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白云，景色宜人，游船行驶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附近的海面上，喇叭里传出景点的介绍：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在位于马尔马拉海上。“马尔马拉(marmara)”得名自“大理石(marble)”，象征着附近的马尔马拉群岛盛产大理石……
这段介绍，忽然把我的思绪拉回到几十年前。
当时我还是小学生，一次课间休息时大家聊天，某同学无意间提到“马尔马拉海是世界上最小的海”，让我印象极其深刻。“世界上最大/最小的某某”是小学生喜欢的话题，每个人也都乐于记一些“最大/最小”充当谈资，显示自己“有知识”，这不奇怪。但是那位同学能瞬间说出“马尔马拉海”这么长的名字，而且说得那么流畅自然，实在很让我吃惊的。
其实，外国名字一直让人头痛。小时候，家里长辈曾经说，外国的一些书挺好看，就是名字太麻烦了，又长，又没有规律。往往整本书看了一大半，还搞不清楚谁是谁。甚至整本书看完，回忆的时候还说不全人名。而看中文书，就绝对没有这样的问题。
对我来说，虽然外国名字没那么“让人头痛”，但也确实够麻烦的。当时我们知道的最长的名字也不过是“德意志”、“法兰西”、“太平洋”之类。比如“马尔马拉海”这样的名字，在我看来就非常饶舌，不知道那位同学是怎么能记住的？
再往后，我发现有些同学似乎真的很博学，长长一串的外国名字，他们念起来跟闹着玩一样，比如苏联的要塞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尤其是希腊神话里面那些带“忒”的名字，我看到就已经舌头打结了，怎么他们说起来似乎如履平地？
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一直想问，但是一直也不好意思问。你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人家看起来如同闲庭信步，这让人多难为情！
等在大学上了“世界文学史”的课程，我才发现，其实能把外国名字说溜，这一点也不神奇。
“世界文学史”的课程由多位老师共同讲授，每个人负责自己专精的方面。听完古希腊文学的课程，参加完讨论，我才猛然发现，无论是五个字的“依菲戈尼娅”，还是七个字的“克吕泰美斯特拉”，这些名字我说起来也可以毫无障碍，完全是因为熟练——听得多了，说得多了，自然也就熟悉了。甚至，因为花了很多篇幅讨论希腊文学，希腊三大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的名字，我也能如数家珍。
在接下来的课程里，我又了解了其它各国的文学，顺道熟悉了各国的名字。以前让人头痛的各种外国名字，哪怕再绕，名字再长，似乎都不是问题了。
之所以之前觉得这些名字很难很麻烦，主要问题是“看得多，听得不多，念得就更不多”。虽然视觉是我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手段，虽然许多人都习惯“默念”，但仍然无法完全取代真真切切的听觉和口腔肌肉的记忆。
所以，多跟人讨论，多开口谈论，是记住外国名字的法宝。
而且，它还能有效避免“记忆颠倒”的情况。因为外国名字翻译成中文之后，各个字之间并没有逻辑联系，所以很容易出现颠倒。比如海湾战争的多国部队指挥官“施瓦茨科普夫”，我就听到过有好几个人说“施瓦茨普科夫”，而且将错就错很长时间。毕竟，这种问题太难发现了。
一般人犯这种错确实情有可原，也无伤大雅，但有些场合仍然会显得尴尬。2014年马来西亚航空的MH370航班意外失踪，蒋方舟女士在卷首语里写成“MH730航班”，闹了个笑话。我斗胆猜测，“370”和“730”读音相差迥异，正常实在不该出这种错，大概也是因为日常主要是新闻阅读和文字写作，比较少在语音交流中谈到。
“多说”很有用，但也不能解决关于外国名字的所有问题。我如今和各国朋友交流都比较多，英语为主，德语为辅。以前也自认为还知道一些东西，可是真的谈起来，却发现举步维艰。主要的问题，仍然出在名字上。原因主要有几条：
第一，中文发音里没有“清辅音”一说，所以翻译名字时往往要把名字“浊化”。Hillary翻译为“希拉里”还算接近，而Michael翻译为“迈克尔”，最后的“尔”被突出强调，差距就比较大了。另一方面，Columbus翻译为“哥伦布”，最后的s又没有体现在译名里。
第二，英文有“重读”而中文没有，所以从译名推导时会不自觉受到中文译名的发音影响，把重音发在调最高的那个音节上，造成对方理解困难。比如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如果根据中文译名去念Theodore，会不自觉把“西奥多”的重音落在“奥”上，其实重音应该落在第一个音节上。
第三，中文的许多字有专门的意思，会影响认知。比如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大”马士革（所以大概还有个“小马士革”？），后来才发现原文就是Damascus。但这同样不是惯例，虽然“新西兰”的“新”对应New，但是“纽约”又不叫“新约”。
第四，有些名字的翻译有特别讲究，但是发音已经偏离原文比较远了。比如法国总统“戴高乐”，译名的选字就很有讲究，看起来非常正派阳光，而原文发音其实类似“德古乐”。
第五，有些译名非常容易读错，是因为只能音译，丢失了原文的意思。比如前面提到的“马尔马拉海”，如果不知道它和大理石的关系，就比较难记。再比如“施瓦茨科普夫”，如果懂一点德语就知道Schwarzkopf是“黑头”的意思，就绝不会念错成“施瓦茨普科夫”。
所以，对我这样以前主要依靠中文书来积累知识、认识世界的人来说，与其他国家的朋友聊天时，谈到外国的名字，经常会自觉不自觉地根据中文译名去猜测和模拟，结果往往说了半天人家也不知道你到底指的是什么。
既然知道了问题所在，解决的办法也就不难想到，那就是补习英文，给自己知识库里的那些名字找到对应的原文。
这么做看起来挺麻烦，其实真正做起来并不麻烦。因为语言是知识的承载体，如果你已经了解了语言背后的内容，哪怕有相当部分的单词不认识也不要紧，因为很容易就可以联想、推理、领悟。补习原文的过程，大概相当于给已经成型的身体多穿一件衣服，其实没什么难度。
不过，虽然成年人可以通过“事后补习”的办法来认识外国名字，对小朋友来说，却没有必要走这样一段回头路，更理想的办法就是“从一开始就认识原文”。
具体做法是，每次小朋友问到新事物的时候，家长都把译名和原文都介绍一遍。比如我们最近在看关于建筑的图书，我就是这么介绍的：
这张图上是古希腊的一种常见柱式，叫“爱奥尼”，原文是Ionic Order。“柱式”就是你看到的柱子的样子，一共有三种经典柱式，也就是three classic column order……
我知道，有些人一看到“从一开始就认识原文”，就要条件反射似的念经：小孩干脆只看英文书得了，费那么大劲，又中文又英文的，得不偿失。
这种观点，我是非常反对的。
无可否认，在许多领域，英文资料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有明显优势。但是，学习从来也不是单方面的灌输。真正有效的学习，一定离不开把新的知识和已有的知识和经验结合起来，也离不开在反复的辩驳、推敲中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
对孩子来说，与父母的谈话是对学习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小孩接触新知识之后，能和父母充分讨论，无论使用的是什么语言，都会大大加强学习的效果。
我承认，因为历史原因，我的知识结构以中文信息为主体，但我努力对各种问题持开放态度，对英文甚至德文资料也毫无排斥感，所以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大的问题。还是那句话，语言是知识的载体，本身没有绝对的优劣。哪怕家长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但没法就孩子关心的话题做平等深入的沟通，也没有对孩子好奇心的尊重，其实也不过是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
因此，上面这种“不觉得”当然不是自我安慰，而是相当有底气。有好几次，我家小朋友回来告诉我，“爸爸，今天上课老师给我们讲了xxx，这就是之前我们讲过的xxx……”。
对他来说，似乎译名和原文的对应从来也不是问题，甚至用不同语言理解和讲解同样的话题也不是问题，而这，正是我以为最理想的状态。
From Life Sailor, post 趣谈让人头痛的外国名字
家长应当和儿童，尤其是低龄儿童谈论“空气动力学”吗？ 我的答案曾经是非常肯定的：不应当。不要说儿童，就是成年人也不见得理解这些抽象的概念，与儿童谈论这些名词，只会让人望而生畏。身为父母，我们应当做的是，以孩子能理解的、感兴趣的方式谈论相关的具体问题，但绝对不要提这些大词。 不过世界的奇妙就在于，父母对教育并没有绝对的权威，总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修正自己的观点。在“空气动力学”的问题上，我就吃到了教训。 那是一个下午，家里小朋友在iPad上看完他最喜欢的Blippi（这个节目我之前介绍过，对80后父母来说，Blippi可以理解为“带你见识各种新鲜玩意的董浩叔叔”），忽然抬起头来问我：“爸爸，你知道什么是aerodynamics吗？” “什么？你问我知不知道什么是aerodynamics？”我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空气动力学”这种词还是上中学时，身为军迷的我们在《航空知识》上知道的。再往后英语好一些，能看原版科普视频了，才知道“空气动力学”的原文就是aerodynamics。可是，我家这个还没上小学的家伙，竟然就能真诚地瞪大眼睛，一本正经地问我“知不知道什么是aerodynamics”。 (more…)
我本来是不应该认识孟老师的。 2001年，我在寝室夜谈里第一次听到孟老师的名字。当时有同学说“公共选修课的《法学概论》讲得真好，那个老师叫孟繁超”，开始我不怎么在意，慢慢才发现这么说的人还不少。那个年月网上的资料正丰富，出版管制也不那么严格，刚进大学不久的我正自由自在地看得过瘾，心想“大学里的法学概论讲再好，能讲些什么，还不是教科书上老一套”，所以这种课，不听也罢。 但生活就在这么奇妙。那年冬天，有天中午我吃过饭正准备午睡，忽然有人敲门问“计算机系有位叫余晟的同学在这里吗？” 大中午的谁会来找我？我正好奇这个问题，门一推开就有同学喊“孟老师，孟老师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孟老师，中年人，国字脸，身材高大，打扮很精神，披在身后的深色大衣让我一下子想起电影里的斗篷。他笑眯眯地说“你是余晟？听同学说你搞电脑很厉害，我家的电脑坏了，想请你去看看。” (more…)
中国人大概都对历史有一些特别的偏好。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历史首先是文化的象征，一个人“懂历史”，基本等于这个人“有文化”；历史也是民族自豪感的来源，哪怕考古上仍然存在争议，但是“五千年文明”的说法是普通人都耳熟能详的。 不过等我长大之后才发现，这种偏好大概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历史看起来有种道德的意味，因为我们从小就熟悉“以史为鉴”的智慧，也熟悉各种“历史的选择”：每当我们对现实感到失望、困惑的时候，我们经常去历史——而不是先贤的智慧中——中寻找解答。找到曾经发生的类似的故事，就可以预言未来的结局。 于是乎，失望也好、困惑也罢，总归会有光明的未来，历史总会给我们支撑的信念。 我曾经很相信，熟谙历史是种智慧，而且是深层次的智慧。但是看得越多、经历得越多，我就越觉得，这很难称之为“智慧”。 为什么？ (more…)
“无人出租车要来了”。以百度“萝卜快跑”为代表的无人出租车，眼看就要在国内多个城市成规模运营。 熟悉IT的人都知道，IT的独特优势就在于“大规模扩展时边际成本极低”。在软件时代，微软开发的Windows，多卖一份的成本只是多刻录一张光盘而已。在无人驾驶时代，从10辆车到10万辆车的成本，也遵循同样的规律。换句话说，一旦模式“跑通”了，就可以迅速大规模铺开。无人出租车的大规模应用，也是“指日可待”了。 只不过，新技术这一次似乎没有那么激动人心，反而引起了很多争议——无人驾驶出租车大规模推广，会不会影响广大出租车、网约车车主的收入甚至生计？如果是，这样的技术进步，真的是我们所需要、所期待的吗？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相差迥异的答案。 按照我的观察，许多人对此是相当乐观的。理由在于，“技术的每一次飞跃发展，虽然有阵痛，最终都创造了更多的新岗位”。既如此，无人出租车短期“看似”抢了许多人的饭碗，但也只是短期的“阵痛”而已。看看历史，纺织机的发明，蒸汽机的改良，汽车的诞生，无不证明了“阵痛说”的正确性。 坦白说，这种观点我是怀疑的。 (more…)
因为小朋友放暑假，近期带小朋友回国待了几个礼拜。最深的感受就是标题所说的：松弛一点，愉快一点。 我第一次突出意识到这点，是在上海下飞机乘地铁。当时我们乘的直梯就要关门，远远看见有个年轻小伙子跑过来，我连忙按住开门按钮，并招呼他”别着急，慢慢来“，等他进了轿厢才关门。本来我以为大家起码会打个招呼，露个笑脸，因为我已经习惯如此，但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是，他进来之后对我们完全视若不见，自顾自掏出手机，盯着看得入迷。 我继而发现，不管是在电梯里，站台上，还是车厢里，虽然四下里都是广播”请扶好站稳，抓好扶手，不要看手机“，但是似乎人人都盯着自己的手机。年轻人在打手机游戏，年纪大一点的在滑各种小视频，还有不少人在聊天软件里打字如飞……对着屏幕的表情都很生动，可是一旦抬起头来，似乎马上又换了个人。 后来又有一次，我乘地铁的时候，因为比较拥挤，一个小伙子倒退时踩了我一脚，他大概意识到了，很快把脚挪开，脸上闪过一丝不安，马上又恢复正常，我也没有计较。不幸的是，过了十来分钟，他又踩了我一脚，同样是先有一点不安，很快又恢复正常。 这次我忍不了了，于是我开口告诉他：“小伙子，你已经踩了我两脚了。” (more…)
前几天，国内朋友发来一条消息，原来是乌克兰F-16坠落，飞行员丧生的新闻。我本来以为他要讨论此事的真假和原委，他真正的问题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新闻里说，飞行员叫阿列克谢·“月鱼”·梅斯，对应原文是Alexei “Moonfish” Mes，为什么会有人把“月鱼”写在自己的名字里，而且还打引号。 之前看新闻，乌克兰还有一个著名的飞行员叫安德烈·“果汁”·皮尔希科夫（Andrii “Juice” Pishchykov），怎么“果汁”也是正式的名字？ 未必Moonfish和Juice之类，还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这堆问题看的我有点想笑，因为自己以前也很苦恼外国人的名字，只有在国外长期生活，才逐渐搞清楚这其中的名堂。所以，除了解答朋友的问题，我也把自己的解释写下来，搞清楚两个最不容易理解的点，就不会对外国人名有那么多问题了。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