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 more struggle, and I am free
中国人大概都对历史有一些特别的偏好。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历史首先是文化的象征，一个人“懂历史”，基本等于这个人“有文化”；历史也是民族自豪感的来源，哪怕考古上仍然存在争议，但是“五千年文明”的说法是普通人都耳熟能详的。
不过等我长大之后才发现，这种偏好大概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历史看起来有种道德的意味，因为我们从小就熟悉“以史为鉴”的智慧，也熟悉各种“历史的选择”：每当我们对现实感到失望、困惑的时候，我们经常去历史——而不是先贤的智慧中——中寻找解答。找到曾经发生的类似的故事，就可以预言未来的结局。
于是乎，失望也好、困惑也罢，总归会有光明的未来，历史总会给我们支撑的信念。
我曾经很相信，熟谙历史是种智慧，而且是深层次的智慧。但是看得越多、经历得越多，我就越觉得，这很难称之为“智慧”。
为什么？
“产权是一束权利”，这是我刚接触经济学时印象最深的一点。我现在还还记得当时看到的说法是，产权只包含（对特定对象的）支配权、转让权、收益独占权，只有界定清楚产权，才能谈其它各种话题。“一束权利”的概念震惊了我：单个对象可能有很多甚至无穷多项权利，但产权只是其中的“一束”而已，它有清晰的边界，而这种边界可能与我们日常生活的理解相违背。举例来说，你拥有一块土地的产权，这种权利似乎是“绝对”的，你可以在上面盖房子，也可以阻止他人进入，却不能阻止飞机从头顶上飞过，也不能阻止地铁从脚下通过，因为这些权利并不在产权对应的那“一束”权利之中。这个道理，虽然不那么明显，也不难理解。
之所以不难理解，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权利与实物的分离尚且不明显，而实物是存在于生活之中，有感性认知的。但是人类社会大规模信息化之后，信息和实物逐渐分离，之前关于实物的很多权利，演变为关于信息的很多权利。这些权利从实体衍生出来，却不再需要依附实体存在，但是在我们的思维里，这些权利还脱离不了之前的实体，所以带来了很多认知上的困扰。
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里面提到过这么一件事：
最近我看了章含之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属于个人感情的事情不去讨论，但里边有一段故事我看了非常生气。有一次开会，乔冠华把章含之留下来，她以为有什么事情，结果乔冠华拿出肖邦的钢琴曲唱片，请她一起听。这段文字让我很反感。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把我们的唱片都砸了，可是他们作为高级领导却在那里独自享受，这是说不过去的。
对此，有人说是真性情，有人说是没看穿，我是赞成“真性情”一说的。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与何先生有相同想法的人，到底有多少？或者说，能从这个角度想问题的人，到底有多少？
在艳羡这种权力舞台上的“美好”和“真情”的同时，又有多少人能记得当时的大环境，能记得舞台下其他人（更多是如你我一般普通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呢？
《窃听风暴》里，文化部长满面笑容：“我们是一个有品味的政党”。当然，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话算不得错，观众却能体会到深深的荒谬。好玩的是，换个环境，多数人就转而羡慕这种“品味”了。
古话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艳羡“独”乐乐，往往容易忽略“众”乐乐，更容易忘本，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属“独”还是属“众”——这不是杞人忧天，你看那些张口闭口“血洗”、“不惜一切代价”的人，冲天豪气“独乐乐”的背后，多半没有意识到，自己就是“代价”的一部分吧。
举个反向但同质的例子，或许能稍微提醒一下我们：你“艳羡”人家，人家就算被打倒了，没准压根儿不惜得跟你一起。
在《人生之曲》中，郑延大姐说起自己在“文革”中被打成右派，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关在一起，很是委屈：自己一家都是老革命，好歹还是延安出来的呢，无论如何，也不能和这些人关在一起吧？
马英九给桂平大洋镇蕉树中心小学题词是：
前任总理为国家会计学院的题词是：
前任总书记为吉林大学的题词是：
文革时期有一部新闻短片（或者应该叫“宣传短片”），说的是解放军“应用毛主席的光辉思想，不断发展治疗聋哑病的经验”，让一所半工半读的聋哑学校的全部105名学生“全部恢复了听力”的故事。接下来的解说词是：深受迫害的聋哑人，再也抑制不住满腔的怒火，千仇万恨，都要集中到刘少奇的身上，就是他，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就是他，把我们打成了不治之症……
这片子，今天看来，可能会让不少人觉得滑稽——本身就在学校，听力又有障碍，根本不清楚外面发生了什么，跟着起什么劲呢？况且那个姓刘的人，他们恐怕连面都没见过，这个人说过什么，做过什么，他们清楚吗，言之凿凿、群情激愤，至于吗？有必要吗？
不过，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罢——把刘先生换成某个其他人，把“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换成“xxxx的阴谋”，生生就是一份与时俱进的《新闻简报》啊！
要我说，不了解情况又瞎说的人，思想政治课全都白学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早就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怎么才不是胡闹，什么才叫“完整、准确”？看看原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