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看完了《艾森豪威尔：一个士兵的一生》（之前也推荐过）。众所周知，艾森豪威尔是二战时西线盟军的最高指挥官，士兵们亲切地叫他“艾克”，战后又通过竞选当上美国总统并连任。在这本书中，除了大量有关战争的篇幅，艾森豪威尔的成长过程中的一些片段同样让我印象深刻。
艾森豪威尔出生在贫苦之家，他的父亲戴维每天辛勤工作，只能挣得微薄的薪水养家糊口，脾气也不算太好。有一次，艾森豪威尔的母亲艾达请戴维帮忙搬一个箱子，被戴维视为奇耻大辱，认为自己不应该受女人指使。过了会儿，艾达换了副无奈的口气说：“戴维，如果你不来帮我，我想我实在没办法搬动这个箱子了”。结果，戴维欣然前来。
艾森豪威尔小的时候，有一次去舅舅家玩遇到一只大鹅。艾森豪威尔被大鹅吓得不轻，哭着去找舅舅帮忙。但是，舅舅没有来帮他出气，只是给了他一根棍子。靠着这根棍子，艾森豪威尔终于战胜了那只鹅。
这类片段还有很多，加在一起就解释了为什么“艾森豪威尔出身贫寒，却没有贫寒之家孩子的自卑，没有对权力和富贵的倾慕，反而有健康的自尊，以及对平等的尊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艾森豪威尔的妻子玛米出身富贵之家，从小家里任何事情都有佣人使唤，但艾森豪威尔直到结婚之后很久还亲自下厨做饭，这并不是什么“爱的供养”，而是艾森豪威尔认为“就应当如此”，当然玛米也学会了自己动手，一直把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
我不由得想起，之前有个朋友跟我说过当丁克的理由：世界这么复杂，我自己一把年纪了还没活明白呢，怎么敢承担为人父母的重担呢？如果有个什么也不懂的人一天到晚问我这为什么，那个为什么，科学的问题还好一点，其它问题要怎么回答，想都不敢想。可是万一回答不好，把他带歪了怎么办？
许多年过去了，这段话我一直记得。他说的有道理，但每一个真正选择当父母的人，难道真的解决这些问题了吗？他们真的能给孩子那么多解释，让孩子信服吗？扪心自问，世界这么复杂，哪个父母又敢拍胸脯说“我已经想好了”呢？如果不敢拍胸脯，面对社交媒体上条件反射式的指责“没想好你干嘛生呢”，即便自己不是当事人，也没有理直气壮的答案吧。
后来我逐渐发现，尤其是读完这本艾森豪威尔的传记之后发现，其实这个问题没有那么难。人生这条路上的许多事情，不是靠解释也不是靠思辨来解决的，而是靠的示范、模仿、潜移默化的影响。
比如对艾森豪威尔来说，为什么碰壁了不要放弃，而要另想办法?因为母亲在生活中就是这么做的。为什么要积攒实力再和对手谈判?因为舅舅没有出面直接帮他对付那只鹅，而是给了他一根棍子。在面对出身更高贵的妻子时，他的心里几乎没有自卑、没有不平衡，因为有他母亲的亲身示范，艾森豪威尔家的孩子们都能坦然面对贫穷，并且保持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
回忆我的成长历程，似乎也有不少这样的事例。
我小时候就看到母亲在家坚持学习专业知识、学些英语，成为业务骨干，之后经常去全国各种学习班做培训，让我明白有知识是可以有机会到处出差四处见识，并且受人尊敬的，所以我似乎从没想过“读书有什么用”。我小时候也经常看到我的父亲在家修理各种机械、电器，虽然不一定是反应最快的，但只要动手时小心谨慎，再加上查阅资料，以及反复思考，许多东西经过他的手都“起死回生”，所以在我的意识里，东西一定要爱惜，如果坏了不要轻易丢掉，找到原因一定能修好。
我也记得上中学的时候，有个周末晚上看到舅舅在家认真做数学题，虽然他是工人出身，而且当时工作已经不错了，但还是不满足，所以我从来也没有觉得，人在哪个年纪就应该放弃学习，即便是“看书-做题”这种最“经典”的学习方式，和任何年纪都没有任何冲突……
因此对我来说，读书有没有用，东西要不要爱惜，年纪大了是不是就学不动了……这些问题似乎从来就不可能有其他答案，不需要解释也不需要思辨。某种程度上说，这和艾森豪威尔的经历是一样的，或者说，世界各地的父母和家庭，在这一点上是相通的。
我曾经写过自己小时候学手风琴的经历，因为毫无乐趣，也找不到理由，所以痛苦不堪。等到成年之后因缘巧合，才真正感受到音乐的魅力。现在我坚持做到的是，哪怕工作再忙，每天也花至少十分钟弹琴，有条件的时候尽量和孩子一起玩。让我欣慰的是，他总是笑眯眯地跟我说：“我长大了也要跟爸爸一样，每天弹琴”，起码在这一点上，看来以后我不再需要费力去解释了。
故而，“向孩子解释人生和世界”这个问题，大概永远没有尽头，永远没有人能拍胸脯说“我准备好了”。但没有完全的解释能力，并不意味着没有资格成为父母，因为这个世界并也不是解释出来的——许多时候，它分明就是演示出来的。所以，要想成为称职的父母，不妨先从成为称职的自己开始。
P.S. 当然，单纯靠解释、演示未必足够，家长的训导也很重要。艾森豪威尔早年在家乡有位恋人叫格拉迪斯·哈丁，让他痴迷。但是，格拉迪斯大概还有其他想法，所以一直没有给艾森豪威尔明确的态度。
从西点军校毕业之后，艾森豪威尔在圣安东尼奥邂逅了出身富人家庭的玛米·杜徳小姐。玛米虽然情窦初开，但凭直觉很快掌握了与异性交往的办法，她巧妙周旋于艾森豪威尔与其他追求者之间，并且相当享受。玛米的父亲约翰·杜徳虽然并不特别中意艾森豪威尔，但训斥女儿不许胡闹：要么立即放弃这种轻浮的举动，一心一意对待“那个陆军男孩”，要么让对方放弃。
结果，玛米成了艾森豪威尔的终生伴侣——虽然两人出身迥然不同。另一方面，格拉迪斯知道艾森豪威尔和玛米订婚之后，匆匆选择嫁给一名追求者以表示“报复”，结果自己一辈子过得并不如意。
From Life Sailor, post 人生的道路，不需要那么多解释
家长应当和儿童，尤其是低龄儿童谈论“空气动力学”吗？ 我的答案曾经是非常肯定的：不应当。不要说儿童，就是成年人也不见得理解这些抽象的概念，与儿童谈论这些名词，只会让人望而生畏。身为父母，我们应当做的是，以孩子能理解的、感兴趣的方式谈论相关的具体问题，但绝对不要提这些大词。 不过世界的奇妙就在于，父母对教育并没有绝对的权威，总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修正自己的观点。在“空气动力学”的问题上，我就吃到了教训。 那是一个下午，家里小朋友在iPad上看完他最喜欢的Blippi（这个节目我之前介绍过，对80后父母来说，Blippi可以理解为“带你见识各种新鲜玩意的董浩叔叔”），忽然抬起头来问我：“爸爸，你知道什么是aerodynamics吗？” “什么？你问我知不知道什么是aerodynamics？”我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空气动力学”这种词还是上中学时，身为军迷的我们在《航空知识》上知道的。再往后英语好一些，能看原版科普视频了，才知道“空气动力学”的原文就是aerodynamics。可是，我家这个还没上小学的家伙，竟然就能真诚地瞪大眼睛，一本正经地问我“知不知道什么是aerodynamics”。 (more…)
我本来是不应该认识孟老师的。 2001年，我在寝室夜谈里第一次听到孟老师的名字。当时有同学说“公共选修课的《法学概论》讲得真好，那个老师叫孟繁超”，开始我不怎么在意，慢慢才发现这么说的人还不少。那个年月网上的资料正丰富，出版管制也不那么严格，刚进大学不久的我正自由自在地看得过瘾，心想“大学里的法学概论讲再好，能讲些什么，还不是教科书上老一套”，所以这种课，不听也罢。 但生活就在这么奇妙。那年冬天，有天中午我吃过饭正准备午睡，忽然有人敲门问“计算机系有位叫余晟的同学在这里吗？” 大中午的谁会来找我？我正好奇这个问题，门一推开就有同学喊“孟老师，孟老师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孟老师，中年人，国字脸，身材高大，打扮很精神，披在身后的深色大衣让我一下子想起电影里的斗篷。他笑眯眯地说“你是余晟？听同学说你搞电脑很厉害，我家的电脑坏了，想请你去看看。” (more…)
中国人大概都对历史有一些特别的偏好。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历史首先是文化的象征，一个人“懂历史”，基本等于这个人“有文化”；历史也是民族自豪感的来源，哪怕考古上仍然存在争议，但是“五千年文明”的说法是普通人都耳熟能详的。 不过等我长大之后才发现，这种偏好大概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历史看起来有种道德的意味，因为我们从小就熟悉“以史为鉴”的智慧，也熟悉各种“历史的选择”：每当我们对现实感到失望、困惑的时候，我们经常去历史——而不是先贤的智慧中——中寻找解答。找到曾经发生的类似的故事，就可以预言未来的结局。 于是乎，失望也好、困惑也罢，总归会有光明的未来，历史总会给我们支撑的信念。 我曾经很相信，熟谙历史是种智慧，而且是深层次的智慧。但是看得越多、经历得越多，我就越觉得，这很难称之为“智慧”。 为什么？ (more…)
“无人出租车要来了”。以百度“萝卜快跑”为代表的无人出租车，眼看就要在国内多个城市成规模运营。 熟悉IT的人都知道，IT的独特优势就在于“大规模扩展时边际成本极低”。在软件时代，微软开发的Windows，多卖一份的成本只是多刻录一张光盘而已。在无人驾驶时代，从10辆车到10万辆车的成本，也遵循同样的规律。换句话说，一旦模式“跑通”了，就可以迅速大规模铺开。无人出租车的大规模应用，也是“指日可待”了。 只不过，新技术这一次似乎没有那么激动人心，反而引起了很多争议——无人驾驶出租车大规模推广，会不会影响广大出租车、网约车车主的收入甚至生计？如果是，这样的技术进步，真的是我们所需要、所期待的吗？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相差迥异的答案。 按照我的观察，许多人对此是相当乐观的。理由在于，“技术的每一次飞跃发展，虽然有阵痛，最终都创造了更多的新岗位”。既如此，无人出租车短期“看似”抢了许多人的饭碗，但也只是短期的“阵痛”而已。看看历史，纺织机的发明，蒸汽机的改良，汽车的诞生，无不证明了“阵痛说”的正确性。 坦白说，这种观点我是怀疑的。 (more…)
因为小朋友放暑假，近期带小朋友回国待了几个礼拜。最深的感受就是标题所说的：松弛一点，愉快一点。 我第一次突出意识到这点，是在上海下飞机乘地铁。当时我们乘的直梯就要关门，远远看见有个年轻小伙子跑过来，我连忙按住开门按钮，并招呼他”别着急，慢慢来“，等他进了轿厢才关门。本来我以为大家起码会打个招呼，露个笑脸，因为我已经习惯如此，但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是，他进来之后对我们完全视若不见，自顾自掏出手机，盯着看得入迷。 我继而发现，不管是在电梯里，站台上，还是车厢里，虽然四下里都是广播”请扶好站稳，抓好扶手，不要看手机“，但是似乎人人都盯着自己的手机。年轻人在打手机游戏，年纪大一点的在滑各种小视频，还有不少人在聊天软件里打字如飞……对着屏幕的表情都很生动，可是一旦抬起头来，似乎马上又换了个人。 后来又有一次，我乘地铁的时候，因为比较拥挤，一个小伙子倒退时踩了我一脚，他大概意识到了，很快把脚挪开，脸上闪过一丝不安，马上又恢复正常，我也没有计较。不幸的是，过了十来分钟，他又踩了我一脚，同样是先有一点不安，很快又恢复正常。 这次我忍不了了，于是我开口告诉他：“小伙子，你已经踩了我两脚了。” (more…)
前几天，国内朋友发来一条消息，原来是乌克兰F-16坠落，飞行员丧生的新闻。我本来以为他要讨论此事的真假和原委，他真正的问题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新闻里说，飞行员叫阿列克谢·“月鱼”·梅斯，对应原文是Alexei “Moonfish” Mes，为什么会有人把“月鱼”写在自己的名字里，而且还打引号。 之前看新闻，乌克兰还有一个著名的飞行员叫安德烈·“果汁”·皮尔希科夫（Andrii “Juice” Pishchykov），怎么“果汁”也是正式的名字？ 未必Moonfish和Juice之类，还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这堆问题看的我有点想笑，因为自己以前也很苦恼外国人的名字，只有在国外长期生活，才逐渐搞清楚这其中的名堂。所以，除了解答朋友的问题，我也把自己的解释写下来，搞清楚两个最不容易理解的点，就不会对外国人名有那么多问题了。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