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写了与德国朋友聊二战的经历，不少朋友都表示很有兴趣，希望我再记录一些类似的聊天。老话说“恭敬不如从命”，而且与德国朋友聊天，本身也是很愉快、很有启发的事情，所以今天我再记录给我印象深刻的几次聊天经历。
第一次是与一个德国女孩聊天，她讲的是德国统一之后自己的经历。
两德合并是德国当代历史上的大事，深刻影响了每一个人。当时西德有许多资本家前往东德，大肆购买东德的工厂、设备、地产等等各种资产。东德许多人长期生活在“高积累、低消费”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见过那么多钱，不假思索就选择了出售自己拥有的资产，甚至包括股权。当时大家确实有钱了，但是过了几年就发现，制度、流程、工艺等等全都要按照西德的来，自己之前的工作经验大幅贬值，所以工作已经成了奢望，仅有的一点钱也只能坐吃山空，生活反而落入更悲惨的境地。
但是，这个女孩不一样。她的母亲以前是幼儿园老师，剧变之后迅速学会了电脑打字，当时市场上对这类人才需求很大，所以她母亲由此进入公司，留了下来。她的父亲则更进一步，抓紧学习电工知识，得到西德来的大老板青睐，被当成了重点培养对象。所以，剧变对她家生活的影响并没有常人那么大，甚至，她因此过上了比平均水平更好的生活。
她接着感叹：“我之所以能有这样的经历，固然与我父母非常努力有关，但是很大程度上也依赖运气，如果我父亲没有被西德来的老板看中，如果我母亲学的不是打字，也许后来的生活会截然不同。要知道，这个社会上还有很多人在剧变中生活变得困顿，甚至比他们更努力的人也是如此，仅仅因为运气不好。这本来就很不公平，造成的怨恨会传递给孩子，进而持续影响我们的社会，影响孩子的未来。所以，我大学毕业之后选择去做平权教育，就是希望能给更多人希望，消解这种仇恨心理。”
当然我想说的是，她的感叹完全超出我的意料。按照我的经验，讲完这个故事，多半要感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或者“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之类，甚至提高声调喊上一句“活该”。讲得多了，总让人感觉世界如同一部机器，核心的发动机永不停歇，上刻着四个大字：客观规律。顺之者，日益显赫，逆之者，自取灭亡。在这咔咔作响的机器之中，人只要找对了对应的派别，命运早早就打上了标签。却没有想到过，人可以超越命运的馈赠，从内心升腾起一股力量，观照他者，观照世界。
她是这样想的，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她分明可以选择收入很高的体面工作，而不用忍受平权教育的低收入。但她娓娓道来，讲起不同情况下人的困境，讲起自己如何帮人缓解甚至摆脱了困境，的确让人大开眼界，也大受鼓舞。
在我看来，“时代抛弃你时，不会跟你打招呼”的故事，讲一遍就足够，再讲千百遍也只是重复，于事无补。相反，“被时代抛弃了会怎样”以及“如何帮助被时代抛弃的人”，才值得千百遍的讲述和书写。
第二次经历是与一个朋友聊起纹身。
在德国，纹身其实太普遍太常见了，虽然我们因为认知惯性，并不太能接受，总觉得纹身隐隐约约和“不良人士”有关联。
结果，朋友给我们看了他自己的纹身，讲了纹身的理由和图案的意义，并介绍了普通人对于纹身的看法，确实大大刷新了我对纹身的认识，让我意识到，之前我的一些观念，大概是因为不够了解形成的刻板印象。
不过，更出乎我意料的是，在介绍完这些之后，他又补充说：当然我也知道，这只是德国的文化而已。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对同样的现象也有不同的观点。比如纹身，在东方国家，许多人把它和不好的事情关联起来。据我所知，比如在日本，大家对纹身的看法就很复杂。因为历史原因，日本有纹身的大概只有三类人，囚犯、妓女、黑社会…（他详细讲述了自己对这个话题的理解，这里略去不谈）…因此大部分日本人对纹身的看法是负面的，如果你有纹身，那多半说明你不是什么好人，许多公共场所也不容许有纹身的人进入。所以如果去日本，我们要谨慎选择自己穿的衣服，尽量不要把纹身露出来。
我之所以感到意外，是发现他竟然这么懂得“换位思考”——甚至“换位思考”这个说法本身也有问题，因为它太刻意了。
实际上，当我们看待世界、谈论事物的时候，或多或少会带上自己的“位”，只是许多时候熟视无睹，把它当成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结论。世间的许多纷争，也由此产生，并造成无穷无尽的麻烦。所以，重要的不是“换位”，而是意识到自己习焉不察的“位”。
即便是“换位思考”，许多时候也只是故作姿态而已，真正的“换位”不但需要抛弃习俗、成见，更需要学习、思考，才能真正进入另一种视角。打个不那么恰当的比喻，拳击手的“换位思考”，并不只是“如果我是对方，我该如何打赢”，因为对方很可能根本不懂拳击手思维，甚至整个场景根本就不是拳击场。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怎么“换位思考”都是白搭。
在遇到不同意见时，重要的不是承认“噢，好的，你有不同意见”，而是去思考“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意见，它是从哪里来的呢？”甚至对与自己完全相反的意见，也能搞清楚来龙去脉，而不是简单扣一个“荒谬”的帽子。能做到这一点，就可以避免各种匪夷所思的惊讶，也不会发出各种大惊小怪的嘲讽。
第三次经历也与此类似，是与朋友聊起疫情期间的工作。
疫情、封锁，无疑深刻影响了很多人的工作和生活。好在对我们来说，因为主要的工作设备就是电脑，所以工作基本没有收到大的影响，无非是换了个工作环境，从固定的办公地点改到家里办公而已。
那天我们聊起，因为居家办公，大家都有许多新的发现。比如发现家里竟然有许多事情可以做，需要做，也发现因为居家办公，生活可以变得很简单，许多以前习以为常的安排现在都没有必要，比如不需要也不可能总是出去吃饭和消费。
同样让我出乎意料的是这个朋友的思考：确实，我发现在家办公，每个月可以省下很多钱，原来以前在这些项目上花了那么多钱，真是没想到。但是另一方面，这些钱之前都是社会上其他人的收入，比如在饭店、商场工作的人。现在受疫情影响，公共场所都不开门，我们这种工作可以居家办公，照样领工资，可是那些在饭店、商场工作的人现在怎么样了呢？他们还能领到工资吗？
老实说，听到这里的时候我有点羞愧，因为我之前只因为省了钱而高兴，因为自己的工作没有受影响而庆幸，却从来没有想过其它人未必不会受影响，甚至完全断了收入。两相对比，我看到的是自己之前的狭隘、自私，并由此感到深深的惭愧。
我又想到朋友家读中学的孩子，学校作业之一就是“疫情期间，超市服务员、保洁人员、加油站工作人员对维持社会正常运转贡献巨大，但他们的收入在社会上一直处于比较低的水准，我们应当提高他们的收入吗？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这一点？”
从小到大，我们写过很多的抒情作文，热情歌颂过各种伟大的价值。但是，我们似乎很少把这些伟大的价值和具体的个人对应起来。所以，个体的荣耀往往只依附于某个身份，可是个人的生活是具体的，具体的困境如何面对，却是极少提及和讨论的。但在这份中学生的普通家庭作业面前，所有此类抒情，立刻都显出几分苍白和冷漠。
以前我总觉得，一个人要理解这个世界，需要多阅读，掌握更多的知识。知识掌握得足够多，结论自然会浮现出来。但是跟朋友聊天越来越多，我越来越深刻感觉到，世界上的许多问题，并不是单纯依靠“知识”就能得到答案，甚至即便拥有知识也未必能找到答案。能不能找到答案，能不能找到答案所在的方向，往往取决于一些其它的因素。
前一段时间，复旦大学发生的“不获续约的青年教师刺死党委书记”的悲剧，网络上的意见，除了脑补两人之间的种种矛盾，就是关于同情心的较量——不是同情杀人者，就是同情被害者，总之是一个单项选择，是一种二进制的零和博弈。三下五除二地站队，选择一派，把不同观点打入另册，大加挞伐，这是普遍的做法。
可是在这之外，难道没有更多的选择吗？我们能不能不能既在学术的层面上同情杀人者，同时也在人道的层面上同情被害者？继而，秉承这种普遍的同情，找出一条化解此类矛盾的出路？
我知道，一旦谈到这个这里，就会有人说这是“天真”、“不谙世事”。这也恰恰是我觉得许多聊天毫无趣味的原因所在。许多问题，大家聊的时候不是提供更多的信息，展现更多的视角，而是简短粗暴地祭出某个逻辑，再辅以各种排比、反问，加强气势。这种讨论乍看或许很好看，细品却毫无营养。
我还记得有一次和阿里巴巴的同学聊天，他们感叹在阿里巴巴当领导不容易，不得不给员工足够的尊重，“因为员工可以随意切换项目组，如果他不喜欢你这个领导，而又能找到地方能接收，那么他可以随时调走，领导背的任务却一点不会少”。
按照典型套路，此时可以有两种质疑。第一是靠纯逻辑：怎么能如此放纵呢？如果员工都滥用这种自由，人人都这么搞，管理成本高得吓人，公司还怎么开下去？第二还能给出反例：阿里巴巴就真的那么好，那么尊重员工吗？别吹了。这些年来阿里巴巴在劳资问题上出的事情还少吗？不信我给你找个例子……
好在当天，饭桌上没有任何人抬出这类质疑，相反，大家都很有兴趣了解和探讨更多细节，也因此获得了不少关于技术管理的启发。从某个方面来说，不少有营养的聊天，无论话题，也无论国籍，之所以有趣味，有营养，恰恰建立在“天真”的基础之上。
最后，回应之前大家普遍关心的两个问题。
第一，德国人真的有你说的那么好吗？
这个问题没法简单回答。因为我在说“德国朋友”的时候，并不是对“德国人”做一个共性的概括，而只是对我认识的这些朋友的身份做一个说明。老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群体的共性是很难简单概括的，你甚至总可以找到反例。
我只能说，现实是很复杂的。如果你耐心寻找、用心对待，一定能找到聊得来的朋友。如果你对群体抱着不切实际的玫瑰色的幻想，多半要碰一鼻子灰。
第二，语言不够好，怎么聊天？
我的深切感受是，语言不是人和人交流的唯一桥梁。或者更具体说，人的交流更像章鱼，而不是对讲机。对讲机必须保证频率一致，才可以通话。章鱼却有许多触手，语言只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幽默感、知识储备、共情能力、兴趣爱好、价值观等等。所以，哪怕语言的触手不那么强壮，有其它的触手可以帮忙，聊天照样可以有很有意思。
有一次我陪小朋友在公园里玩，公园里有一组雕像，是一个瘦高个、一个矮胖子、一匹瘦马、一头驴，造型十分滑稽。如果你读过《堂吉诃德》，很容易就会认出来，瘦高个是堂吉诃德，矮胖子是他的仆人桑丘，瘦马是驽骍难得…… 就以这个为出发点，我和南美来的朋友聊了起来，虽然他的母语是西班牙语，不会英语，德语和我一样都是磕磕巴巴，但其实不影响交流。
From Life Sailor, post 与德国人聊天二三事
家长应当和儿童，尤其是低龄儿童谈论“空气动力学”吗？ 我的答案曾经是非常肯定的：不应当。不要说儿童，就是成年人也不见得理解这些抽象的概念，与儿童谈论这些名词，只会让人望而生畏。身为父母，我们应当做的是，以孩子能理解的、感兴趣的方式谈论相关的具体问题，但绝对不要提这些大词。 不过世界的奇妙就在于，父母对教育并没有绝对的权威，总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修正自己的观点。在“空气动力学”的问题上，我就吃到了教训。 那是一个下午，家里小朋友在iPad上看完他最喜欢的Blippi（这个节目我之前介绍过，对80后父母来说，Blippi可以理解为“带你见识各种新鲜玩意的董浩叔叔”），忽然抬起头来问我：“爸爸，你知道什么是aerodynamics吗？” “什么？你问我知不知道什么是aerodynamics？”我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空气动力学”这种词还是上中学时，身为军迷的我们在《航空知识》上知道的。再往后英语好一些，能看原版科普视频了，才知道“空气动力学”的原文就是aerodynamics。可是，我家这个还没上小学的家伙，竟然就能真诚地瞪大眼睛，一本正经地问我“知不知道什么是aerodynamics”。 (more…)
我本来是不应该认识孟老师的。 2001年，我在寝室夜谈里第一次听到孟老师的名字。当时有同学说“公共选修课的《法学概论》讲得真好，那个老师叫孟繁超”，开始我不怎么在意，慢慢才发现这么说的人还不少。那个年月网上的资料正丰富，出版管制也不那么严格，刚进大学不久的我正自由自在地看得过瘾，心想“大学里的法学概论讲再好，能讲些什么，还不是教科书上老一套”，所以这种课，不听也罢。 但生活就在这么奇妙。那年冬天，有天中午我吃过饭正准备午睡，忽然有人敲门问“计算机系有位叫余晟的同学在这里吗？” 大中午的谁会来找我？我正好奇这个问题，门一推开就有同学喊“孟老师，孟老师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孟老师，中年人，国字脸，身材高大，打扮很精神，披在身后的深色大衣让我一下子想起电影里的斗篷。他笑眯眯地说“你是余晟？听同学说你搞电脑很厉害，我家的电脑坏了，想请你去看看。” (more…)
中国人大概都对历史有一些特别的偏好。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历史首先是文化的象征，一个人“懂历史”，基本等于这个人“有文化”；历史也是民族自豪感的来源，哪怕考古上仍然存在争议，但是“五千年文明”的说法是普通人都耳熟能详的。 不过等我长大之后才发现，这种偏好大概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历史看起来有种道德的意味，因为我们从小就熟悉“以史为鉴”的智慧，也熟悉各种“历史的选择”：每当我们对现实感到失望、困惑的时候，我们经常去历史——而不是先贤的智慧中——中寻找解答。找到曾经发生的类似的故事，就可以预言未来的结局。 于是乎，失望也好、困惑也罢，总归会有光明的未来，历史总会给我们支撑的信念。 我曾经很相信，熟谙历史是种智慧，而且是深层次的智慧。但是看得越多、经历得越多，我就越觉得，这很难称之为“智慧”。 为什么？ (more…)
“无人出租车要来了”。以百度“萝卜快跑”为代表的无人出租车，眼看就要在国内多个城市成规模运营。 熟悉IT的人都知道，IT的独特优势就在于“大规模扩展时边际成本极低”。在软件时代，微软开发的Windows，多卖一份的成本只是多刻录一张光盘而已。在无人驾驶时代，从10辆车到10万辆车的成本，也遵循同样的规律。换句话说，一旦模式“跑通”了，就可以迅速大规模铺开。无人出租车的大规模应用，也是“指日可待”了。 只不过，新技术这一次似乎没有那么激动人心，反而引起了很多争议——无人驾驶出租车大规模推广，会不会影响广大出租车、网约车车主的收入甚至生计？如果是，这样的技术进步，真的是我们所需要、所期待的吗？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相差迥异的答案。 按照我的观察，许多人对此是相当乐观的。理由在于，“技术的每一次飞跃发展，虽然有阵痛，最终都创造了更多的新岗位”。既如此，无人出租车短期“看似”抢了许多人的饭碗，但也只是短期的“阵痛”而已。看看历史，纺织机的发明，蒸汽机的改良，汽车的诞生，无不证明了“阵痛说”的正确性。 坦白说，这种观点我是怀疑的。 (more…)
因为小朋友放暑假，近期带小朋友回国待了几个礼拜。最深的感受就是标题所说的：松弛一点，愉快一点。 我第一次突出意识到这点，是在上海下飞机乘地铁。当时我们乘的直梯就要关门，远远看见有个年轻小伙子跑过来，我连忙按住开门按钮，并招呼他”别着急，慢慢来“，等他进了轿厢才关门。本来我以为大家起码会打个招呼，露个笑脸，因为我已经习惯如此，但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是，他进来之后对我们完全视若不见，自顾自掏出手机，盯着看得入迷。 我继而发现，不管是在电梯里，站台上，还是车厢里，虽然四下里都是广播”请扶好站稳，抓好扶手，不要看手机“，但是似乎人人都盯着自己的手机。年轻人在打手机游戏，年纪大一点的在滑各种小视频，还有不少人在聊天软件里打字如飞……对着屏幕的表情都很生动，可是一旦抬起头来，似乎马上又换了个人。 后来又有一次，我乘地铁的时候，因为比较拥挤，一个小伙子倒退时踩了我一脚，他大概意识到了，很快把脚挪开，脸上闪过一丝不安，马上又恢复正常，我也没有计较。不幸的是，过了十来分钟，他又踩了我一脚，同样是先有一点不安，很快又恢复正常。 这次我忍不了了，于是我开口告诉他：“小伙子，你已经踩了我两脚了。” (more…)
前几天，国内朋友发来一条消息，原来是乌克兰F-16坠落，飞行员丧生的新闻。我本来以为他要讨论此事的真假和原委，他真正的问题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新闻里说，飞行员叫阿列克谢·“月鱼”·梅斯，对应原文是Alexei “Moonfish” Mes，为什么会有人把“月鱼”写在自己的名字里，而且还打引号。 之前看新闻，乌克兰还有一个著名的飞行员叫安德烈·“果汁”·皮尔希科夫（Andrii “Juice” Pishchykov），怎么“果汁”也是正式的名字？ 未必Moonfish和Juice之类，还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这堆问题看的我有点想笑，因为自己以前也很苦恼外国人的名字，只有在国外长期生活，才逐渐搞清楚这其中的名堂。所以，除了解答朋友的问题，我也把自己的解释写下来，搞清楚两个最不容易理解的点，就不会对外国人名有那么多问题了。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