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黄很暴力
下面引述的全部是哈维尔的话:
某个水果店经理在洋葱、胡萝卜陈列橱窗上贴了一幅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这样做的目的何在?究竟向人们传送什么信息?他是否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大联合真的十分热衷? 他当真觉得他的热情促使他非得让公众都来了解他的理想不可?他是否真的想过,这个大联合该怎么实现,实现了又怎么样?
我敢断言,大多数商店经理们对于橱窗上标语的意义从来是不会过问的。他们也不会用那样的标语来表达自己真实的意见。标语是上面批发洋葱和胡萝卜的同时发下来的。水果店经理拿过来往橱窗上一贴就完事了,因为这是习以为常,司空习惯的事情。但要是不贴,就会有麻烦。上面会指责他不按规定布置橱窗,有人甚至会控告他反党反社会主义。为了过得下去,他非照章办事不可。这样的小事千千万万,做了才能有过上“与社会谐调一致”的生活保障。水果商对于标语的内涵是不闻不问、无动于衷的。他不会有什么个人愿望来让公众了解标语表达的理想。这当然不是说水果商的举动毫无意义的,或者说标语什么都没告诉大家。标语确实是一个符号,包含了一个说不出口来但却十分明确的信息。口头上说起来,可以这样表达:“我,水果商某某,是懂得我该作什么,是守本分的。我是个靠得住的人,无可挑剔。我很听话,所以该过上平安日子。”这个符号当然有一个接受者,那就是水果商的上级领导;符号同时也是一个挡箭牌,用来防范那些揭发举报者。标语的真实意义因此深扎在水果商的生存之中,反映了他的根本利益。那么,什么是他的根本利益呢?
请注意:假如水果商奉命贴上这么条标语:“我胆小怕事,因此最安分守己。”虽然意思是真的,水果商对其内涵反倒不会无动于衷了。在橱窗上张贴这样直截了当地表明他的怯懦的标语,水果商是感到非常羞辱的。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是一个人,有着做人的尊严。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水果商就得采纳这样的符号来表示忠诚, 起码在字面上看起来具有不涉及个人利益的信念。 它必须让水果商能够说:“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有什么问题没有? ”这样符号可以帮助他遮掩一下他惟命是从的可鄙境界。同样掩盖了权势的可鄙基础。它用某种高等的东西掩盖基本的现实,而这种高等的东西就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解释世界的方式。它赋予人类以认同、尊严和道德的幻象,而使人们与实质轻易地脱离。作为一种“超个人”的与客观的武器库,意识形态让人们欺骗自己的良知,掩盖他们的真实境况和不光彩的动机,自欺欺人。意识形态很讲求实用,但有时则冠冕堂皇地为上上下下正名与开脱。它既面对芸芸众生也面对在天之神。它是一层面纱,用来掩饰自己的失落的境遇,卑琐和安于现状的心态。它是人人都能用的藉口。水果商用对全世界无产者大联合的热情来掩饰他对失业的恐惧;官僚们用为工人阶级服务的词藻来掩饰对权力的贪欲。意识形态开脱和障眼术的根本功效是向后极权社会内的支柱和受害者们提供假象,让人们相信制度是与人类和宇宙的法则谐调一致的。
假若专制的国家较小,在现代化过程的分化程度较弱的,独裁者的意志就发挥得更加直截了当。换言之,独裁者可以诉诸赤裸裸的法令,避免意识形态所包含的复杂的解释世界和自圆其说的程序。但如果权力的机制越复杂,社会分化程度越高,权力建立的历史越久,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越多,意识形态的作用就越重要。意识形态在人民与政权间起了桥梁作用,使二者相互沟通。由此可明白意识形态在后极权社会里的重要性:专制制度的生存是依靠各种复杂的官僚体制、等级制度的传送带、种种间接的控制手段来保证其天衣无缝的整体运转的。如果没有意识形态来为一切开脱,为每一部分找寻借口,那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引述到此为止。
需要说明的是,引文出自哈维尔的名篇《无权者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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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您是从谁翻译的《无权者的权利》引用的?文字真地道,一点不像翻译作品。
《无权者的权力》(Power of the Powerless)是哈维尔的名篇,八十年代以中文手抄本形式在大陆地下流传。03年下半年,大陆自由知识分子自费集资,以半地下方式印刷的方式出版了崔卫平翻译的包括此篇在内的《哈维尔文集》。04年又照这样出了一本米奇尼克的《通往公民社会》,也是崔卫平翻译的。
🙂
哈哈哈,“如果没有意识形态来为一切开脱,为每一部分找寻借口,那简直是难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