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两个和语录有关的小故事：
1918年，俄国爆发了震惊全球的“十月革命”，让无数人欢呼“一个新世界的到来”。然而根据1992年新解密的苏联档案显示，在苏联成立之初的大饥荒时期，1921年全国判处贪污贿赂罪69641起，1922年判处贪污贿赂罪32587起（当然有相当部分是贪污挪用美国救济总署支援的物资），相比后世认为“贪污受贿的真正转折点”赫鲁晓夫时期，这个数字其实更为惊人：在1957年，犯贪污腐败罪的也只有1800人。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布尔什维克认为部分原因在于党的干部文化程度太低。列宁说：“真正有政治素养的人是不会贪污受贿的”，掷地有声的话语给出了铿锵有力的解释。
前不久，我去一位长辈家拜访，他的女儿学习非常好，高考考上全国闻名的X大学之后，今年又要出国深造，值得恭喜。谈到这个话题，他说：“感觉去了X大，毕业出国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跟其它学校截然不一样”。我说“似乎是这样，用毛主席的话说，上X大是出国的必要准备，出国是上X大的必然结果”，于是大家相视而笑。在这里，语录又一次发挥了神奇的作用。
说起来，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各种各样的语录似乎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这里我说的“语录”，不仅限于常见的标语横幅，还包括各种名人名言，尤其是革命领袖（近来也包括上古圣人）的语录，似乎其中包含了无穷深奥的道理，用处也无穷广泛（甚至可以用来开些似是而非的玩笑，比如上述第二个例子）。
偏巧，这类语录和我也有点渊源：中学政治课见到了“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之后，我就困扰于一个问题：既然革命导师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也认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符合”某种水平的生产力的，为什么生产力水平低于这种程度的时候，要采取其它生产关系？难道同样的生产力，能够“决定”出两种不同的生产关系？为此，这些年我陆陆续续地读过了列位革命导师的著作，终于明白了这问题要怎么解释。同时获得的另一大收获就是：回头看生活中随处存在的“语录”，凭空多了种奇妙的感觉，也深刻觉得，太过倚重语录，赋予这些语录太多的意义，恐怕并非好事。至少就我所见，这种做法存在三大弊病：
第一，倚重语录，等于把字词从语境中割裂出来，这样可能产生全然不同的意义。这方面最极端的例子就是黑格尔的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句话，常常被人用来辩护（而不是解释）。然而我们需知道，黑格尔所说的“存在”并非普通生活中的“发生”，黑格尔所说的“合理”也并非辩护者所暗示的“正当”。“语录”式引用背后的逻辑是：黑格尔是大哲学家->他的论断是有哲理的->他说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是有道理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发生了的就是正当的。在这根链条上，黑格尔的身份、学说，“存在”与“合理”的哲学意义都不见了，只空余孤零零的几个词和几道巨大的逻辑鸿沟。也正因为倚重语录可能割裂语境，胡适先生当年才会告诫青年学子：做学问，思考问题，不加思索地把名人名言当成论据，是一种很不好的习惯。
第二，倚重语录，可能遮蔽对现实的认识。最突出的例子是这类论调：“中国乃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因为）孔子说过如何如何”。我们对历史稍有了解就会知道，中国文化虽然与“儒”有脱不开的联系，但“独尊儒术”的“儒”，乃是董仲舒解释定调的“儒”，而且即便“独尊儒术”，其实也是“阳儒阴法”，里外两张皮的。再者说，孔子的话，即便真的被广大人命所接受、背诵，充其量也只是生活的希冀或规矩，是否生活的常态和真相尚待考证，怎么能当成论据呢？拿孔子的语录来“证明”中国历史如何如何，搞混了实然和应然的区别，实在是非常大的错误（依我看，上面第一个例子中列宁的语录，其实也有这种问题）。
第三，倚重语录，可能得到看似正确但非常滑稽的结果。语录本身，可能并非逻辑自恰的整体：十月革命之后，斯大林告诉大家，“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存在了”，但到了大清洗时期，他又提出要“反击剥削阶级分子的进攻”。前后明显矛盾，但无论争论的过程如何，结果却很可能是“斯大林的判断很英明”。类似的例子，在我国也发生过：文革中，斗争的两派各自援引领袖语录攻击对方，最后的结果却是：这是xx思想的胜利。这种依靠语录，无视矛盾而直取结果的做法，尤其荒谬。
有人可能会说：外国许多书籍，每一章的开头也引用其它人说过的话，岂不是有同样的问题？不过，就我所见，外国作者虽然有在章节开头引用名人名言的习惯，但多半不会把它们当成倚重的论据，更多的是作为“导入的台阶”或者“辅料”，只起修饰和陪衬的作用——所以总而言之，对负责任的作者来说，语录还是少用、慎用的好。
From Life Sailor, post 语录的困境
家长应当和儿童，尤其是低龄儿童谈论“空气动力学”吗？ 我的答案曾经是非常肯定的：不应当。不要说儿童，就是成年人也不见得理解这些抽象的概念，与儿童谈论这些名词，只会让人望而生畏。身为父母，我们应当做的是，以孩子能理解的、感兴趣的方式谈论相关的具体问题，但绝对不要提这些大词。 不过世界的奇妙就在于，父母对教育并没有绝对的权威，总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修正自己的观点。在“空气动力学”的问题上，我就吃到了教训。 那是一个下午，家里小朋友在iPad上看完他最喜欢的Blippi（这个节目我之前介绍过，对80后父母来说，Blippi可以理解为“带你见识各种新鲜玩意的董浩叔叔”），忽然抬起头来问我：“爸爸，你知道什么是aerodynamics吗？” “什么？你问我知不知道什么是aerodynamics？”我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空气动力学”这种词还是上中学时，身为军迷的我们在《航空知识》上知道的。再往后英语好一些，能看原版科普视频了，才知道“空气动力学”的原文就是aerodynamics。可是，我家这个还没上小学的家伙，竟然就能真诚地瞪大眼睛，一本正经地问我“知不知道什么是aerodynamics”。 (more…)
我本来是不应该认识孟老师的。 2001年，我在寝室夜谈里第一次听到孟老师的名字。当时有同学说“公共选修课的《法学概论》讲得真好，那个老师叫孟繁超”，开始我不怎么在意，慢慢才发现这么说的人还不少。那个年月网上的资料正丰富，出版管制也不那么严格，刚进大学不久的我正自由自在地看得过瘾，心想“大学里的法学概论讲再好，能讲些什么，还不是教科书上老一套”，所以这种课，不听也罢。 但生活就在这么奇妙。那年冬天，有天中午我吃过饭正准备午睡，忽然有人敲门问“计算机系有位叫余晟的同学在这里吗？” 大中午的谁会来找我？我正好奇这个问题，门一推开就有同学喊“孟老师，孟老师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孟老师，中年人，国字脸，身材高大，打扮很精神，披在身后的深色大衣让我一下子想起电影里的斗篷。他笑眯眯地说“你是余晟？听同学说你搞电脑很厉害，我家的电脑坏了，想请你去看看。” (more…)
中国人大概都对历史有一些特别的偏好。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历史首先是文化的象征，一个人“懂历史”，基本等于这个人“有文化”；历史也是民族自豪感的来源，哪怕考古上仍然存在争议，但是“五千年文明”的说法是普通人都耳熟能详的。 不过等我长大之后才发现，这种偏好大概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历史看起来有种道德的意味，因为我们从小就熟悉“以史为鉴”的智慧，也熟悉各种“历史的选择”：每当我们对现实感到失望、困惑的时候，我们经常去历史——而不是先贤的智慧中——中寻找解答。找到曾经发生的类似的故事，就可以预言未来的结局。 于是乎，失望也好、困惑也罢，总归会有光明的未来，历史总会给我们支撑的信念。 我曾经很相信，熟谙历史是种智慧，而且是深层次的智慧。但是看得越多、经历得越多，我就越觉得，这很难称之为“智慧”。 为什么？ (more…)
“无人出租车要来了”。以百度“萝卜快跑”为代表的无人出租车，眼看就要在国内多个城市成规模运营。 熟悉IT的人都知道，IT的独特优势就在于“大规模扩展时边际成本极低”。在软件时代，微软开发的Windows，多卖一份的成本只是多刻录一张光盘而已。在无人驾驶时代，从10辆车到10万辆车的成本，也遵循同样的规律。换句话说，一旦模式“跑通”了，就可以迅速大规模铺开。无人出租车的大规模应用，也是“指日可待”了。 只不过，新技术这一次似乎没有那么激动人心，反而引起了很多争议——无人驾驶出租车大规模推广，会不会影响广大出租车、网约车车主的收入甚至生计？如果是，这样的技术进步，真的是我们所需要、所期待的吗？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相差迥异的答案。 按照我的观察，许多人对此是相当乐观的。理由在于，“技术的每一次飞跃发展，虽然有阵痛，最终都创造了更多的新岗位”。既如此，无人出租车短期“看似”抢了许多人的饭碗，但也只是短期的“阵痛”而已。看看历史，纺织机的发明，蒸汽机的改良，汽车的诞生，无不证明了“阵痛说”的正确性。 坦白说，这种观点我是怀疑的。 (more…)
因为小朋友放暑假，近期带小朋友回国待了几个礼拜。最深的感受就是标题所说的：松弛一点，愉快一点。 我第一次突出意识到这点，是在上海下飞机乘地铁。当时我们乘的直梯就要关门，远远看见有个年轻小伙子跑过来，我连忙按住开门按钮，并招呼他”别着急，慢慢来“，等他进了轿厢才关门。本来我以为大家起码会打个招呼，露个笑脸，因为我已经习惯如此，但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是，他进来之后对我们完全视若不见，自顾自掏出手机，盯着看得入迷。 我继而发现，不管是在电梯里，站台上，还是车厢里，虽然四下里都是广播”请扶好站稳，抓好扶手，不要看手机“，但是似乎人人都盯着自己的手机。年轻人在打手机游戏，年纪大一点的在滑各种小视频，还有不少人在聊天软件里打字如飞……对着屏幕的表情都很生动，可是一旦抬起头来，似乎马上又换了个人。 后来又有一次，我乘地铁的时候，因为比较拥挤，一个小伙子倒退时踩了我一脚，他大概意识到了，很快把脚挪开，脸上闪过一丝不安，马上又恢复正常，我也没有计较。不幸的是，过了十来分钟，他又踩了我一脚，同样是先有一点不安，很快又恢复正常。 这次我忍不了了，于是我开口告诉他：“小伙子，你已经踩了我两脚了。” (more…)
前几天，国内朋友发来一条消息，原来是乌克兰F-16坠落，飞行员丧生的新闻。我本来以为他要讨论此事的真假和原委，他真正的问题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新闻里说，飞行员叫阿列克谢·“月鱼”·梅斯，对应原文是Alexei “Moonfish” Mes，为什么会有人把“月鱼”写在自己的名字里，而且还打引号。 之前看新闻，乌克兰还有一个著名的飞行员叫安德烈·“果汁”·皮尔希科夫（Andrii “Juice” Pishchykov），怎么“果汁”也是正式的名字？ 未必Moonfish和Juice之类，还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这堆问题看的我有点想笑，因为自己以前也很苦恼外国人的名字，只有在国外长期生活，才逐渐搞清楚这其中的名堂。所以，除了解答朋友的问题，我也把自己的解释写下来，搞清楚两个最不容易理解的点，就不会对外国人名有那么多问题了。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