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记住，一定要把技术练好，这才是你的安身立命之本”，这是我离校的时候，他给我的忠告。当时只觉得他是一片好心，现在才真正体会到，那岂止是一片好心，更是一片苦心。今天的状态，希望没有辜负他的苦心+好心。
2002年9月的一天晚上，我下自习看见数学楼的橱窗里贴着一则告示——《关于中文系开设副修专业汉语言文学的通知》。当时，我正处在饥渴而兴奋的茫然之中，之前两年的阅读，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我的思想和观念，已有的世界被颠覆了，新的知识源源不断地补充进来，却没有新的秩序和能力来梳理它们。我苦苦找寻，然而除了时间一天天流逝，一无所获。这个偶然的机会，在当时显得魅力无穷，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它的确改变了我的大学。
第二天去中文系办打听，知道要交六百块钱，不过可以试听第一节课。跟家里申请经费的时候，父亲说，只要觉得好，就去，不用在乎这点钱。
第一节课是周六的晚上，中文系201，狭长的教室。老师个子不高，虽然说不上具体的年龄，但可以肯定不超过四十岁。从包里拿出水杯，放到讲台上，就开始上课。
“事先都不知道，系里就安排我给参加副修班的同学讲第一堂课。我姓王，给大家讲文艺理论”。
说完，他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两个字说不上龙飞凤舞，也说不上苍劲有力，甚至有些绵绵的感觉，透出别致的韵味。
然后，他从“文艺学”的概念开始讲起。
“文艺学这个概念，来自苏联；如果按照字面的意思，应该翻译成文学学，为了保持通顺，改叫‘文艺学’。”
“文艺学是研究文学本身的学问，它的成果叫文艺理论，或者文学理论……广义的文学理论包括文学史论，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这其中，只有文学理论是最直接地指向文学本身的，因此，它也叫作狭义的文学理论。”
……
我必须承认，那是我上大学以来，甚至是这些年以来听过的，印象最深刻的一堂课。我第一次知道，课讲得好，可以好到这种程度——不但让人完全丧失了时间的概念，反而被一种获取知识的愉悦所充实，源源不断。（多年以后，我读到亚里士多德说的，人天生就有求知的欲望，知性的快乐所带来的充实感，是其它乐趣所无法比拟的，心有戚戚焉。）
“太值了！”
“要来听！”
那天晚上，和历史系的几个朋友一起走在回来的路上，我们都兴高采烈，满心欢喜。
交了钱，我们很快就发现，虽然三位老师分别教授不同的科目，但只有王老师的课讲得最好，来听的人最多，也最平易近人。
那时候，我们总有无穷多的问题，无穷多的想法；因此，课间的休息成了我们跟他讨论的宝贵时间。现在想来，很多问题确实很幼稚，但他从来没有表示过任何一点反感，总是用最平实的语言娓娓道来。
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他说话的时候会不时地把目光从提问的人身上移开，环顾所有聚在身边的人，这其中饱含我从未感受到的尊重和怜爱，总是让我倍加感动。
一天晚上，下了课，我缠住他：“王老师，您说说，信仰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我现在越想越想不明白了？”
“这个问题，我想是这样的……”
他说了很多，听的很过瘾。出了中文系的门，还没有说完，却不得不打住——他要径直走，穿过正对中文系的小门回家，我不好继续纠缠，只好垂头丧气地往回走。
正在这时，他又从后面叫住了我，“你等一等，门没开，我们可以继续聊”，接着赶了上来。
当时已经是10月底了，长春的天很冷，但我心里是暖呼呼的，我们边走边聊，一直走到自由大路与人民大街的交界处，他说“太晚了，你要回宿舍了，下次再说吧”，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其实，我已经能够感觉到他对我很好，非常好，比对别的同学要好。当时，我猜测，这是因为自己是副修的学生中唯一一个来自理科院系的缘故。
有次上课，他提到符号美学，提到恩斯特·卡西尔的《人论》——“这本书很好，我自己的借给一个朋友，被弄丢了，我只好自己骑车去学人书店，又买了一本”。第二周课间的休息，我走上去说“王老师，您上周提到的那本《人论》，我也买了一本，看了一半，有些想法……”。
那天之后，我们的关系似乎就有些微妙了。
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讲到阿里斯托芬：“阿里斯托芬，阿里斯托芬，你们知道阿里斯托芬是什么人吗？”
“喜剧作家”，“悲剧作家”，“文学家”……，大家的回答不一。
“剧作家”，我回答说。
“呵呵，你最狡猾，不确定是喜剧作家还是被剧作家，你就给出一个不会错的答案。”他笑了，指着我说。
当然，我也不是只会这样投机取巧，印象中有好几次，他提的问题，我都能飞快地答上来。
“不错，这样上课的感觉非常好”。他对这种默契的赞许，几乎能让找回小时候的得意劲儿。
到后来，每次课间的时间，包括从下课到走出校门的时间，几乎是专属于我的，我们谈的话题也不局限于文艺，哲学，科学，历史，都有涉及。
有一次课间，他走过来，问：“你最近在看什么书？”
“启良的，中国文明史，从朋友那借的。”
“哦，启良，我知道，看过他的《东方文明畅想录》，这个人应该算个解构主义者……”
……
“王老师，我最近看了一本《鲁迅传》，好多想法啊。”
“哦，谁写的？”
“王晓明。”
“王晓明？他很善于讲故事，很多时候用诗化的语言，感染力很强。”
……
学期结束了，我很不甘心，失去这样的讨论机会，于是跑去中文系看教授坐班答疑的安排，总是在周三的上午跑去他的办公室，经常看不到任何一个学生去请教，心中窃喜——因为，这些时间都属于我。
其实，也许这说不上“讨论”，但我仍然固执地认为那不是一种单纯的解答和应付，而是用心的，有共鸣的交流——有天晚上聊天时，他对我说，“朋友是不分年龄限制的”，那句话，印象无比深刻。
但是，这样的讨论，终究不可能如上课时那般频繁了，到了大三，我开始准备GRE和TOEFL，而他也调任学生处，很少在系里坐班了。
“你要注意，千万不要把真理的逻辑，直接套用到现实中来”，有一次，下班的时间，我去学生处找他聊，他跟我说“我在系里，大家还多少讲些真理的逻辑，但是在这里，事情完全不一样了。”
到了大四，这样的机会就更少了，他总是很忙，很忙；整个那一年，我只去找过他两次，是因为我不敢。
04年寒假过后的一天晚上，我下了自习从图书馆出来，见到校门口的花坛，在暗黄的灯光和松树的映衬下，如同巨大的灵堂。那一刻，真是把我怔住了。
想想王老师，已经忙于行政工作，我不再有机会跟他讨论智慧和真理的话题了；政法学院的孟老师，不堪排挤去了南京，我也不再有机会去他家里畅谈终日了。整个学校，值得我寄托和留念的，能够让我向往的，只剩下夜幕中的图书馆了。
临离校的时候，他送我一本书，是新出版的，他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并题了一句话作为留念：XX同学，祝你前程似锦，愿你相信存在。
那本书，我一直随身带着。
From Life Sailor, post 王老师
家长应当和儿童，尤其是低龄儿童谈论“空气动力学”吗？ 我的答案曾经是非常肯定的：不应当。不要说儿童，就是成年人也不见得理解这些抽象的概念，与儿童谈论这些名词，只会让人望而生畏。身为父母，我们应当做的是，以孩子能理解的、感兴趣的方式谈论相关的具体问题，但绝对不要提这些大词。 不过世界的奇妙就在于，父母对教育并没有绝对的权威，总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修正自己的观点。在“空气动力学”的问题上，我就吃到了教训。 那是一个下午，家里小朋友在iPad上看完他最喜欢的Blippi（这个节目我之前介绍过，对80后父母来说，Blippi可以理解为“带你见识各种新鲜玩意的董浩叔叔”），忽然抬起头来问我：“爸爸，你知道什么是aerodynamics吗？” “什么？你问我知不知道什么是aerodynamics？”我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空气动力学”这种词还是上中学时，身为军迷的我们在《航空知识》上知道的。再往后英语好一些，能看原版科普视频了，才知道“空气动力学”的原文就是aerodynamics。可是，我家这个还没上小学的家伙，竟然就能真诚地瞪大眼睛，一本正经地问我“知不知道什么是aerodynamics”。 (more…)
我本来是不应该认识孟老师的。 2001年，我在寝室夜谈里第一次听到孟老师的名字。当时有同学说“公共选修课的《法学概论》讲得真好，那个老师叫孟繁超”，开始我不怎么在意，慢慢才发现这么说的人还不少。那个年月网上的资料正丰富，出版管制也不那么严格，刚进大学不久的我正自由自在地看得过瘾，心想“大学里的法学概论讲再好，能讲些什么，还不是教科书上老一套”，所以这种课，不听也罢。 但生活就在这么奇妙。那年冬天，有天中午我吃过饭正准备午睡，忽然有人敲门问“计算机系有位叫余晟的同学在这里吗？” 大中午的谁会来找我？我正好奇这个问题，门一推开就有同学喊“孟老师，孟老师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孟老师，中年人，国字脸，身材高大，打扮很精神，披在身后的深色大衣让我一下子想起电影里的斗篷。他笑眯眯地说“你是余晟？听同学说你搞电脑很厉害，我家的电脑坏了，想请你去看看。” (more…)
中国人大概都对历史有一些特别的偏好。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历史首先是文化的象征，一个人“懂历史”，基本等于这个人“有文化”；历史也是民族自豪感的来源，哪怕考古上仍然存在争议，但是“五千年文明”的说法是普通人都耳熟能详的。 不过等我长大之后才发现，这种偏好大概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历史看起来有种道德的意味，因为我们从小就熟悉“以史为鉴”的智慧，也熟悉各种“历史的选择”：每当我们对现实感到失望、困惑的时候，我们经常去历史——而不是先贤的智慧中——中寻找解答。找到曾经发生的类似的故事，就可以预言未来的结局。 于是乎，失望也好、困惑也罢，总归会有光明的未来，历史总会给我们支撑的信念。 我曾经很相信，熟谙历史是种智慧，而且是深层次的智慧。但是看得越多、经历得越多，我就越觉得，这很难称之为“智慧”。 为什么？ (more…)
“无人出租车要来了”。以百度“萝卜快跑”为代表的无人出租车，眼看就要在国内多个城市成规模运营。 熟悉IT的人都知道，IT的独特优势就在于“大规模扩展时边际成本极低”。在软件时代，微软开发的Windows，多卖一份的成本只是多刻录一张光盘而已。在无人驾驶时代，从10辆车到10万辆车的成本，也遵循同样的规律。换句话说，一旦模式“跑通”了，就可以迅速大规模铺开。无人出租车的大规模应用，也是“指日可待”了。 只不过，新技术这一次似乎没有那么激动人心，反而引起了很多争议——无人驾驶出租车大规模推广，会不会影响广大出租车、网约车车主的收入甚至生计？如果是，这样的技术进步，真的是我们所需要、所期待的吗？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相差迥异的答案。 按照我的观察，许多人对此是相当乐观的。理由在于，“技术的每一次飞跃发展，虽然有阵痛，最终都创造了更多的新岗位”。既如此，无人出租车短期“看似”抢了许多人的饭碗，但也只是短期的“阵痛”而已。看看历史，纺织机的发明，蒸汽机的改良，汽车的诞生，无不证明了“阵痛说”的正确性。 坦白说，这种观点我是怀疑的。 (more…)
因为小朋友放暑假，近期带小朋友回国待了几个礼拜。最深的感受就是标题所说的：松弛一点，愉快一点。 我第一次突出意识到这点，是在上海下飞机乘地铁。当时我们乘的直梯就要关门，远远看见有个年轻小伙子跑过来，我连忙按住开门按钮，并招呼他”别着急，慢慢来“，等他进了轿厢才关门。本来我以为大家起码会打个招呼，露个笑脸，因为我已经习惯如此，但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是，他进来之后对我们完全视若不见，自顾自掏出手机，盯着看得入迷。 我继而发现，不管是在电梯里，站台上，还是车厢里，虽然四下里都是广播”请扶好站稳，抓好扶手，不要看手机“，但是似乎人人都盯着自己的手机。年轻人在打手机游戏，年纪大一点的在滑各种小视频，还有不少人在聊天软件里打字如飞……对着屏幕的表情都很生动，可是一旦抬起头来，似乎马上又换了个人。 后来又有一次，我乘地铁的时候，因为比较拥挤，一个小伙子倒退时踩了我一脚，他大概意识到了，很快把脚挪开，脸上闪过一丝不安，马上又恢复正常，我也没有计较。不幸的是，过了十来分钟，他又踩了我一脚，同样是先有一点不安，很快又恢复正常。 这次我忍不了了，于是我开口告诉他：“小伙子，你已经踩了我两脚了。” (more…)
前几天，国内朋友发来一条消息，原来是乌克兰F-16坠落，飞行员丧生的新闻。我本来以为他要讨论此事的真假和原委，他真正的问题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新闻里说，飞行员叫阿列克谢·“月鱼”·梅斯，对应原文是Alexei “Moonfish” Mes，为什么会有人把“月鱼”写在自己的名字里，而且还打引号。 之前看新闻，乌克兰还有一个著名的飞行员叫安德烈·“果汁”·皮尔希科夫（Andrii “Juice” Pishchykov），怎么“果汁”也是正式的名字？ 未必Moonfish和Juice之类，还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这堆问题看的我有点想笑，因为自己以前也很苦恼外国人的名字，只有在国外长期生活，才逐渐搞清楚这其中的名堂。所以，除了解答朋友的问题，我也把自己的解释写下来，搞清楚两个最不容易理解的点，就不会对外国人名有那么多问题了。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