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性价比最高的育儿方式纯属意外。 我之前写过，有小朋友之后，我在业余时间把小时候学过的手风琴重新捡起来。既是一个业余爱好，内心也希望对他有点“熏陶”作用，虽然我未必能“熏”得很好。 有一天早上我在弹琴，虽然弹的曲子很简单是《小星星》，但我意外发现，刚刚学会站起来的他竟然在跟着曲子的节奏晃屁股。你弹得快他也晃得快，你弹得慢他也晃得慢，你弹的声音大他晃动也大，你弹的声音小他晃动也小……总之，虽然他当时还不会说话，但已经能觉察到音乐的韵律，并通过身体的动作表现出来。看到这段视频，大家都笑翻了。 有了这个发现，我忽然想到之前在《信息简史》里看到的问题：贝多芬的音乐，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是纸上的乐谱，还是电脑里的文件，还是演奏时的声波，还是人脑里的想象？我自己的答案是：不管它的“本质”是什么，对我们来说，它就是人脑里的记忆、经验、想象。 (more…)
最近看到不少毕业生找工作困难的报道，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在问找工作的事情。没错，这个时节确实很难找工作。 以我的经验来看，找工作难这回事，从来都是“只有更难，没有最难”。差不多二十年前我毕业的时候，大家就说自己是“史上最难”。那正是大学扩招后第一批毕业生，找工作的大学生多了很多，当时已经没有“包分配”了，只有“双向选择”；在这之前，2001年.net泡沫破灭，科技公司一蹶不振；而且那时候房价还没有暴涨，如果赶上个好公司，靠自己赚钱在北京上海买房并不是难事…… 但是，偏偏我们就赶上了那个倒霉的时节，称为“史上最难”并不夸张。 但是后来再看，又会觉得自己还算幸运。06年互联网的热潮又起来了，那几年当时北京上海的房价虽然贵，但家里咬牙支持也还是买得起，再加上互联网招聘逐渐流行，不用再去挤人山人海的“骡马大会”…… 可以说，“史上最难”每隔几年就出现一次，而且每次都刷新记录。 后人在翻看历史的时候，看到的往往是波澜壮阔的时代大潮，还可以感慨抒情；而身处其间的个人，感受的常常是流离飘零的无奈命运，唯一能做的就是打起精神应对——据说，人是被抛到世界上来的，命运本不能全由自己选择。 (more…)
按：201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以审校者的身份，参与到蒋楠先生翻译的《计算机简史》的过程当中来，并在这个过程中获益良多。今天这本书终于上市了，这是我的推荐序。 我始终认为，有一些课程是计算机专业本科应当认真教，却很遗憾没有做好的，比如软件工程，再比如今天我要说的计算机简史。 (more…)
我很少读新诗，因为觉得读不懂，矫揉造作的作品居多。印象深刻的少数几首新诗，大多来自中学时候语文老师在课堂上的吟诵：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我后来才知道，新诗也可以做得很好，也不只有意象，还可兼顾节奏和音韵。只是，这需要极高的文化修养。譬如余光中先生的诗句，第一次读到，就如闪电一般惊醒了我： 人到中年切莫在风里回顾 一天星斗对满地江湖 朗朗上口，结构精巧，更重要的是，藏在这短短十几个字背后的，是扑面而来的生动景象。所谓“意境”，这就是了。 (more…)
这张照片相信许多人都看过，这是2018年的创始人扎克伯格到美国国会接受质询时拍的。长期以来，Facebook这样的公司都更愿意相信和宣称自己是“平台”而不是“媒体”，因为如果说媒体，就必须遵守起码的媒体道德，有起码的审核机制，不能纵容假消息流传。听证会的结果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Facebook“必须”在打击假新闻方面做更多的努力。 如果你读过当年关于听证会的新闻，大概会记得，还有一家叫“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的公司在“Facebook如何影响民意”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大部分新闻都提到，剑桥分析通过Facebook的API（开放接口）索取了大量的用户资料却没有正当利用。Facebook觉察之后，向剑桥分析要求删除资料，得到回复之后并没有复核确实删掉了。后来Facebook承认，这确实是一大漏洞。所谓“Facebook如何影响民意”，更多是“某些势力如何以Facebook为工具影响民意”，这些用户信息，就是重要的工具之一。 那么，剑桥分析拿到这些用户资料，真的可以兴风作浪吗？如果是的话，它又是如何兴风作浪的？可惜，许多报道都语焉不详。 剑桥分析的员工Brittany Kaiser在离开公司之后，把自己在剑桥分析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Targeted。阅读这本书，大概可以知道剑桥分析的工作方式。 (more…)
我最早知道“连岳”这个名字，是十多年前的牛博网。 在牛博网的众多激扬文字的博客里，“连岳的第八大洲”并不显眼，文风也不像他人那样快意恩仇。但是多看过几次就会知道，文章的份量并非取决于文字的花哨，也不取决于激情的多少。平实而有趣的文章，初看可能并不起眼，却可能经得起咀嚼，在未来某个时刻，反而容易被记起。连岳的不少文章便是这种风格，这也符合他的博客副标题“必见辽阔之地”，不见意气风发的样貌，却有乐观开朗的坚决。 (more…)
我知道，说起国外生活，许多人最关心的不是物价和生活习惯，甚至不是房价，而是“歧视”。纵使各种教科书上充满了“捍卫民族形象”的正能量，但明眼人都知道，正常情况下是不需要去“捍卫”的。如果“捍卫”反复出现，那只能证明环境不太正常。 那么，种族歧视真的存在吗？如果存在，它的程度又有多深呢？ 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介绍一些德国的情况。 (more…)
前段孙杨成为热点的时候，有些文章把孙杨和姚明做了对比，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因为它告诉我们，面对不那么友好的提问，其实不只有“不能侮辱中国”这样一种“刚烈”的回应方式，姚明就给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答案。 比如姚明刚到美国时，巴克利断定姚明不行，“如果这家伙哪一场比赛能得超过19分，我就电视直播亲驴的屁股”。对任何人来说，即便这是玩笑，也是不友善的玩笑。不过，姚明接受记者采访时把它轻松化解了：那么，我只好每次都得18分咯。 又有一次，记者问姚明：为什么中国十三亿人，连五个篮球打得好的人都找不出来呢？姚明的回答也很优秀：你看美国有三亿人，可是连一个乒乓球打得好的人也找不出来呢。在这种回答面前，记者也只能尴尬地笑笑，观众却多半开怀大笑。你看，这些观众可不是内心时刻紧绷着民族荣誉感的那根弦呢。 借此机会，我很想说说“幽默感”这回事。 长期以来，“幽默感”似乎总是不能得到大家的正确理解。在我们身边，许多人把“幽默感”理解为“搞笑”，落实到具体形式里，就是开玩笑，甚至主要是挖苦、讽刺、讥笑等等“毒舌”的做法。这样的做法或许能逗人笑，但应用范围相当有限，往往仅限于熟人之间，或者必须保证挖苦讽刺的对象不在现场，否则多半要吵架，甚至大动干戈也不奇怪。 许多年前我也很喜欢开玩笑，但仔细想想，开玩笑只是为了引人注目，其实并不能给自己争取到多少尊重，也不会让自己多快乐。后来才逐渐意识到，“幽默感”和“开玩笑”不是一回事，真正的“幽默感”应当是一种值得反复锻炼的健康的本领。到现在，我仍然这么认为，而且相当受用。 回想这一转变，有几本书给我印象很深。 最早是在大学时候看了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我至今还记得序言中的一段话（大意）： 阅读鲁迅，你切不可过于愤激。过于愤激，不但容易丧失判断的公正和理智，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它会让你丧失对人生至关重要的幽默感。 当时我完全不能理解，以鲁迅先生这种嫉恶如仇的性格，为什么还不能“过于愤激”？愤激和幽默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幽默感对人生至关重要？ 这些问题，要等到后来读了陈丹青的《笑谈大先生》才明白。原来生活中的鲁迅先生完全不是我们常见的宣传里那种紧缩媒体、一本正经的姿态，而是爱说爱笑、风趣随和的人。 陈丹青在书中引述了鲁迅一个朋友的回忆，说到朋友家，一进门就像小孩子那样打着旋子走过来。我必须说，这个描述实在太生动了，瞬间就洗掉了之前各种教科书涂抹在鲁迅脸上的浓重油彩——原来，鲁迅先生是这样的人。 再后来经历多了，才理解为什么王晓明说“幽默感对人生至关重要”。以鲁迅先生的性格，以他做文章的风格，倘若终日愁眉紧锁，时刻义愤填膺，他一定无法结交那么多的朋友，也一定不会受到那么多年轻人的爱戴。更重要的是，他一定过得不开心，健康也就无从谈起。 为什么？因为健康的生活就像钟摆，不可走极端，不可偏废，需要调和。一端越是沉重和深刻，又要保持精神健康，尤其是长期的精神健康，那么另一端就越要乐观和豁达，乐观和豁达的典型表现，恰恰就是随时随地自然洋溢的幽默感。 对比姚明和孙杨的表现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姚明遭遇的非难远远多过孙杨（甚至在国内也有非常多的姚黑），但姚明往往总能以幽默来化解，而不是摆出一副苦大仇深、金刚怒目的姿态来应对。久而久之，观察姚明的表情就可以发现，他明显要更乐观，也更健康。 如果说《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和《笑谈大先生》奠定了幽默感的价值基础，指明了“道”的方向，那么Greg Dean的Step by Step to…
李文亮医生离开我们已经两天了，难受之余，我实在忍受不了蝇营狗苟之辈泼脏水的行为。所以，本文需要阐述两个问题：第一，李文亮医生是堂堂正正的吹哨人；第二，李文亮医生值得多一倍的崇敬。 李文亮医生是堂堂正正的吹哨人 首先，李文亮医生并没有捏造信息。 关于感染病毒肺炎，而且此肺炎与SARS高度相似的消息，并不是李文亮医生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在医学交流中获得的信息，而且他看到了化验报告。他告诉大家的消息里，地点、人数、症状都没有问题，至于是不是SARS，从后来的许多报道里可以看到，当时许多医生都得到了消息，在私下讨论，有人说是“新非典”，有人说是“类SARS”，名称并不影响大家表达的意思。值得一提的是，李文亮医生在首次提醒一小时之后又告诉大家“冠状病毒感染确认了，正在进行分型”，这是更准确、更客观的表达。 其次，李文亮医生吹哨的直接受众都受益了。 李文亮医生提醒他的同门，让大家注意防护，用词科学谨慎。而且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报道说，同一个群里的人因此惊慌失措，甚至有报道说，许多人因此提前做好了防范工作，提升了防护等级，采购了防护用具，因此没有被病毒感染。如果有更大范围的影响，李文亮医生在接受采访时也说了，那是“聊天记录被人断章取义”所导致。 以理性思考，如果一条消息，距离最近的、最直接的接收人都受益了，距离远的、转好几道手的接收人或许产生了恐慌（看报道，不少人因此改了行程，反而受益了），板子应该打在谁身上？起码不应该打在发布者身上。 退一万步说，整个事件里唯一没有受益的，恐怕就是李文亮医生本人，而且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这，正是让我觉得最遗憾，也最难过的。 再次，李文亮医生和张继先医生不能简单类比。 没错，张继先医生发现问题之后也及时上报了，确实很值得钦佩，值得表扬。但是，公共卫生的“哨子”不应该只有一个，不能说因为张继先医生是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就不能是吹哨人。“吹哨人”的名誉也不应该是一块蛋糕，如果李医生分得多了一点，张医生就只能分得少一点。 何况，张继先医生与李文亮医生的角色完全不同。张医生是重症与呼吸科的科室主任，上报之后没有得到及时答复，她还有权力要求科室同事加强戒备，储备防护服和口罩，提高防护等级。而李文亮是普通眼科医生，他没有权力要求其他人提高戒备，他能做的也只有提醒同门师兄弟注意防护。从报道看，他也上报了信息，但设身处地想想，眼科医生上报呼吸科病例能引起多少重视？照道理说，不会比鲁菜厨子报告川菜的花椒有问题更有影响。 有许多蝇营狗苟的帮闲，伪装出一副理性的脸孔，告诉大家“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我想说，请放下你们故作高明的猜测，拿出证据和逻辑来，告诉大家依据什么法规第多少条，李文亮医生的哪一点做得不对，应该如何改正？如果当时你是李文亮医生，你应该如何做，才能既不让帮闲挑出毛病，又尽可能保护身边人？ 不要告诉我“应该及时上报，不行就越级上报，但绝对不要平级议论”，因为这实在是一个最冷血、最残酷的答案。——如果明明发现了重大隐患或者危险，但只会向上反映，却绝不对身边人透露半个字，眼睁睁将他们置于危险之中，对于这种人，立地绝交，唾弃一辈子，无疑是最理性的选择。 李文亮医生值得多一倍的崇敬 在我看来，李文亮医生与其它“吹哨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一月下旬他敢于站出来实名接受采访，还原事情的来龙去脉，坚持自己的良知。 我认识有类似经历的朋友。之后再遇到记者采访，要么噤若寒蝉，要么避而远之，要么顾左右而言他，或者干脆极尽夸张之能事渲染苦情。但李文亮医生绝不是这样。照道理说，他是党员，他当然清楚“被训诫”意味着什么，更清楚“被训诫之后仍然接受采访，主张自己没有错”意味着什么。但他仍然站出来，实名接受了采访。 在采访里我们看到，他有委屈，认为“自己说的是事实”，不理解为何遭到这样的对待；他有遗憾，“如果早点公开消息，现在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受苦”；他有喜悦，“现在医患关系不如以前，所以病人高兴了我就最开心”；他还有坚持，“如果痊愈了我还要上一线，不能当逃兵”；他更有思考，“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他说了那么多，却绝没有看到一丝不理智的愤恨。 在媒体采访“吹哨”医生的报道里，李文亮医生的报道是最先刊载出来的，后来陆续又出现了其他吹哨人的故事。但在我眼里，李文亮医生的叙述尤其特别，虽然他没有谈任何宏大价值，他的朴实和正直却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李文亮医生拼尽了常人所没有的勇气，说出的却是一句再普通不过的话。这是简单的道理，也是通行的道理：疫情初发的时候，不能只有“可防可控”的声音；在有人吹哨之后，不能只有对“重拳打击”的叫好的声音；哪怕是在被官府扣上“造谣”的帽子之后，仍然可以坚持良知发出自己的声音。 同样可贵的是李文亮医生的父母在接受采访时的表达。请仔细看看他父母是怎么说的：“非常有潜力，非常有才华一个孩子，不像会撒谎会什么的人……我认为我儿子没造谣……我认为我儿子是相当不错的……这不是我做父亲的夸自己的儿子，你可以到他医院，到他同学那里去了解，得外边人说好才是真的好。”…
儿童心理学家说，小孩子三岁以后就对死亡有了意识，可以开始谈论死亡了。想到儿子两岁多时已经在外面见过死掉的鱼、死掉的知了，也没有丝毫的异常，三岁之后，我决定一试。 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我和他并排懒懒地躺在床上，沐浴着冬日温暖的阳光，畅想他长大之后要干什么：要会弹琴，弹很多很多好听的曲子；要会做菜，做很多很多好吃的菜；要会开车，开车带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起出去玩；要会认字，读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书…… 我说：太好了，如果你都能做到，你一定会过得很高兴很高兴的，一直到老。于是，我们又开始畅想他老了会是什么模样。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