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初的时候，小朋友冰球俱乐部来了个新教练Robo。Robo来自加拿大，总是一副很健谈很乐观的样子，而且很喜欢放音乐，把整个训练场搞得热情四射。最关键的是，小朋友们好像都很喜欢他，不但许多动作耐心示范，对每个人的指导也相当到位。而且，他的英语很好，人又很喜欢开玩笑，所以我们交谈很多，他总是跟我说：“你家的小朋友超级酷的，不要给他太大压力，只要他自己运动起来足够自在，能够持续练下去，就是最好的。”
没想到的是，到去年9月份，Robo忽然神秘失踪了，没有任何征兆，也没有任何说明，就此人间蒸发了一般。问其他的教练，也是语焉不详。小朋友训练完，偶尔会失落地跟我说“好久没看到Robo了，不知道他哪里去了。”
3月份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见到了Robo，虽然当时时间很紧张，只是打了个照面，但我要他留下了联系方式。
当天晚上我问他：哥们，你怎么忽然就不见了，大家都很想你啊。
过会儿我收到他的回复：我也很想念小孩子们，你儿子很酷……我现在没在那个俱乐部了，因为其他几个教练总是或明或暗地针对我，仅仅因为我的肤色，这是我受不了的。
对，Robo是黑人，祖父母那一辈从牙买加搬到加拿大，再往上，大概来自非洲。听他讲话，已经是地道的北美口音，与常见的“南方黑人口音”完全不同。
老实说，Robo的答复让我很吃了一惊。以前总听说“二等公民”、“种族歧视”等等话题，似乎针对的总是中国人或者亚洲人，而发起者要么是白人，要么是黑人。但是像Robo这样来自北美的、一口地道英语的黑人，也会受到歧视，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
Robo告诉我说，“冰球在加拿大”就像“足球在德国”一样普遍，所以来自加拿大的他对于冰球如何训练已经有足够多的经验和想法。虽然这些经验和想法与德国不同，但起码应当可以坦诚沟通，然而让他失望的是，每次他积极提出意见，似乎总是被针对，而且是被抱团针对，是无法理性讨论的针对，久而久之，他无可奈何，心灰意冷，“虽然他们嘴上绝对不会承认，因为这是犯法的，但其实是很明显的”。
这么一说，似乎“歧视”的脉络就清楚了：多半是要遇到一点问题，而且是差异带来的问题，但又无法理性解决问题，于是各种妖魔鬼怪的说法就纷纷涌现。
我想起以前看董竹君的自传，“下江人”这个词让我印象很深。两百多年前，四川人是相当以“天府之国”自居，相当鄙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的。即便苏杭已经是富庶地区，即便上海已经开埠，一个“下江人”的帽子就可以彻底瓦解他们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一切优势。歧视，必然强烈依赖于非理性的逻辑。
所以，歧视的重点不是“种族差异”，而是非理性。臭名昭著的“种族歧视”大概是以肤色、长相为依据的，但是在这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依据。
我还记得小朋友刚刚进小学，有一天我去接她的时候，有一个爸爸带着孩子，怯生生地走过来问我“您会说英语吗？”
“当然，请问你有什么事情吗？”
然后他才畏畏缩缩地说起，那一天自己的小孩正在卫生间上厕所，我家小朋友等等几个男孩大吵大闹地冲进卫生间，把每一个隔间的门都猛地拉开，“我儿子今天被吓到了。”
我很快搞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们几个死党在玩“捉迷藏”的游戏，完全没考虑卫生间里还有其他人，也没有考虑过其他人的隐私，就这样呼喊着找人。我先给那个爸爸解释完，再给男孩子们讲了这件事情，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又让他们给被惊吓的小孩子道歉。之后，他千恩万谢，领着孩子回家了。
看着他们回家的背影，我却想到很多。
换位思考，如果我是那个父亲，我会这样畏缩（甚至“窝囊”）吗？多半不会，就算不是火冒三丈，起码也是理直气壮。而且，我是个亚洲人，那个爸爸看起来是南欧来的，但好歹是个白人，也不比我矮，他理应比我更有底气。
那么，他为什么会低三下四呢？
我能想到的原因，就是他不会说德语，或者起码德语还没有那么好。看着小孩子们在学校里说着流利的德语，听其他家长轻松愉快地聊天，他大概觉得底气不足，所以即便是自己有理的事情，没开口就矮人三分，换句话说，他已经预设了自己处于“被歧视”的地位。
当然，他的这种心理预设也不是毫无来由。我自己刚来时，也遇到过好几次充满傲慢的嘴脸：“不，我们这里不说英语！”所以，哪怕你长着白人的脸，仅仅因为语言的不同，也照样会被歧视。
当然，语言必须要开口才能说话，种族和肤色却是可以一眼分辨的，所以这样的歧视最普遍，我也有过印象深刻的经历。
疫情刚刚爆发时。当时我正在超市里推着购物车，几个十多岁的毛头小子忽然看着我直笑，本来我还以为他们是想打招呼，不料迎来的却是一句：“Hey, Corona（嘿，新冠病毒）”。那时候我才知道，他们脸上的笑，是恶意的坏笑。
那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幕。以我们的成长经历，从小在反复教育要“争气”的环境里一路成长，似乎很少经历过“被人看不起”。哪怕是真的被人看不起了，人家也有“看不起”的资本，或者成绩更好，或者职位更高，或者简单粗暴的“钱更多”。但是，被素昧平生的毛头小子叫一声“Corona”，真是完全预料不到。
这是来自一种什么心理呢？
我回想起自己小的时候，有时也总想着去“搞点刺激的事情”，也没来由地去惹过一些事。再长大一点，工作之后，有一次我父亲郑重告诉我：在外面千万不要惹毛头小子，人家根本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你跟这种人去斗气，不值。
但是那时候，我们并不去招惹素昧平生的人，因为对这些人我们没有办法去仇恨，也没有办法去找茬。很难想象，那时候的自己，会对一个外地人，或者外国人，毫无顾忌地口吐污言秽语。更不用说面对成年人的时候，有如此充足的底气。
后来与德国朋友，尤其是做公益的朋友聊过，我才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当时我所在的区域，整体收入偏低，许多家庭都靠政府救济过活。因为生活不如人意，总需要找到一个解释，于是很多人的想法就是“都怪这些外国人，抢走了我们的工作，我们才会落到这样的境地”。在这样的环境里浸泡久了，当然容易生出先入为主的恶意。
朋友说起这些事的时候，也是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拜托，人家是外国人诶，到了德国还要现学德语，都能抢走你的工作，你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自己？”
她继而一本正经地说：“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所在。虽然小孩在学校里学的是人人平等，但如果在这样的家庭环境成长，学校教育肯定是抵挡不了家庭教育的影响的。要想消除种族歧视，就是得从小学起，去学习、去了解、去接触，否则等到十多岁，想法基本定型了，日后就很难改变了。”
我觉得她说得很对。不但要从小学起，更重要的是要多接触。我已经深刻意识到。接触，平等的接触，会改变自己的认知，也会改变对方的认知。
在和不同国家同事合作了几个辛苦的项目之后，好几个同事给我发中文信息说“你好”、“谢谢”、“晚安”，虽然他们之前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也没有跟中国人一起合作过。在幼儿园里，在我经常和其他家长、孩子打招呼之后，早上总有几个德国小孩，见到我就大喊“早上好”，而且说得越来越地道。他们的爸爸妈妈也相当高兴：“你让我们家孩子对中文产生了兴趣，这太好了。”
看一万篇描述“某国人如何好/如何坏”的文章，都比不上几次实际接触的认知来得深。通过广泛的接触就可以知道，人的成色和肤色与种族没有必然的联系，也不取决于会不会说某种语言。
当然，在接触之前还有最重要的：要努力把自己认知从“歧视的链条”上解放出来，知道这世界上很多事情本来不应该用来比较，用来区分高下。
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位在美国的同行朋友听美国人说“中文很难听”，他耿耿于怀，发了很长的文字泄愤，“说中文难听，那是他没有听过南亚国家的语言，根本没有抑扬顿挫，发音又不清楚，比中文难听成百上千倍……”
如果“我不如你”的答案，不是“你我本该平等”，而是“你不如我”或者“他更不如我”，如此一脚踏进爬满歧视藤曼的深渊，实在是再糟糕也没有了。
From Life Sailor, post 德国生活点滴：歧视比你想象的要复杂
家长应当和儿童，尤其是低龄儿童谈论“空气动力学”吗？ 我的答案曾经是非常肯定的：不应当。不要说儿童，就是成年人也不见得理解这些抽象的概念，与儿童谈论这些名词，只会让人望而生畏。身为父母，我们应当做的是，以孩子能理解的、感兴趣的方式谈论相关的具体问题，但绝对不要提这些大词。 不过世界的奇妙就在于，父母对教育并没有绝对的权威，总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修正自己的观点。在“空气动力学”的问题上，我就吃到了教训。 那是一个下午，家里小朋友在iPad上看完他最喜欢的Blippi（这个节目我之前介绍过，对80后父母来说，Blippi可以理解为“带你见识各种新鲜玩意的董浩叔叔”），忽然抬起头来问我：“爸爸，你知道什么是aerodynamics吗？” “什么？你问我知不知道什么是aerodynamics？”我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空气动力学”这种词还是上中学时，身为军迷的我们在《航空知识》上知道的。再往后英语好一些，能看原版科普视频了，才知道“空气动力学”的原文就是aerodynamics。可是，我家这个还没上小学的家伙，竟然就能真诚地瞪大眼睛，一本正经地问我“知不知道什么是aerodynamics”。 (more…)
我本来是不应该认识孟老师的。 2001年，我在寝室夜谈里第一次听到孟老师的名字。当时有同学说“公共选修课的《法学概论》讲得真好，那个老师叫孟繁超”，开始我不怎么在意，慢慢才发现这么说的人还不少。那个年月网上的资料正丰富，出版管制也不那么严格，刚进大学不久的我正自由自在地看得过瘾，心想“大学里的法学概论讲再好，能讲些什么，还不是教科书上老一套”，所以这种课，不听也罢。 但生活就在这么奇妙。那年冬天，有天中午我吃过饭正准备午睡，忽然有人敲门问“计算机系有位叫余晟的同学在这里吗？” 大中午的谁会来找我？我正好奇这个问题，门一推开就有同学喊“孟老师，孟老师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孟老师，中年人，国字脸，身材高大，打扮很精神，披在身后的深色大衣让我一下子想起电影里的斗篷。他笑眯眯地说“你是余晟？听同学说你搞电脑很厉害，我家的电脑坏了，想请你去看看。” (more…)
中国人大概都对历史有一些特别的偏好。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历史首先是文化的象征，一个人“懂历史”，基本等于这个人“有文化”；历史也是民族自豪感的来源，哪怕考古上仍然存在争议，但是“五千年文明”的说法是普通人都耳熟能详的。 不过等我长大之后才发现，这种偏好大概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历史看起来有种道德的意味，因为我们从小就熟悉“以史为鉴”的智慧，也熟悉各种“历史的选择”：每当我们对现实感到失望、困惑的时候，我们经常去历史——而不是先贤的智慧中——中寻找解答。找到曾经发生的类似的故事，就可以预言未来的结局。 于是乎，失望也好、困惑也罢，总归会有光明的未来，历史总会给我们支撑的信念。 我曾经很相信，熟谙历史是种智慧，而且是深层次的智慧。但是看得越多、经历得越多，我就越觉得，这很难称之为“智慧”。 为什么？ (more…)
“无人出租车要来了”。以百度“萝卜快跑”为代表的无人出租车，眼看就要在国内多个城市成规模运营。 熟悉IT的人都知道，IT的独特优势就在于“大规模扩展时边际成本极低”。在软件时代，微软开发的Windows，多卖一份的成本只是多刻录一张光盘而已。在无人驾驶时代，从10辆车到10万辆车的成本，也遵循同样的规律。换句话说，一旦模式“跑通”了，就可以迅速大规模铺开。无人出租车的大规模应用，也是“指日可待”了。 只不过，新技术这一次似乎没有那么激动人心，反而引起了很多争议——无人驾驶出租车大规模推广，会不会影响广大出租车、网约车车主的收入甚至生计？如果是，这样的技术进步，真的是我们所需要、所期待的吗？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相差迥异的答案。 按照我的观察，许多人对此是相当乐观的。理由在于，“技术的每一次飞跃发展，虽然有阵痛，最终都创造了更多的新岗位”。既如此，无人出租车短期“看似”抢了许多人的饭碗，但也只是短期的“阵痛”而已。看看历史，纺织机的发明，蒸汽机的改良，汽车的诞生，无不证明了“阵痛说”的正确性。 坦白说，这种观点我是怀疑的。 (more…)
因为小朋友放暑假，近期带小朋友回国待了几个礼拜。最深的感受就是标题所说的：松弛一点，愉快一点。 我第一次突出意识到这点，是在上海下飞机乘地铁。当时我们乘的直梯就要关门，远远看见有个年轻小伙子跑过来，我连忙按住开门按钮，并招呼他”别着急，慢慢来“，等他进了轿厢才关门。本来我以为大家起码会打个招呼，露个笑脸，因为我已经习惯如此，但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是，他进来之后对我们完全视若不见，自顾自掏出手机，盯着看得入迷。 我继而发现，不管是在电梯里，站台上，还是车厢里，虽然四下里都是广播”请扶好站稳，抓好扶手，不要看手机“，但是似乎人人都盯着自己的手机。年轻人在打手机游戏，年纪大一点的在滑各种小视频，还有不少人在聊天软件里打字如飞……对着屏幕的表情都很生动，可是一旦抬起头来，似乎马上又换了个人。 后来又有一次，我乘地铁的时候，因为比较拥挤，一个小伙子倒退时踩了我一脚，他大概意识到了，很快把脚挪开，脸上闪过一丝不安，马上又恢复正常，我也没有计较。不幸的是，过了十来分钟，他又踩了我一脚，同样是先有一点不安，很快又恢复正常。 这次我忍不了了，于是我开口告诉他：“小伙子，你已经踩了我两脚了。” (more…)
前几天，国内朋友发来一条消息，原来是乌克兰F-16坠落，飞行员丧生的新闻。我本来以为他要讨论此事的真假和原委，他真正的问题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新闻里说，飞行员叫阿列克谢·“月鱼”·梅斯，对应原文是Alexei “Moonfish” Mes，为什么会有人把“月鱼”写在自己的名字里，而且还打引号。 之前看新闻，乌克兰还有一个著名的飞行员叫安德烈·“果汁”·皮尔希科夫（Andrii “Juice” Pishchykov），怎么“果汁”也是正式的名字？ 未必Moonfish和Juice之类，还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这堆问题看的我有点想笑，因为自己以前也很苦恼外国人的名字，只有在国外长期生活，才逐渐搞清楚这其中的名堂。所以，除了解答朋友的问题，我也把自己的解释写下来，搞清楚两个最不容易理解的点，就不会对外国人名有那么多问题了。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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