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写过一篇文章,讲到自己发现的两大趋势:第一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地采用“同步”(电话)的方式,而更多采用“异步”(邮件、短信等,当时还没有微信);第二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实名上网”,不一定用自己的真名,但是希望在网络上建立通行的“身份”。当时我也好奇: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的生活还会发生哪些变化?
后来我才逐渐认识到,这些变化都只是表象,实质其实都是互联。因为联接更加方便可靠,所以我们的生活随时会被各种因素所“打断”,产生无数碎片,所以大家不再偏爱需要独占时间的同步沟通;因为众多网站的数据互相打通,为了享受好的服务,用户才需要统一的身份,需要累积各处的信誉来支撑,所以大家才愿意“实名”。
当然,如今说起“互联”的趋势,似乎大家都懂,甚至“互联网”这个译名已经不知不觉中完全取代了“因特网”,所以也没什么新奇。之前我也这么认为,但最近读过《互联网思维的企业》(the Connected Company)才深刻意识到,迎接互联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全面的思考,准备全然不同的玩法。多说一句,有人不认同书名凑“互联网思维”热闹的做法,但既然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概念就是“互联”,稍加取巧也无可厚非。而且,这本来不是本凑数的书。
《互联网思维的企业》一开始便强调,我们处在互联的时代,联接的因素越来越多,速度也越来越快,这是无可抗拒的潮流。这种变化会给大家带来新的便利,也会产生改变的压力。许多经典问题的衡量标准,会因为容纳不了新出现的因素和联接而失效。作者举了客服工作的例子,恰好我因为工作关系,也比较熟悉客服的工作,所以不妨就从这个例子说开去。
在一般企业,客服被视为“成本支出”部门,所以着重考察的是客服的效率以及服务的质量,即“以最少的人力和时间,高质量地解决客户提出的问题”。但是,如果客户的问题被三言两语对付了而没投诉,甚至客户遇到问题根本不愿意联系客服,这是好事吗?按照传统的标准,不管是不是好事,至少节省了成本,所以是好事——即便客户回去私下抱怨,也不会有什么实质的坏处,因为影响力有限嘛。但是今天,借助社交网络,任何人的任何一点抱怨都可能迅速传播,甚至形成声讨的浪潮,严重影响企业的形象。也就是说,非互联时代客服不必考虑的因素,现在会“绕回来”对公司的生意产生实质性影响。如果死守着老办法,玩不转新因素,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与此相反,如果认真思考“互联”,甚至可以把“客服”当成有效建立口碑、赢得美誉的窗口——比如见到客户在其它地方的抱怨就主动联系,根据客户在社交网络上的发言来做到区别对待,这些都是已经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
这些道理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不简单。因为很多人仍然习惯“不互联”的工作模式,仍然被工业时代机器思维的巨大惯性所笼罩。在工业时代,机器释放了大量的生产力,同时也塑造了大家的思维,大家都习惯解决预先准确定义好的问题(如果没有定义好,那就通过多次试验来定义),分离变量和不变量,切断不必要的联系,排除不确定的因素,实施的时候严格照章操作,不容许有分毫差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语音电话客服:本来客户的问题是千奇百怪的,语音电话客服却自作聪明地规定了一套死板的框架,不管客户着急不着急,也不管客户的问题大小,都要求客户慢条斯理地按照条条框框来,否则就不给解决。所以我见过的绝大多数人都非常讨厌语音电话客服,大家普遍更喜欢直接选择“人工服务”。到了互联网时代,这种思维的弊端就更加明显。
当然,语音电话客服的机械性问题可以依靠“人工服务”来解决。但是,企业组织的机械性问题就几乎无解了。大量传统的企业都是严格按照工业时代的思维来组织的:部门之间职责明确,紧密配合,像精密仪器那样协作,取得最高的效率。与客服语音电话类似,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人“天然”就不喜欢、不配合这种方式,大家更习惯使用熟悉、亲切、随意的方式,任何环节都可能作为协作的起点,流程越精密,就越难以应付。这一点我感受非常明显——因为我很早就在推特上玩,被很多人关注,所以经常会有认识或不认识的推友给我关于我们公司产品的反馈。有些是售后的问题,有些是宣传的问题,有些是产品改进的建议,还有一些纯粹是因为用户体验很好自愿希望帮忙。对我来说,在只有一个入口的情况下,怎样把合适的信息以合适的方式反馈给合适的部门或人员,经常让我大伤脑筋。
怎么办?如果仅仅展望互联的图景,罗列我们将要面对的困境,《互联网思维的企业》注定只能是本随大流的平庸之作。但这本书的不同之处(或者说价值)在于,它不但喊出了“必须改变”,还用大量的篇幅分析企业要如何应对互联带来的变化(这也是书名the Connected Company的本意)。
针对上面的问题,作者认为,互联网时代的企业要转变组织架构,不只是从刚性变为柔性那么简单,还必须从封闭体系转向开放体系。互联网时代的企业不但要脱离明确的层级、严格的纪律,更重要的是创建平台,规定大方向和底线之后,让团队自行摸索、学习、配合,形成自然的协作,让生长出的结构逐步填充整个平台。
仍然举客服的例子。对传统软件企业来说,程序的应用场景几乎是确定的,用户的问题也非常有限,客服熟练掌握知识库就可以应付。但到了互联网时代,程序的应用场景很可能是千变万化的,甚至程序会通过开放接口与无数种其它程序交互,所以问题千奇百怪。知识库根本无法胜任,有时候甚至必须直接与客户联调才能解决。加之,客户不再喜欢被规定“必须打电话”或“必须上网搜索”,邮件、微博、微信等等都“应该”成为问题的入口,所以客服还需要对接多个平台。这时候,客服的工作到底应该由谁来完成?怎么完成?传统的企业可能习惯由领导来拍板,“这个问题就归客服”,或者“客服、技术各占一半”,结果却未必好,因为很多场合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而决策者并不熟悉细节。
互联网时代的企业,会采取另外的解决办法:把“解决客户问题、提升客户体验”作为目标,让相关的部门自行摸索、配合。或许,大家会发现需要新增“技术客服”这个角色,它到底属于技术部还是客服部,这个问题不需要上级指定,也没有标准答案,大家会商量决定。后来出现了另一类问题,大概需要市场部参与,于是又需要摸索、建立与市场部有效沟通协作的方式。再往后,客服发现很多客诉都与品质相关,所以会主动整理客诉问题列表,主动与品质部门协商。也就是说,参与者需要自己思考,自发配合解决问题……这种合作模式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自然生长”起来,最终的形式也可能不符合大领导的设想,但它明显有更强的生命力,也只有它才能应付越来越复杂的局面。
其实,这种模式早就有人提倡。比如美国总统罗斯福就说过:“最好的领导,要有足够的眼光来寻找优秀人才,帮助他实现目标,而在具体实施的时候控制自己不去干预”。如果说在以前,这种领导风格还只是“加分项”,因为喜欢“事必躬亲”的领导也能做的不错;那么在互联网时代,它已经是压力之下的现实选择,因为很多问题已经复杂到不能“躬亲”了。
有人可能会问:“这种做法,看起来美,做起来难。划个圈,扔一群人进去,他们就会自己划分地盘而且合作?这几乎不可能。”没错,这样的例子我们已经看到过太多了,所谓“放羊式管理”造成了一片混乱。又要给大家自由,又要生成秩序,该如何做?
对这个问题,《互联网思维的企业》介绍了约翰·博伊德(如果你也是熟悉“战斗机黑手党”的军迷,看到这个名字应该和我一样,既亲切又意外吧)的“三种战法”理论,提供了相当有意思的视角。博伊德定义了三种战法:阵地战、机动战、道德战。
阵地战节奏慢,靠消耗打击对手,树立优势,一战就是典型例子。机动战节奏快,依靠机动性切割对手的阵地,先形成局部优势再扩大,纳粹的“闪电战”是典型例子。道德战则依赖道德感召力来凝聚自己,打击敌人,即便部队被对手分割包围,每个团体都可以战斗到底。博伊德认为,美军在越南就陷入了“道德战”的泥潭,北越游击队通过超越性的价值追求来形成团队精神和凝聚力,最终拖垮了美军(当然我觉得中苏的支持也是重要因素)。当然,如果孤立地看这三种战法,会觉得未必有明显的高下。但是在实际中,三者通常是递进的——机动战的高手往往同样擅长阵地战,有了道德战,就更是如虎添翼。
借鉴到企业的组织中,作者认为,进入互联网时代,阵地战(纪律严明)和机动战(调整迅速)已经成为必修课,道德战是更主要的决定因素,因为互联网时代的企业组成必然是分散而不是集权的,是“松散”联系而不是严密控制的。既要分散,又要保证凝聚力、把控力、协调能力,“超然”的道德感召力是最合适的武器,它包括目标、立场、道德、原则等几个因素。共同认定的目标,能让成员在行动时都有明确的方向感;企业一贯的立场,能让大家有共同的评判标准,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领导者的道德感召力(或者说“人格魅力”),能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加盟(前段微信朋友圈正流行《人品不好的人创业不会成功》);原则给了大家机动灵活打破流程的动力,比如美国海军中就有这么一条规定:永远不要违反规定,除非遵守规定会造成安全问题。
对作者的这种观点,我是非常赞同的。以前和朋友讨论企业发展的问题,我们的重要共识也是“企业的价值观和愿景非常重要”。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来看,更是如此。我的观点是,在今天的企业里,领导者不能也不可能像操控提线木偶一样掌握每个细节,更可取的局面是:各个部门和个人,如同大小形状各异的铁屑,但会有各自独特的微观处境,但是只要有磁场在,每一点铁屑都会指向同一个磁极,所有铁屑构成的图案总是大致不变的。
看到这里,难免还有人会问:“这些东西仍然是看起来美好,做起来难的。即便我有足够的道德感召力,也不能保证大家能自发组织,自行工作,并建立起合作结构。”没错,单纯从逻辑分析,的确存在这种可能,因为你不能保证员工都具有不错的学习能力、良好的自组织意识、足够的自我驱动能力,但这应该是互联网时代企业追求的目标。没错,这样的人不多,甚至可以说很少,所以Google和Facebook这样的巨头尽管已经人才济济,却没有停止大肆搜罗这样的人。如果有人“就是”不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呢——谁还记得当年坚持“用键盘打字没有灵感,用笔写字才是正道”的那些家伙吗?
P.S.
好玩的是,这本书的正文使用的是黑体,这可以算是“互联网时代”的显著烙印吧。
翻译本书的是张玳,他曾翻译过好几本与计算机和互联网有关的书,是一位很负责的译者,文笔流畅、质量上乘,我在阅读中似乎完全没遇到任何翻译问题。张玳自己还著有《我们要自学》一书,介绍自己的自学经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看。
From Life Sailor, post 互联网思维的企业,互联的企业
家长应当和儿童,尤其是低龄儿童谈论“空气动力学”吗? 我的答案曾经是非常肯定的:不应当。不要说儿童,就是成年人也不见得理解这些抽象的概念,与儿童谈论这些名词,只会让人望而生畏。身为父母,我们应当做的是,以孩子能理解的、感兴趣的方式谈论相关的具体问题,但绝对不要提这些大词。 不过世界的奇妙就在于,父母对教育并没有绝对的权威,总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修正自己的观点。在“空气动力学”的问题上,我就吃到了教训。 那是一个下午,家里小朋友在iPad上看完他最喜欢的Blippi(这个节目我之前介绍过,对80后父母来说,Blippi可以理解为“带你见识各种新鲜玩意的董浩叔叔”),忽然抬起头来问我:“爸爸,你知道什么是aerodynamics吗?” “什么?你问我知不知道什么是aerodynamics?”我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空气动力学”这种词还是上中学时,身为军迷的我们在《航空知识》上知道的。再往后英语好一些,能看原版科普视频了,才知道“空气动力学”的原文就是aerodynamics。可是,我家这个还没上小学的家伙,竟然就能真诚地瞪大眼睛,一本正经地问我“知不知道什么是aerodynamics”。 (more…)
我本来是不应该认识孟老师的。 2001年,我在寝室夜谈里第一次听到孟老师的名字。当时有同学说“公共选修课的《法学概论》讲得真好,那个老师叫孟繁超”,开始我不怎么在意,慢慢才发现这么说的人还不少。那个年月网上的资料正丰富,出版管制也不那么严格,刚进大学不久的我正自由自在地看得过瘾,心想“大学里的法学概论讲再好,能讲些什么,还不是教科书上老一套”,所以这种课,不听也罢。 但生活就在这么奇妙。那年冬天,有天中午我吃过饭正准备午睡,忽然有人敲门问“计算机系有位叫余晟的同学在这里吗?” 大中午的谁会来找我?我正好奇这个问题,门一推开就有同学喊“孟老师,孟老师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孟老师,中年人,国字脸,身材高大,打扮很精神,披在身后的深色大衣让我一下子想起电影里的斗篷。他笑眯眯地说“你是余晟?听同学说你搞电脑很厉害,我家的电脑坏了,想请你去看看。” (more…)
中国人大概都对历史有一些特别的偏好。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历史首先是文化的象征,一个人“懂历史”,基本等于这个人“有文化”;历史也是民族自豪感的来源,哪怕考古上仍然存在争议,但是“五千年文明”的说法是普通人都耳熟能详的。 不过等我长大之后才发现,这种偏好大概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历史看起来有种道德的意味,因为我们从小就熟悉“以史为鉴”的智慧,也熟悉各种“历史的选择”:每当我们对现实感到失望、困惑的时候,我们经常去历史——而不是先贤的智慧中——中寻找解答。找到曾经发生的类似的故事,就可以预言未来的结局。 于是乎,失望也好、困惑也罢,总归会有光明的未来,历史总会给我们支撑的信念。 我曾经很相信,熟谙历史是种智慧,而且是深层次的智慧。但是看得越多、经历得越多,我就越觉得,这很难称之为“智慧”。 为什么? (more…)
“无人出租车要来了”。以百度“萝卜快跑”为代表的无人出租车,眼看就要在国内多个城市成规模运营。 熟悉IT的人都知道,IT的独特优势就在于“大规模扩展时边际成本极低”。在软件时代,微软开发的Windows,多卖一份的成本只是多刻录一张光盘而已。在无人驾驶时代,从10辆车到10万辆车的成本,也遵循同样的规律。换句话说,一旦模式“跑通”了,就可以迅速大规模铺开。无人出租车的大规模应用,也是“指日可待”了。 只不过,新技术这一次似乎没有那么激动人心,反而引起了很多争议——无人驾驶出租车大规模推广,会不会影响广大出租车、网约车车主的收入甚至生计?如果是,这样的技术进步,真的是我们所需要、所期待的吗?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相差迥异的答案。 按照我的观察,许多人对此是相当乐观的。理由在于,“技术的每一次飞跃发展,虽然有阵痛,最终都创造了更多的新岗位”。既如此,无人出租车短期“看似”抢了许多人的饭碗,但也只是短期的“阵痛”而已。看看历史,纺织机的发明,蒸汽机的改良,汽车的诞生,无不证明了“阵痛说”的正确性。 坦白说,这种观点我是怀疑的。 (more…)
因为小朋友放暑假,近期带小朋友回国待了几个礼拜。最深的感受就是标题所说的:松弛一点,愉快一点。 我第一次突出意识到这点,是在上海下飞机乘地铁。当时我们乘的直梯就要关门,远远看见有个年轻小伙子跑过来,我连忙按住开门按钮,并招呼他”别着急,慢慢来“,等他进了轿厢才关门。本来我以为大家起码会打个招呼,露个笑脸,因为我已经习惯如此,但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是,他进来之后对我们完全视若不见,自顾自掏出手机,盯着看得入迷。 我继而发现,不管是在电梯里,站台上,还是车厢里,虽然四下里都是广播”请扶好站稳,抓好扶手,不要看手机“,但是似乎人人都盯着自己的手机。年轻人在打手机游戏,年纪大一点的在滑各种小视频,还有不少人在聊天软件里打字如飞……对着屏幕的表情都很生动,可是一旦抬起头来,似乎马上又换了个人。 后来又有一次,我乘地铁的时候,因为比较拥挤,一个小伙子倒退时踩了我一脚,他大概意识到了,很快把脚挪开,脸上闪过一丝不安,马上又恢复正常,我也没有计较。不幸的是,过了十来分钟,他又踩了我一脚,同样是先有一点不安,很快又恢复正常。 这次我忍不了了,于是我开口告诉他:“小伙子,你已经踩了我两脚了。” (more…)
前几天,国内朋友发来一条消息,原来是乌克兰F-16坠落,飞行员丧生的新闻。我本来以为他要讨论此事的真假和原委,他真正的问题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新闻里说,飞行员叫阿列克谢·“月鱼”·梅斯,对应原文是Alexei “Moonfish” Mes,为什么会有人把“月鱼”写在自己的名字里,而且还打引号。 之前看新闻,乌克兰还有一个著名的飞行员叫安德烈·“果汁”·皮尔希科夫(Andrii “Juice” Pishchykov),怎么“果汁”也是正式的名字? 未必Moonfish和Juice之类,还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这堆问题看的我有点想笑,因为自己以前也很苦恼外国人的名字,只有在国外长期生活,才逐渐搞清楚这其中的名堂。所以,除了解答朋友的问题,我也把自己的解释写下来,搞清楚两个最不容易理解的点,就不会对外国人名有那么多问题了。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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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实在看不出来李彦宏,周鸿祎之流有什么道德感召力可言
你理解得太狭隘了,“道德”这里往宽泛了想即可
那你说说看,我听着
把道德理解成愿景是不是更贴切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