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孟繁超老师：他从来没有给我上过一堂正式的课，但我永远都是他的学生。

我本来是不应该认识孟老师的。

2001年，我在寝室夜谈里第一次听到孟老师的名字。当时有同学说“公共选修课的《法学概论》讲得真好，那个老师叫孟繁超”，开始我不怎么在意，慢慢才发现这么说的人还不少。那个年月网上的资料正丰富，出版管制也不那么严格，刚进大学不久的我正自由自在地看得过瘾，心想“大学里的法学概论讲再好，能讲些什么，还不是教科书上老一套”，所以这种课，不听也罢。

但生活就在这么奇妙。那年冬天，有天中午我吃过饭正准备午睡，忽然有人敲门问“计算机系有位叫余晟的同学在这里吗？” 大中午的谁会来找我？我正好奇这个问题，门一推开就有同学喊“孟老师，孟老师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孟老师，中年人，国字脸，身材高大，打扮很精神，披在身后的深色大衣让我一下子想起电影里的斗篷。他笑眯眯地说“你是余晟？听同学说你搞电脑很厉害，我家的电脑坏了，想请你去看看。”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下着小雪，我一路跟孟老师走过去，一路琢磨该怎么告诉他，其实我不只是个搞电脑的“工人”。于是我故弄玄虚地问他“孟老师我问你个问题啊，你知道现在有很多搞经济学的人在研究法律吗？对于很多法律问题经济学都可以给出全新的解释。比如性交易的合法化，这在他们看来不是个单纯的道德问题或者法律问题……”

估计这个话题有点让孟老师意外，他一下子来了兴致：“没想到你还关心这种问题。对，你说的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你知道吗？现在红灯区抓得不那么严了之后，强奸罪的犯罪率都有明显下降呢……”

瞬间我就服气了。孟老师真是不简单，不但能接受“离经叛道”的观点，还能讲出一大堆道理，有逻辑、有数据、有条理，之前看报纸和网上的文章，顶多了解些“惊世骇俗”的观点，孟老师却可以把它们掰碎了讲，还能让你从不同角度来审视，真功夫应该就是这样。

到了孟老师家里，发现电脑不过是一点小问题，我三下两下弄好。忽然又发现他还有扫描仪，这对我来说可是个好东西。当时学校图书馆有不少老书，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出版的关于苏东和共运历史的，因为年代久远没有电子版，只能借出来看，还不方便和人讨论。于是我就厚着脸皮说：“孟老师，扫描仪能借我用吗？我想扫描点东西。” 他倒答应得挺痛快：“那当然没问题啦，你来之前跟我说一声就是。”

这个结果是我想要的，但也很让我意外——以前其他老师有什么事情找我，都是托人来或者简单打个电话，哪有人亲自上门的，更不用说拿学生当自己人，借自家扫描仪给学生用了。所以我很快抓住机会去扫描，印象最深的是阿·阿夫托尔汉诺夫的《苏共野史——党治制的由来》。我从图书馆借了这本灰扑扑的书去扫描的时候，还跟孟老师专门聊起这个话题，视野又开阔一层。

既然孟老师这么没有架子，又有水平，我迅速就和孟老师混熟了，隔三差五去找他聊天。那个年月各个高校的BBS都还火热，我一边混迹各大BBS找人讨论，一边恶补文史哲的常识。相比那些单纯“自学成才”的网友，我的发言基本总能保证信息含量，又不会出格，其实那都是孟老师调教的结果。

孟老师给了我很多指点：看了《社会契约论》还得看《政府论》，《政府论》只看下部就可以，《论法的精神》就得看上部……我曾经尝试不“盲从”他的建议，可是结果明显不如“盲从”，不是读了奇特的观点就是遇上过时的方法，所以“盲从”还是好处多多的。如果不是孟老师点拨，我对着书店里那一长排商务印书馆《汉译经典》系列只能毫无头绪；如果不是孟老师点拨，我也不会想到有些书只要看其中的一部甚至一部分就可以；如果不是孟老师点拨，我也不知道把握不好那些经典思想的分寸和局限……

孟老师跟我谈的很多都属于人文科学里的启蒙知识，但谈起法学来他显然更加在行，我也确实从孟老师那里认识了法律是怎么回事，认识了法律研究者应当有怎样的前瞻性和逻辑思考能力——2002年出台的《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里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终生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当时孟老师接受了媒体采访，他指出这个条例会有操作困难，可能引起一些法律纠纷。比如非婚生子女在尚未成年时，母亲意外身亡，那么谁应当承担抚养责任？如果生理父亲年老体衰，这个孩子是否应当承担赡养义务？…… 这样思考问题的方式，我之前从来也没有考虑过，但是对孟老师来说就是“功到自然成”。

更奇妙的是我和孟老师的关系，我从来没经历也没有设想过会有这样的师生关系。因为我不是法律系的学生，法律系也不在这个校区，所以没法走“正式途径”跟孟老师聊，我只能隔三差五厚着脸皮打电话问：“孟老师啥时候有空，我想来找你聊聊”。每次他都是特别热情地说“你直接来就完了嘛，搞那么客气”。在那个暑假，我经常早上八九点就去敲他家的门，穿睡衣的孟老师打开家门，给我拉过来一把椅子，自己坐个小凳，我们就这样聊上大半天，中午他随便弄点饭吃，下午我再心满意足地回去。

与孟老师熟悉，除了精神的回报，还有物质的好处。外头有朋友咨询法律问题，因为热心肠的他从来也不收钱，所以只能请他吃饭（后来我才知道，他喜欢的电脑也是人家“馈赠”他的淘汰货）。遇上饭局，有时孟老师就叫上我一起，跟其他人介绍说“这是我学生”。其实他们聊的很多问题我一点也不清楚，权当下馆子好好吃一顿。我想孟老师肯定明白这点，但他一点也不在意，总是很开心的样子。

后来我才知道，孟老师是八十年代初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先在省检察院工作，然后才到高校教法学。在下海经商成为热门的那个年代，他却逆潮流而动跑到当时“清贫”的高校教书，原因只能是他喜欢钻研法律问题，又喜欢和学生交流。这或许也是孟老师得天独厚的优势所在：有过社会工作经验，所以不会成为空谈理论的冬烘；是非分明又乐于钻研，所以他没有沾染混社会的市侩和浮夸；特别喜欢和年轻人打成一片，所以深受学生爱戴。那时候还不流行“粉丝”的说法，但是从物理系到历史系，从外语系到音乐系，到处都有迷恋孟老师的学生，他的选修课永远需要提前抢占。

如果说其他人迷恋孟老师是因为他的课讲得好，我跟他亲近理由就要更多上几分：他这人一点架子也没有，而且特别愿意为别人考虑，关心学生全面成长。聊聊理论他就会给你举个实际的例子让你知道空有理论不行；聊聊现实他忽然又会说你该看什么书，某某学派有这种观点；而且有时跟他聊正经的聊多了，他就说“你一个学计算机的学生你跟我聊这么多法律干嘛，去，好好弄你的专业”；有时候给他修电脑，他又特别有兴趣问我法律相关的技术问题。所以跟他聊天，怎么聊都不会乏味，更与偏执无缘。离开学校许多年之后，我见过一些丑恶的勾当，不告诉年轻人现实的危险，反而怂恿年轻人去冒险。两相对比，我才更深刻地理解孟老师的好心，他希望学生能有健全的是非观，又能避免不必要的伤害。

那年暑假我有个同学病了，做手术需要一笔大钱。学校本来给每个学生上买了医疗保险，但暑假找不到人办这些手续，我们四处求助遇到的都是冷脸，只能打算先自费解决。情急之中我想到给孟老师打电话，他立刻告诉我应当怎么办怎么办，先找谁再找谁，要怎么说，最后还叮嘱“一定要按我说的做”。我们照他的建议去做，最后果然顺利解决了问题。

这样的事情其实不只一起，因为孟老师就是这么个人。前些年有个学生陷入了传销黑窝点，按“常理”这种事情只能辅导员去解决，一般人谁都不想沾边。但有同学求助孟老师，他就立刻把这当成自己的事情去想办法出主意，告诉同学应该怎么怎么办，家长应该怎么怎么办，还不忘提醒注意保住学籍。难怪，孟老师的好口碑是一以贯之的，不只一次被评为最受学生喜欢的老师。

对我来说，能跟孟老师聊天的日子就是幸福的，当时孟老师已经评为教授了，业余还有很多写作任务，但他就是有时间和耐心与我聊天。而且，有时候这种幸福还会加倍。有一次我说起在学校里我觉得最好的老师就两位，一位是他，一位是王老师。孟老师就问我“哪个王老师”，我说“中文系的王确老师啊”。他说“我以前不认识，就在你们学生辩论会上见过一次，他是评委我也是评委，我听他说话就知道这人很不错”。这个回答真是让我喜出望外，在学校里我关系最亲的两位老师，竟然还有这样的渊源，那种幸福感真是无以言说（现在我和王老师仍然有联系，回忆王老师的文章在文末）。

到了2003年，我才忽然听说孟老师调去南京了。当时我非常失落，心想孟老师怎么就抛弃我们，自己跑去南京了，甚至对南京的同学有些怨念。许多年后我问起他原因，他半正经半不正经地说“我被骗了呀。南京他们让我去看的时候，都五月份了。你想南方五月份多好呀，春暖花开的，东北的雪还没化完呢，所以我就决定去南京。哪知道去了才发现，南方夏天那么热，冬天那么冷还没有暖气，比东北可差远了……” 孟老师讲话就是这么好玩，讲起法律来他头头是道，讲起其它问题他又是那么简单轻松。

我毕业了去了北京工作，我给孟老师写邮件汇报了自己的情况。他很快就回复说“北京是好地方，我就是在那里读的大学，我很怀念那里的环境，只是现在去不了北京工作，你运气好，要好好珍惜”。没有日常的幽默，只有深深的关怀。所以一看到他的文字，那个和蔼亲切的孟老师又出现在我面前。

2010年我因为工作关系到了上海，心想这下离孟老师近了，该有机会见面了。但我们也一直是电话联系，直到有一次我要去北京，我才计划回程中途去南京见孟老师。他接了我的电话很高兴，说“我去给你买动车票，你有动车票了回上海就方便了”。过了不久他又打电话过来告诉我，动车票已经买好了，让我放心。他还热心地发短信告诉我出南京站应该坐25路到御道街下，他就在那接我。

那应该是7年后我们再见，我一直在想“孟老师现在变了多少”，结果他忽然骑着自行车就来了，还是一样的精神。孟老师带我在学校里逛了一圈，照例去照看照看他的电脑，然后去食堂吃饭。这次久别重逢，一点也没有陌生感。孟老师待我仍然像以前那样随和热情，好像7年的时间只不过是寥寥数天。他也依然有那么多学生喜欢，走在学校里仍然随处是与他打招呼的同学。原来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是之前那个孟老师。

2011年的冬天我又南京找孟老师。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冬至，他要请我吃饺子，于是我们在学校外一个小饭馆里吃了顿饺子。我看到周围各桌都是同学，不由得感叹大学里总有一代代新人。孟老师也开玩笑似的发了点感慨说：“还是在北方的学生好，这么多年过去了还记得孟老师。现在南方这些小孩，别看有人当面叫得尊敬，毕业了就不认识你了。再说90后小孩都不叫我孟老师了，‘老孟’、‘超哥’叫啥的都有，我答应也不是，不答应也不是”。他一边说一边笑，我也忍俊不禁，而且我确信他其实不生气。因为在路上有同学叫他“老孟”，他也一样很开心地打招呼嘛。

之后我们就一直是电话联系，每年打一两个电话，他总是很热情很随和，我也大着胆子和他开开玩笑。2015年夏天我给他打电话说“孟老师你来长沙玩嘛，我给你包了，食宿都包”，他说“长沙我以前去过呀，现在没事我上长沙干嘛，还给你添乱，再说我来也不用你包”，我说那我只能来南京看你了，他问我什么时候去，我说“明年吧”。每次我照例还要问他身体如何，让他注意保重，他总是轻描淡写地说“没事”。我一想到他特有精神，摇杆挺得笔直的样子，就觉得他应该真的没事。

转眼到了2016年，四月份的清明假期，我想正好有时间去南京转转，跟孟老师好好聊聊。可是连续一周，孟老师的电话总是关机，发微信也不见回，以前总能联系上的邮件也没消息。眼看就要到四月份了，我必须联系上孟老师。

我在网上搜索孟老师的消息，最新的消息官方消息都是2014年的。还有就是学生夸他的文字——有个同学说自己论文答辩时着急和答辩老师争了几句，只见坐在一旁的孟老师满脸严肃。答辩结束这个同学赶紧去找他承认说“孟老师我错了，我不该意气用事的”，没想到孟老师噗哧一下子笑出来：“你呀，明明知道事情的道理，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这将来怎么能行呢？” 看到这段文字我很确信，这就是当年那个孟老师，这么多年了他一点也没变。可是，孟老师他去哪里了呢？

学校里找不到人，我好不容易联系到孟老师兼职的律师事务所，才听到孟老师已经去世的消息，那一刻我如听到晴天霹雳，泪如雨下。那个总是乐观热情、精力旺盛、腰杆总是挺得笔直、穿得总是特精神的孟老师，怎么突然就没有了呢？他还那么年轻，我印象里白头发都没见过呢。

几经辗转，我才找到另一位律师，孟老师在南京的学生。虽然我们从未见面，但在电话里一说“我是孟老师以前的学生”，信任感就生长出来。他慷慨答应我去南京他来接待，而且会带我去祭拜孟老师。这样，我才了解到孟老师的情况。

其实孟老师的身体前些年已经有异恙，但依着他要强的个性，教学课程依然排得满满的。我相信那是孟老师自己刻意的选择，因为他喜欢和学生在一起，他可以证明自己的价值，也可以保持一颗敏感年轻的心。然而，他的身体已经不再年轻。2015年5月份以后，孟老师才终于说出身体有些不舒服，情况已经非常不乐观，他的健康备受煎熬，却怎么检查也找不到病因。等到最终发现是淋巴癌，已经进入晚期。2015年7月9日，孟老师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58岁。尽管事发突然，还是有不少学生从全国各地赶去参加追悼会。可惜，我作为孟老师的“编外学生”，一直与他单线联系，所以迟到今年才得知消息。

4月3日的南京刚下过雨，在苍翠而肃静的陵园里，南京的同学把我带到他的墓碑前说“孟老师，我们来看你了”。那一瞬间我泪如雨下，所有与孟老师有关的记忆无比真切地扑面而来：下雪的中午孟老师披着大衣来敲寝室的门，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在长春夏天的早晨，穿睡衣的孟老师打开家门说“进来吧”；在御道街的路旁，孟老师带着火车票骑着自行车来找我；冬至的黑夜里孟老师带着我在学校里穿行，不时有同学叫他“老孟”……

我忽然发现，多年前我对没见过面的南京同学“把孟老师抢走”的那点可笑的小怨恨，早已经消散殆尽了。我又忽然想起何伟在《江城》里写过的场景：他的父亲，一个年迈的美国人，和涪陵县城一个年迈的基督徒，尽管语言不通，却因为同一本《圣经》找到了穿越时空的奇异共鸣。对我们这些孟老师的学生来说，孟老师就是让我们共鸣的圣经。

然而孟老师已经永远离我而去了。他本来打算退休之后全国转转，找找自己“那么多学生”的想法再也不能实现了。南京这个城市对我来说也不再特殊，不再有特殊的想念，只剩下深深的怀念。我漫步在中山门的城墙上，孟老师曾经在这里散步；我穿行在紫金山的树林里，孟老师曾经在这里骑车…… 现在我能做的，只有回忆和祭拜。

孟老师从来没有给我上过一堂正式的课，但我永远都是孟老师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