，我从你那里学到的，比从其他任何在世的思想家那里学到的都要多，也许仅仅Alfred Tarski是个例外”(波普致哈耶克，1944年3月15日，转引自Hacohen 2000, 第486页)。对波普接触过的人来说，这的确是不同寻常的评价。此外，波普还把他最著名的论文集——《猜想与反驳》(Popper 1965)题献给哈耶克。另一方面，哈耶克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一篇论文中首次引用了波普，继而，在50和60年代，他开始频繁的引用波普，他提到自己的一篇论文“和波普的某些思想同样缜密”(Hayek [1955] 1967, 第4页)。哈耶克把他在1967年发表的文集——《对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题献给波普，在这本书的序言里他明确提到了波普。1982年，在一次回顾中，哈耶克提到波普的思想，“自从1934年他的Logik der Forschung(应该是《科学发现的逻辑》)面世开始，我一直完全支持他关于方法论的综合理论” (Hayek, in Weimer and Palermo 1982, 第323页)。所以，看起来我将面对大量的材料。
我着手研究之后，却一直没有开始论文的写作，这主要是因为我很快发现这两人的思想之间的关系看起来非常复杂。但是现在，借助已经公布的有关资料，以及像 Jeremy Shearmur和Malachi Hacohen这样的学者所做的高质量的研究，似乎是重新尝试的时候了。当我被邀请在此次会议上发表一篇论文时，我决定这么做了。 Continue reading 我译的第一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