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孙杨成为热点的时候，有些文章把孙杨和姚明做了对比，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因为它告诉我们，面对不那么友好的提问，其实不只有“不能侮辱中国”这样一种“刚烈”的回应方式，姚明就给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答案。
比如姚明刚到美国时，巴克利断定姚明不行，“如果这家伙哪一场比赛能得超过19分，我就电视直播亲驴的屁股”。对任何人来说，即便这是玩笑，也是不友善的玩笑。不过，姚明接受记者采访时把它轻松化解了：那么，我只好每次都得18分咯。
又有一次，记者问姚明：为什么中国十三亿人，连五个篮球打得好的人都找不出来呢？姚明的回答也很优秀：你看美国有三亿人，可是连一个乒乓球打得好的人也找不出来呢。在这种回答面前，记者也只能尴尬地笑笑，观众却多半开怀大笑。你看，这些观众可不是内心时刻紧绷着民族荣誉感的那根弦呢。
借此机会，我很想说说“幽默感”这回事。
长期以来，“幽默感”似乎总是不能得到大家的正确理解。在我们身边，许多人把“幽默感”理解为“搞笑”，落实到具体形式里，就是开玩笑，甚至主要是挖苦、讽刺、讥笑等等“毒舌”的做法。这样的做法或许能逗人笑，但应用范围相当有限，往往仅限于熟人之间，或者必须保证挖苦讽刺的对象不在现场，否则多半要吵架，甚至大动干戈也不奇怪。
许多年前我也很喜欢开玩笑，但仔细想想，开玩笑只是为了引人注目，其实并不能给自己争取到多少尊重，也不会让自己多快乐。后来才逐渐意识到，“幽默感”和“开玩笑”不是一回事，真正的“幽默感”应当是一种值得反复锻炼的健康的本领。到现在，我仍然这么认为，而且相当受用。
回想这一转变，有几本书给我印象很深。
最早是在大学时候看了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我至今还记得序言中的一段话（大意）：
阅读鲁迅，你切不可过于愤激。过于愤激，不但容易丧失判断的公正和理智，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它会让你丧失对人生至关重要的幽默感。
当时我完全不能理解，以鲁迅先生这种嫉恶如仇的性格，为什么还不能“过于愤激”？愤激和幽默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幽默感对人生至关重要？
这些问题，要等到后来读了陈丹青的《笑谈大先生》才明白。原来生活中的鲁迅先生完全不是我们常见的宣传里那种紧缩媒体、一本正经的姿态，而是爱说爱笑、风趣随和的人。
陈丹青在书中引述了鲁迅一个朋友的回忆，说到朋友家，一进门就像小孩子那样打着旋子走过来。我必须说，这个描述实在太生动了，瞬间就洗掉了之前各种教科书涂抹在鲁迅脸上的浓重油彩——原来，鲁迅先生是这样的人。
再后来经历多了，才理解为什么王晓明说“幽默感对人生至关重要”。以鲁迅先生的性格，以他做文章的风格，倘若终日愁眉紧锁，时刻义愤填膺，他一定无法结交那么多的朋友，也一定不会受到那么多年轻人的爱戴。更重要的是，他一定过得不开心，健康也就无从谈起。
为什么？因为健康的生活就像钟摆，不可走极端，不可偏废，需要调和。一端越是沉重和深刻，又要保持精神健康，尤其是长期的精神健康，那么另一端就越要乐观和豁达，乐观和豁达的典型表现，恰恰就是随时随地自然洋溢的幽默感。
对比姚明和孙杨的表现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姚明遭遇的非难远远多过孙杨（甚至在国内也有非常多的姚黑），但姚明往往总能以幽默来化解，而不是摆出一副苦大仇深、金刚怒目的姿态来应对。久而久之，观察姚明的表情就可以发现，他明显要更乐观，也更健康。
如果说《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和《笑谈大先生》奠定了幽默感的价值基础，指明了“道”的方向，那么Greg Dean的Step by Step to Stand-Up Comedy，就是“术”的操作手册。
以前提到“幽默感”，总觉得它应当是天生的特质，似乎“这个人历来喜欢开玩笑”；具体到“开玩笑”，相当大部分又是挖苦、讽刺、讥笑之类。但我们仔细看姚明的故事，发现他并非“生下来就喜欢开玩笑”，“那我只好每场比赛都得18分”的回应相当幽默，也没有任何挖苦讽刺的成分。所以，幽默感不应当是天生的，也不应当局限于挖苦讽刺。幽默感应当可以培养，幽默感应当有章可循。
Step by Step to Stand-Up Comedy，是美国著名的脱口秀表演者Greg Dean的作品。在Greg Dean之前，美国也有不少优秀的脱口秀演员，不过他们大多依靠灵感、直觉、天赋来创作。在三十多年前，Greg Dean写完这本书之后，就有大量“本来没有天赋”的人掌握了幽默的秘诀，转身成为优秀的脱口秀演员。甚至如今你仔细去看海峡两岸各种脱口秀演员的表演，很容易找到共同的模板，那就是Greg Dean介绍的“幽默方程式”。
我的感觉，Dean的这本书堪称幽默的解剖大全。他按照化学实验的方式给出了一整套方案，让普通人也可以从各种事情中找到笑点，把本来不好笑的事情变得好笑。
千万不要先入为主，认定“这样出来的笑话就没意思了”。现实已经一再证明，许多本领并不是“天赋”，而是可以依靠刻意训练获得的。写作就是最好的例子。之前许多人认为“当作家”要有天赋，但是美国已经摸索出一整套“创意写作”的办法，二战后许多退伍军人都学会了写作。广大中国读者熟悉和喜爱的何伟、梅英东等等作家，并非具备什么“文学天赋”，而是“创意写作”的受益者。
回头说幽默，Dean是怎么做到的呢？
Dean告诉我们，幽默一定来自于差异认知和意外结果。他把典型的幽默划分为“故事一”和“故事二”。“故事一”就是一开始暴露的信息，它必须足够详细，能让人一下子产生某种具体的联想，同时又不能过分详细，否则联想过于僵化，就没有意外的空间了。
在听众已经对“故事一”产生了具体的联想之后，讲述者再揭露“故事二”。“故事二”必须和“故事一”有足够的重合，但又有之前无法想象的差异，让听众意识到“原来之前我想的不对”。由此，幽默的效果就产生了。当然Dean也提到，幽默必须掌握好分寸，必须对其他人有足够的理解和尊重。否则差异再大，效果再明显，也不是好的幽默。
Dean的书里有两个例子，都很简单，但很说明问题。
第一个是“我老婆跟我最好的朋友跑了，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我的狗应当对我足够忠诚”。第二个是“我今天早上跑了五公里，收获很大，主要是我得到了一个教训：如果你的车没电了，要推着它发动起来，千万别往坡下推”。
仔细看这两个例子，可以清楚看到共同的模式。“故事一”都很明显，很容易给人产生具体的想象：一个是失意男孤枕难眠的惆怅，一个是健身男跑得大汗淋漓的回顾。叙述者抖出的“故事二”，与“故事一”既有重合又有差异：失意男的惆怅并非依恋妻子，而是寄希望于自己的狗，健身男尽管大汗淋漓，却乃是因为愚蠢不得已而为之。听众感到意外的时刻，也就是笑料显现的时刻。
实际上，回头来看姚明的例子也可以发现，或许姚明没有读过Dean的书，但他的幽默应对同样符合Dean介绍的模式。
在“每场比赛得十八分还是十九分”的例子里，巴克利的“故事一”是姚明打篮球很努力，但“怎么努力也得不到十九分”；姚明以“打篮球很努力”作为共同点，引出了“故事二”：我足够努力，才能控制在每场比赛只得十八分。画面是大致相同的画面，效果却截然不同。
“十三亿人找不出五个打篮球”的例子也是如此。记者抛出这个“故事一”的时候，给人的联想是“十三亿人忙忙碌碌，却找不出五个篮球打得好的人”，所以意思是“白忙了”。姚明则以“人”为共同点引出“故事二”：美国两亿人中有许多人热爱体育，却找不出一个乒乓球打得好的人。画面也是大致相同的画面，效果依旧截然不同。
我想说的是，Dean的“幽默方法论”其实可以应用到生活中的各种场景。许多人说在国外生活会不开心，因为会遇到各种文化差异。但是我的看法恰好相反，文化差异也恰好是幽默的富矿。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在一起，经常会发生理解差异。所以，只要你能敏锐意识到这种差异，就能找到幽默的肥沃土壤——当然，也需要把握分寸感，不要过界。
有天上班时，我看到一个同事在对着窗外发愣，于是就有下面的对话。
Rob，你在看窗外？这让我想到一部奥斯卡电影里的场景，还有一句台词让我印象深刻。
噢？快告诉我，是什么电影？嗯，是《沉默的羔羊》。有个场景是汉尼拔博士被关在监狱里，朱迪·福斯特演的女探员去看他。问他有什么要求，汉尼拔说：What I want is a view. I want a window where I can see trees, or even water.
怎么？我坐在这里让你想起了吃人魔吗？（笑）
没有，我一点也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不好吃，就算遇到吃人魔也没事的。（大家都狂笑）
好吧，你为什么会对《沉默的羔羊》记忆这么深刻？
嗯，因为我们上学那时候没有那么多机会学习英语，所以很多人就看电影，背台词。所以你看，我连吃人魔的台词都记得这么清楚……
还有一次，因为公司里多了台指纹打卡设备，大家围在一起议论（欧洲人很在意隐私，对这种东西多加关注也是正常），我也参与进去了，下面是当时的谈话。
嘿，这里有一台指纹打卡机，它不会偷窃我们的隐私吧？
我仔细看了看，这台打卡机只有电源，没有网线，看起来也不像能联网的样子，应该没问题。
不好说，你知道，FBI、CIA之类，它们的技术都很厉害的，搞什么鬼我们都不知道。
嗯，美国人是比较擅长搞这个。不过我觉得，即便上传数据，也应当是上传到本国啊，比如“史塔西”（民主德国的秘密警察，规模庞大，渗透广泛）。
史塔西？你也知道它吗？我还以为只有我们德国人知道呢。
当然了，这可是大名鼎鼎（famous）呢。
你看，你的英语不如我吧。这不是“大名鼎鼎”，是“恶名昭彰（infamous）”才对。
好吧，我承认你的英语比我好，但是我对“史塔西”的了解肯定比你多。以前我就开发过一套系统，专门用来记录和侦测系统里的可疑行为，我给它取的代号就是“史塔西”。
噢，那可真是一个好名字。不过，等一下，你不会现在还在开发这样的系统吧？
好吧，老实说，本来可能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当我看到这个蠢到无法联网的指纹打卡机，就放弃了。
前几周，我们在议论公司里有一堆没人要的PS3游戏光盘，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么多游戏光盘，可惜我玩不了。
没问题，你想玩的话，直接拿回去就好了呀。
不行，我没有主机。
你已经有一张光盘了，只要再买一台主机就可以玩了。
别闹，为一张游戏光盘买一台主机？要知道，这么多光盘都是同样的游戏。
那又怎么样？不要紧的。虽然这些游戏是一样的，但你可以给光盘编号，每次玩的时候告诉自己，我现在玩的是几号光盘，这样你的感觉就大不一样了……
说到这里，周围的几个人都已经笑成一片了。
这样的聊天多了，有个同事一本正经地问我：
Yu，我不认识其他中国人，不过我想知道，是不是中国人都像你这么好笑的？
我只能故作神秘地笑笑：
我们中国人从小就被教导要爱学习，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变得幽默，就一定能学会幽默。
From Life Sailor, post 幽默感，他很重要
家长应当和儿童，尤其是低龄儿童谈论“空气动力学”吗？ 我的答案曾经是非常肯定的：不应当。不要说儿童，就是成年人也不见得理解这些抽象的概念，与儿童谈论这些名词，只会让人望而生畏。身为父母，我们应当做的是，以孩子能理解的、感兴趣的方式谈论相关的具体问题，但绝对不要提这些大词。 不过世界的奇妙就在于，父母对教育并没有绝对的权威，总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修正自己的观点。在“空气动力学”的问题上，我就吃到了教训。 那是一个下午，家里小朋友在iPad上看完他最喜欢的Blippi（这个节目我之前介绍过，对80后父母来说，Blippi可以理解为“带你见识各种新鲜玩意的董浩叔叔”），忽然抬起头来问我：“爸爸，你知道什么是aerodynamics吗？” “什么？你问我知不知道什么是aerodynamics？”我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空气动力学”这种词还是上中学时，身为军迷的我们在《航空知识》上知道的。再往后英语好一些，能看原版科普视频了，才知道“空气动力学”的原文就是aerodynamics。可是，我家这个还没上小学的家伙，竟然就能真诚地瞪大眼睛，一本正经地问我“知不知道什么是aerodynamics”。 (more…)
我本来是不应该认识孟老师的。 2001年，我在寝室夜谈里第一次听到孟老师的名字。当时有同学说“公共选修课的《法学概论》讲得真好，那个老师叫孟繁超”，开始我不怎么在意，慢慢才发现这么说的人还不少。那个年月网上的资料正丰富，出版管制也不那么严格，刚进大学不久的我正自由自在地看得过瘾，心想“大学里的法学概论讲再好，能讲些什么，还不是教科书上老一套”，所以这种课，不听也罢。 但生活就在这么奇妙。那年冬天，有天中午我吃过饭正准备午睡，忽然有人敲门问“计算机系有位叫余晟的同学在这里吗？” 大中午的谁会来找我？我正好奇这个问题，门一推开就有同学喊“孟老师，孟老师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孟老师，中年人，国字脸，身材高大，打扮很精神，披在身后的深色大衣让我一下子想起电影里的斗篷。他笑眯眯地说“你是余晟？听同学说你搞电脑很厉害，我家的电脑坏了，想请你去看看。” (more…)
中国人大概都对历史有一些特别的偏好。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历史首先是文化的象征，一个人“懂历史”，基本等于这个人“有文化”；历史也是民族自豪感的来源，哪怕考古上仍然存在争议，但是“五千年文明”的说法是普通人都耳熟能详的。 不过等我长大之后才发现，这种偏好大概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历史看起来有种道德的意味，因为我们从小就熟悉“以史为鉴”的智慧，也熟悉各种“历史的选择”：每当我们对现实感到失望、困惑的时候，我们经常去历史——而不是先贤的智慧中——中寻找解答。找到曾经发生的类似的故事，就可以预言未来的结局。 于是乎，失望也好、困惑也罢，总归会有光明的未来，历史总会给我们支撑的信念。 我曾经很相信，熟谙历史是种智慧，而且是深层次的智慧。但是看得越多、经历得越多，我就越觉得，这很难称之为“智慧”。 为什么？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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