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会还有十分钟就要开场，大多数观众已经落座，而我右手边还有一个空位。
“Entschuldigung, entschuldigung（德语：劳驾）”，说话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爷爷，他一边说，一边慢慢挪动到我旁边的位子坐下。我才发现，他是和老伴一起来的，但两个人没有买到一起的位子，他的妻子坐在了前面一排。
“嗬，今天的人可真够多的，要换到一起估计也没戏了。不过我猜，如果我说自己感染了Covid-19，肯定周围这一圈都会空出来”，他好像是在笑着自言自语，又好像是在跟我搭话。
“是啊，不过那样估计您也进不来了”，我回答。
“年轻人，你也是来听Morricone音乐会的吗？这可真有趣，今天来的大部分可都是我们这种老年人……”
趁音乐会还有几分钟才开场，我跟他聊起了自己与Morricone的缘分。
Morricone的曲子，大部分年纪都比我大，或者说，在我出生的时候，这些乐曲已经名扬天下了。但是以我出生成长的环境，在出生之后的十多年里，根本不知道这些乐曲的存在。
即便是VCD铺天盖地的年代，我能做的也只是借一些VCD，去亲戚朋友家看，因为家里一直没有买VCD机。所以，那时候我认知的电影，除了电影院、电影频道，就只剩“港片”和“西片”。在很长的时间里，我认为最好看的电影就是《勇闯夺命岛（The Rock）》和《壮志凌云（Top Gun）》。
这也不奇怪。90年代的文化氛围大致是如此，如果不是身处沿海地区，能接触到的外部世界是非常有限的。虽然从小被教育要“心怀天下”，要有“为全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但我上到初三，才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迈克尔·杰克逊。
虽然如今不少回忆录里，一些先知先觉的文艺分子手里早就有各种录像带流传，但真正让我们普通人打开眼界的，是90年代末DVD技术的流行。那时候，许多经典电影都发行了DVD版本，加之遍布全国的“音像店”，几十年来西方世界积攒的优秀文艺作品简直是以倾泻之势，奔涌进入我们的生活。
当然，只是“有”这些资源还不够，还得“会看”才行。
那时候学校图书馆也提供了音像阅览服务，说白了就是“租碟”，不过，刷校园卡可以租一个小卡座，里面有14寸彩电和DVD机，足够自己观赏电影。这还不算，借阅处的墙壁上贴着长长的单子，列举了历年奥斯卡的结果，当然还有戛纳、威尼斯、柏林电影节的作品。如果有心，可以照着一部部看下来。
所以，虽然那时候《美国派》系列是借阅的最大热门，但按图索骥，照着墙上的单子看电影的人也不在少数，我也是其中之一。
老实说，许多电影那时候也看不懂，但架不住“别废话，这就是经典”的口气，所以囫囵吞枣、生吞活剥，哪怕当功课，也要看完。久而久之，也“熏陶”出了一点感觉，大概明白了什么是“好电影”——从这一点上说，今天虽然短视频流行，海量资源看似唾手可得，个人的收获和幸福感未必有之前那么强。
如果说学校音像阅览室的片单是“四平八稳”，那么校外各种音像店的电影就是“五花八门”。因为长春市有长春电影制片厂存在，有那么一批“会看电影”的人。虽然那群人我从未谋面，但托他们的福，音像店总会有闻所未闻的DVD到来。
每次，老板都是一脸的神秘兮兮：
下周会到几部安东尼奥尼的片子，长影厂的那帮人等很久了，你要不要？
《1900》太牛了，300分钟，贝纳尔托·贝托鲁奇的神作，不要多想，直接拿下
《四百击》知道吗？特吕弗导演，戈达尔主演，这片必须得看呀
吕克·贝松的The Big Blue，《碧海蓝天》这个名字实在太俗了，就应当硬译《大蓝》才有气势
他每开一次口，我的生活费的压力就增大几分——这类电影很难看到更难下载到，只能自己买下来。
那时候还涌现了一大批“颇有追求”的盗版DVD制作商，出品的电影不但质量上乘，包装也相当到位。一般都是印刷精美的纸盒，附赠小册子，以及包含制作花絮的DVD，以及原声CD——可以说，花絮DVD和原声CD大大丰富了我对电影的理解。
在接触这些之前，电影对我来说都是零散的存在，彼此没什么关联。恰恰是各种制作花絮，提供了关于导演、演员、拍摄的大量背景信息，逐渐织就一张大网，于是可以从一部电影通过导演、演员、制片人、编剧之类的信息，联系到另一部电影。
原声CD就更妙了。不同于流行音乐，许多电影的配乐都相当严肃用心，追求隽永的趣味。另一方面，这些音乐欣赏起来又比“古典音乐”更简单，不必通过音乐去想象画面，因为画面本身就在那里，听音乐自然而然就会联想起电影的画面。
这时候我才留意到一个名字，Ennio Morricone。一开始是《美国往事》的配乐，片中多次出现的主题音乐透射出时光的沧桑，Deborah’s Theme恰到好处地契合了柔光镜头下温暖的美感，Poverty洋溢着秋凉和失落……
顺着Ennio Morricone这个名字，我又发现《天堂电影院》的音乐也是他的手笔，这音乐与电影同样堪称绝配。从一开始铺垫的细碎的钢琴立刻让人想到地中海波光粼粼的海面，几经升华，到最后宏大的交响乐象征着主人公的命运。不夸张地说，每听一遍，都好像重走了一遍人生路。
再往后，发现还有更多经典电影的配乐都来自Morricone。在三部经典的西部片里独出心裁地以口琴为主要乐器，对荒野独行的烘托非常到位，堪称神来之笔。而在《海上钢琴师》里，爵士乐与古典音乐融合得天衣无缝、出神入化，无论大海暴虐还是宁静，1900始终保持着内心的纯真……随着Morricone的配乐，我补课了许多经典电影，这真是莫大的幸运。
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单纯依靠音乐就能让我深深感叹Morricone的天才——无论是《美国往事》，还是《天堂电影院》，还是《海上钢琴师》，那些优美的配乐都能细致描摹个体在时代中的经历和挣扎。后来多看了一点电影史，才发现Morricone本人的经历大概也是如此：在很长的历史里，电影音乐都只是作为陪衬、避免观众无聊的存在。
在Morricone神作频出的年代，恰恰也是电影音乐的重要性空前增强的年代，从此电影配乐不再作为画面的附属品，而是成为了电影的有机成分，成为展现主角性格、烘托故事气氛的重要表达媒介。可以说，没有合适的音乐，再伟大的电影作品也要大为逊色。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影音乐的时代成就了Morricone，他也成就了电影音乐的时代（今年年初去世的香港音乐家顾嘉煇，同样是与时代相互成就）。
如果说，年轻的时候，Morricone的音乐早早教会我准备面对人生和世界的波折和无奈，那么再过十多年，异国他乡生活，更让我感觉到Morricone的珍贵。
虽然我并没有留过学，也没有年轻时的海外生活经历，德语也要从头学起。但是谈起曾经看过的那些经典电影，听过的那些经典音乐，往往很容易就与周围的人找到共同话题，这时候语言甚至都不那么重要——尽管世界如此五花八门，但“美”往往可以穿透语言、文化的限制，得到共同一致的认可。而如果你阅读过、欣赏过足够多的“美”，那么你也更容易被人理解，更容易理解其它形式的美。
在我所在的城市，音乐会一年到头从不停歇，电影主题音乐会在其中也有相当比例。伟大的电影配乐作曲家有很多，比如John Williams，比如Hans Zimmer，比如Nino Rota。但是他们的主题音乐会大多是“可遇不可求”，或者以“几合一“的拼盘方式出现，只有Morricone的音乐会是每年必然会出现，几乎每一次都是专属作品音乐会，每一次都被热捧。
在听Morricone的时候，我经常在回顾和感叹，人生充满了很多奇妙的缘分。从“与世隔绝“的环境里成长起来，在盗版倾泻而来的年代里饱览经典电影，在电影爱好者圈子的外围接触到电影配乐，再按照作曲家的名字挖掘出更多的乐曲和电影……
同时也有点后怕，庆幸那个年代精神生活既不贫乏，也没有过度喧嚣，因为没有挖空心思抓人眼球的爽文、没有故弄玄虚、“爆点”密集的短视频，所以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年轻人，就那样莽撞而自然地把全部精力投注到经典的文艺作品当中，滋养出几分日后能够通行世界的品味。
我以为，有这样的经历，实在是会让人产生“人生值得”的自信。
回到音乐会的现场，小朋友坐在我的身旁。随着乐曲一首首奏起，我小声跟他解释，这一段描述的是什么画面，那一段描述的是什么画面。大概是Morricone的乐曲写得实在太好，他似乎很容易就能理解，脑袋也跟着节奏晃动起来。
“你的孩子也能听懂Morricone？这真是太好了”，头发花白的老爷爷看着他，满意地笑了。
From Life Sailor, post Morricone，幸运的人终会相见
家长应当和儿童，尤其是低龄儿童谈论“空气动力学”吗？ 我的答案曾经是非常肯定的：不应当。不要说儿童，就是成年人也不见得理解这些抽象的概念，与儿童谈论这些名词，只会让人望而生畏。身为父母，我们应当做的是，以孩子能理解的、感兴趣的方式谈论相关的具体问题，但绝对不要提这些大词。 不过世界的奇妙就在于，父母对教育并没有绝对的权威，总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修正自己的观点。在“空气动力学”的问题上，我就吃到了教训。 那是一个下午，家里小朋友在iPad上看完他最喜欢的Blippi（这个节目我之前介绍过，对80后父母来说，Blippi可以理解为“带你见识各种新鲜玩意的董浩叔叔”），忽然抬起头来问我：“爸爸，你知道什么是aerodynamics吗？” “什么？你问我知不知道什么是aerodynamics？”我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空气动力学”这种词还是上中学时，身为军迷的我们在《航空知识》上知道的。再往后英语好一些，能看原版科普视频了，才知道“空气动力学”的原文就是aerodynamics。可是，我家这个还没上小学的家伙，竟然就能真诚地瞪大眼睛，一本正经地问我“知不知道什么是aerodynamics”。 (more…)
我本来是不应该认识孟老师的。 2001年，我在寝室夜谈里第一次听到孟老师的名字。当时有同学说“公共选修课的《法学概论》讲得真好，那个老师叫孟繁超”，开始我不怎么在意，慢慢才发现这么说的人还不少。那个年月网上的资料正丰富，出版管制也不那么严格，刚进大学不久的我正自由自在地看得过瘾，心想“大学里的法学概论讲再好，能讲些什么，还不是教科书上老一套”，所以这种课，不听也罢。 但生活就在这么奇妙。那年冬天，有天中午我吃过饭正准备午睡，忽然有人敲门问“计算机系有位叫余晟的同学在这里吗？” 大中午的谁会来找我？我正好奇这个问题，门一推开就有同学喊“孟老师，孟老师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孟老师，中年人，国字脸，身材高大，打扮很精神，披在身后的深色大衣让我一下子想起电影里的斗篷。他笑眯眯地说“你是余晟？听同学说你搞电脑很厉害，我家的电脑坏了，想请你去看看。” (more…)
中国人大概都对历史有一些特别的偏好。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历史首先是文化的象征，一个人“懂历史”，基本等于这个人“有文化”；历史也是民族自豪感的来源，哪怕考古上仍然存在争议，但是“五千年文明”的说法是普通人都耳熟能详的。 不过等我长大之后才发现，这种偏好大概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历史看起来有种道德的意味，因为我们从小就熟悉“以史为鉴”的智慧，也熟悉各种“历史的选择”：每当我们对现实感到失望、困惑的时候，我们经常去历史——而不是先贤的智慧中——中寻找解答。找到曾经发生的类似的故事，就可以预言未来的结局。 于是乎，失望也好、困惑也罢，总归会有光明的未来，历史总会给我们支撑的信念。 我曾经很相信，熟谙历史是种智慧，而且是深层次的智慧。但是看得越多、经历得越多，我就越觉得，这很难称之为“智慧”。 为什么？ (more…)
“无人出租车要来了”。以百度“萝卜快跑”为代表的无人出租车，眼看就要在国内多个城市成规模运营。 熟悉IT的人都知道，IT的独特优势就在于“大规模扩展时边际成本极低”。在软件时代，微软开发的Windows，多卖一份的成本只是多刻录一张光盘而已。在无人驾驶时代，从10辆车到10万辆车的成本，也遵循同样的规律。换句话说，一旦模式“跑通”了，就可以迅速大规模铺开。无人出租车的大规模应用，也是“指日可待”了。 只不过，新技术这一次似乎没有那么激动人心，反而引起了很多争议——无人驾驶出租车大规模推广，会不会影响广大出租车、网约车车主的收入甚至生计？如果是，这样的技术进步，真的是我们所需要、所期待的吗？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相差迥异的答案。 按照我的观察，许多人对此是相当乐观的。理由在于，“技术的每一次飞跃发展，虽然有阵痛，最终都创造了更多的新岗位”。既如此，无人出租车短期“看似”抢了许多人的饭碗，但也只是短期的“阵痛”而已。看看历史，纺织机的发明，蒸汽机的改良，汽车的诞生，无不证明了“阵痛说”的正确性。 坦白说，这种观点我是怀疑的。 (more…)
因为小朋友放暑假，近期带小朋友回国待了几个礼拜。最深的感受就是标题所说的：松弛一点，愉快一点。 我第一次突出意识到这点，是在上海下飞机乘地铁。当时我们乘的直梯就要关门，远远看见有个年轻小伙子跑过来，我连忙按住开门按钮，并招呼他”别着急，慢慢来“，等他进了轿厢才关门。本来我以为大家起码会打个招呼，露个笑脸，因为我已经习惯如此，但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是，他进来之后对我们完全视若不见，自顾自掏出手机，盯着看得入迷。 我继而发现，不管是在电梯里，站台上，还是车厢里，虽然四下里都是广播”请扶好站稳，抓好扶手，不要看手机“，但是似乎人人都盯着自己的手机。年轻人在打手机游戏，年纪大一点的在滑各种小视频，还有不少人在聊天软件里打字如飞……对着屏幕的表情都很生动，可是一旦抬起头来，似乎马上又换了个人。 后来又有一次，我乘地铁的时候，因为比较拥挤，一个小伙子倒退时踩了我一脚，他大概意识到了，很快把脚挪开，脸上闪过一丝不安，马上又恢复正常，我也没有计较。不幸的是，过了十来分钟，他又踩了我一脚，同样是先有一点不安，很快又恢复正常。 这次我忍不了了，于是我开口告诉他：“小伙子，你已经踩了我两脚了。” (more…)
前几天，国内朋友发来一条消息，原来是乌克兰F-16坠落，飞行员丧生的新闻。我本来以为他要讨论此事的真假和原委，他真正的问题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新闻里说，飞行员叫阿列克谢·“月鱼”·梅斯，对应原文是Alexei “Moonfish” Mes，为什么会有人把“月鱼”写在自己的名字里，而且还打引号。 之前看新闻，乌克兰还有一个著名的飞行员叫安德烈·“果汁”·皮尔希科夫（Andrii “Juice” Pishchykov），怎么“果汁”也是正式的名字？ 未必Moonfish和Juice之类，还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这堆问题看的我有点想笑，因为自己以前也很苦恼外国人的名字，只有在国外长期生活，才逐渐搞清楚这其中的名堂。所以，除了解答朋友的问题，我也把自己的解释写下来，搞清楚两个最不容易理解的点，就不会对外国人名有那么多问题了。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