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使用的绝大多数语言都具有这样的特性：既有规则（譬如句子要有完整的结构，过去发生的动作要用过去式），又没有规则（譬如不规则动词，以及某些“妙手偶得”的奇妙搭配）。可以说，语言的创造性，就在于能够灵活游走于这种有/无规则的矛盾之间，“产生”出历史上未曾有过，但意义完整的通顺句子。这种“游走”，在我们使用母语时，往往是凭借本能完成的：“千锤百炼”可以调换成“百炼千锤”，但不能变成“千炼百锤”。
但是，译者在翻译时则不容易做到这一点，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译者受到原语言规则的影响，往往把原文的思维“照搬”过来；另一方面，词典提供的往往是僵化或者说“过度统一”的解释，结果造成译文生硬晦涩——或许能看懂，但是很别扭。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er/or后缀的翻译。
er/or是英文中常见的后缀，其英文解释是the person/thing that(does the action indicated by verb)，在英文中，这是方便、简单而且统一的用法：无论什么动作，加上er/or后缀，就可以表示执行的人/器物。翻查英汉词典，通常将这个翻译为“xx者/xx的人”，这个翻译，意思是对的，但译法却不一定合适。
我们不妨来想想，中文语境中各种er/or对应的各种说法，总结一下这个后缀的多种翻译：
此外，还有些名称，似乎完全不包含“与人相关的元素”：导演（director），司机（driver），园丁（gardener）……
这样一个“通用”的er/or，意思也不难理解，在翻译时，竟然可以变出这么多种的花样，的确很麻烦，但却是译者不容推辞的责任：“鬼子带了个翻译官来”不能说成“鬼子带了个译者来”，“劳方/资方关系”远远比“雇佣者/被雇佣者关系”要简捷得多，“对选民负责”也好过“对投票者负责”。
从这里推演开去，相同的语言成分（甚至相同意象）在翻译时要变化对待的例子还有许多：radicalism 有时应该翻译成“激进派”而不是“激进主义者”（虽然-ist似乎约定俗成就是“主义者”，international community也不是“国际社群”而是“国际社会”（虽然community似乎跟“社会”没关系）。
看到这里，有些人要说，这还不是中文太麻烦了，英文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整齐划一，规律好记。可是，事实果真如此吗？单单“星期1”到“星期6”，和“1月”到“12月”这样的简单名词，就没法像中文一样“归化”到整齐的形式，更不用说那一大堆的不规则动词，每个都得记住过去式、过去分词的麻烦了。依我看，问题并不是中文英文孰优孰劣，而是说话的人，身上的懒筋在作怪——我总觉得，语言中的每个元素，都好像一块独特而不规律的石头，译者的责任，就是找到（或者说“发现”）这些石头彼此合适的一面，重新铺就一条坦途，倘若偷懒照统一的方式来摆放，铺出来的路肯定是会硌脚的。
From Life Sailor, post 怎样翻译更地道：翻译如铺路
家长应当和儿童，尤其是低龄儿童谈论“空气动力学”吗？ 我的答案曾经是非常肯定的：不应当。不要说儿童，就是成年人也不见得理解这些抽象的概念，与儿童谈论这些名词，只会让人望而生畏。身为父母，我们应当做的是，以孩子能理解的、感兴趣的方式谈论相关的具体问题，但绝对不要提这些大词。 不过世界的奇妙就在于，父母对教育并没有绝对的权威，总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修正自己的观点。在“空气动力学”的问题上，我就吃到了教训。 那是一个下午，家里小朋友在iPad上看完他最喜欢的Blippi（这个节目我之前介绍过，对80后父母来说，Blippi可以理解为“带你见识各种新鲜玩意的董浩叔叔”），忽然抬起头来问我：“爸爸，你知道什么是aerodynamics吗？” “什么？你问我知不知道什么是aerodynamics？”我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空气动力学”这种词还是上中学时，身为军迷的我们在《航空知识》上知道的。再往后英语好一些，能看原版科普视频了，才知道“空气动力学”的原文就是aerodynamics。可是，我家这个还没上小学的家伙，竟然就能真诚地瞪大眼睛，一本正经地问我“知不知道什么是aerodynamics”。 (more…)
我本来是不应该认识孟老师的。 2001年，我在寝室夜谈里第一次听到孟老师的名字。当时有同学说“公共选修课的《法学概论》讲得真好，那个老师叫孟繁超”，开始我不怎么在意，慢慢才发现这么说的人还不少。那个年月网上的资料正丰富，出版管制也不那么严格，刚进大学不久的我正自由自在地看得过瘾，心想“大学里的法学概论讲再好，能讲些什么，还不是教科书上老一套”，所以这种课，不听也罢。 但生活就在这么奇妙。那年冬天，有天中午我吃过饭正准备午睡，忽然有人敲门问“计算机系有位叫余晟的同学在这里吗？” 大中午的谁会来找我？我正好奇这个问题，门一推开就有同学喊“孟老师，孟老师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孟老师，中年人，国字脸，身材高大，打扮很精神，披在身后的深色大衣让我一下子想起电影里的斗篷。他笑眯眯地说“你是余晟？听同学说你搞电脑很厉害，我家的电脑坏了，想请你去看看。” (more…)
中国人大概都对历史有一些特别的偏好。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历史首先是文化的象征，一个人“懂历史”，基本等于这个人“有文化”；历史也是民族自豪感的来源，哪怕考古上仍然存在争议，但是“五千年文明”的说法是普通人都耳熟能详的。 不过等我长大之后才发现，这种偏好大概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历史看起来有种道德的意味，因为我们从小就熟悉“以史为鉴”的智慧，也熟悉各种“历史的选择”：每当我们对现实感到失望、困惑的时候，我们经常去历史——而不是先贤的智慧中——中寻找解答。找到曾经发生的类似的故事，就可以预言未来的结局。 于是乎，失望也好、困惑也罢，总归会有光明的未来，历史总会给我们支撑的信念。 我曾经很相信，熟谙历史是种智慧，而且是深层次的智慧。但是看得越多、经历得越多，我就越觉得，这很难称之为“智慧”。 为什么？ (more…)
“无人出租车要来了”。以百度“萝卜快跑”为代表的无人出租车，眼看就要在国内多个城市成规模运营。 熟悉IT的人都知道，IT的独特优势就在于“大规模扩展时边际成本极低”。在软件时代，微软开发的Windows，多卖一份的成本只是多刻录一张光盘而已。在无人驾驶时代，从10辆车到10万辆车的成本，也遵循同样的规律。换句话说，一旦模式“跑通”了，就可以迅速大规模铺开。无人出租车的大规模应用，也是“指日可待”了。 只不过，新技术这一次似乎没有那么激动人心，反而引起了很多争议——无人驾驶出租车大规模推广，会不会影响广大出租车、网约车车主的收入甚至生计？如果是，这样的技术进步，真的是我们所需要、所期待的吗？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相差迥异的答案。 按照我的观察，许多人对此是相当乐观的。理由在于，“技术的每一次飞跃发展，虽然有阵痛，最终都创造了更多的新岗位”。既如此，无人出租车短期“看似”抢了许多人的饭碗，但也只是短期的“阵痛”而已。看看历史，纺织机的发明，蒸汽机的改良，汽车的诞生，无不证明了“阵痛说”的正确性。 坦白说，这种观点我是怀疑的。 (more…)
因为小朋友放暑假，近期带小朋友回国待了几个礼拜。最深的感受就是标题所说的：松弛一点，愉快一点。 我第一次突出意识到这点，是在上海下飞机乘地铁。当时我们乘的直梯就要关门，远远看见有个年轻小伙子跑过来，我连忙按住开门按钮，并招呼他”别着急，慢慢来“，等他进了轿厢才关门。本来我以为大家起码会打个招呼，露个笑脸，因为我已经习惯如此，但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是，他进来之后对我们完全视若不见，自顾自掏出手机，盯着看得入迷。 我继而发现，不管是在电梯里，站台上，还是车厢里，虽然四下里都是广播”请扶好站稳，抓好扶手，不要看手机“，但是似乎人人都盯着自己的手机。年轻人在打手机游戏，年纪大一点的在滑各种小视频，还有不少人在聊天软件里打字如飞……对着屏幕的表情都很生动，可是一旦抬起头来，似乎马上又换了个人。 后来又有一次，我乘地铁的时候，因为比较拥挤，一个小伙子倒退时踩了我一脚，他大概意识到了，很快把脚挪开，脸上闪过一丝不安，马上又恢复正常，我也没有计较。不幸的是，过了十来分钟，他又踩了我一脚，同样是先有一点不安，很快又恢复正常。 这次我忍不了了，于是我开口告诉他：“小伙子，你已经踩了我两脚了。” (more…)
前几天，国内朋友发来一条消息，原来是乌克兰F-16坠落，飞行员丧生的新闻。我本来以为他要讨论此事的真假和原委，他真正的问题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新闻里说，飞行员叫阿列克谢·“月鱼”·梅斯，对应原文是Alexei “Moonfish” Mes，为什么会有人把“月鱼”写在自己的名字里，而且还打引号。 之前看新闻，乌克兰还有一个著名的飞行员叫安德烈·“果汁”·皮尔希科夫（Andrii “Juice” Pishchykov），怎么“果汁”也是正式的名字？ 未必Moonfish和Juice之类，还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这堆问题看的我有点想笑，因为自己以前也很苦恼外国人的名字，只有在国外长期生活，才逐渐搞清楚这其中的名堂。所以，除了解答朋友的问题，我也把自己的解释写下来，搞清楚两个最不容易理解的点，就不会对外国人名有那么多问题了。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