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先生的《作文法讲义》，是中国第一本讲述作文法尤其是白话文作文法的专著，初版于1922年，虽然距今年代久远，读来仍有收获。印象最深的两点，记录在下面。 关于“记叙的停留点” 许多文章我们感觉不够流畅，无法一眼看下来，原因多半在于文脉不顺、文气不通，记叙停留点不统一，就是这种毛病的表现之一。 记叙的停留点，是记叙中所设定的作者的立脚点。保持统一的停留点，才能使文章首位一贯，毫没有凌杂的毛病。 他举了《水浒传》中的这段做例子： 秦明上了马，拿着狼牙棒，趁天色大明，离了清风山，取路飞奔青州来。到得十里路头，恰好巳牌前后，远远地望见猓尘乱起，并无一个人来往。秦明见了，心中自有八分疑忌；到得城外看时，原来旧有数百人家，却都被火烧做白地一片；瓦砾场上，横七竖八，烧死的男子、妇人，不记其数。秦明看了大惊。打那匹马在瓦砾场上跑到城边，大叫开门时，只见城边吊桥高拽起了，都摆列着军士、旌旗、擂木、炮石。秦明勒着马，大叫：“城上放下吊桥，度我入城。”城上早有人，看见是秦明，便擂起鼓来，呐着喊。秦明叫道：“我是秦总管，如何不放我入城？”只见慕容知府立在城上女墙边大喝道：“反贼！你如何不识羞耻！昨夜引人马来打城子，把许多好百姓杀了，又把许多房屋烧了，今日兀自又来赚哄城门。朝廷须不曾亏负了你，你这厮倒如何行此不仁！已自差人奏闻朝廷去了。早晚拿住你时，把你这厮碎尸万段。” 标注的句子就变换了停留点，破坏了首尾一贯。如果改为“忽听得城上有人擂起鼓来，呐着喊”，就更为流畅（也可以认为，这类似电影的蒙太奇手法。我认为，若如此理解，最好把此句拿出来，单独分段）。 关于议论文的论证 例证，如今已成为常用的手法，它用来证明事象中的实例。但使用例证，必须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所举例证须极多，反证须没有或极少； 所举例证须可以代表同类 如果不满足这两个条件，举例再多，也是枉然（不过，驳论文只需一个反例就足够）。 类例证，用来证明事象的类似例；即举几种事象的几个类似点，去证明其余各点的类似，但使用这种证据，须注意以下两条件： 类似各点须全是本质的属性； 本质属性须全合论断的属性。 举例来说，用甲乙二人的容貌、干支等类以为证据，证明两人命运相似，就不算是合格的论证；因为容貌、干支并不是命运的重要属性，即本质的属性。 我认为，对例证和类例证的这两点说明，是非常有价值的。网上太多的文章，只有绚丽的词藻，空洞的引用，却终究无法完成任何一点坚实的论证，原因就在这里。
语言的不同，归根结底，是世界观的不同。在《人论》中，恩斯特·卡西尔论证了这一点：同是“月亮”，希腊语的“月亮”是指月亮“度量”时间的功能，而拉丁语的“月亮”则是指月亮的清澄或者明暗状况。所以，“我们开始学习一种新语言时，不得不努力克服这种困难（消除已有语言中语词和事物的联结），把两个因素分隔开来。克服这个困难，总是标志着在语言的学习中迈出了新的一步。”。因此歌德有名言“一个人不懂外语，就不算真正明白了自己的语言”。 其实，不光学习语言会遇到这个困难，翻译也会遇到这个困难。 以前看《汉姆雷特》，名句“to be or not to be…”，总让我困惑，这个“be”的受词（宾语）该是什么呢？明明能感觉到这个句子的韵味，但翻译成“生还是死…”，太平淡了。今日得见王太庆先生的论 文《我们怎样认识西方人的“是”》（载《学人》第四辑，1993年），解开了部分迷惑，遂为此文。 西方语言中的“是(be)”，在中文里是不存在完全对等概念的。以英语为例： This is a book. 这是一本书。 There is a book. 有一本书。…
长春，2004年春夏，毕业前几个月的日子大概是这样过的：去图书馆看一天书，吃过晚饭，去民生音像店转转，权当散步。 民生是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开在居民区里，对面就是收音机里东北亚音乐台时常提到的宝丽金音像。宝丽金什么都卖，唱片，电影，还有摇滚T恤；民生只卖电影，对了，还有海报。 店里的光线总是有些昏暗，而且似乎总有种湿润的味道。老板是中年人，背起来的头发有些花白，印象里，好像他总穿浅色衬衣，有时摇把扇子，腰板很直，感觉悠闲而精神。而他的精神确实很好，生意经也很地道，侃起电影来头头是道： 今天早上去拿货，火车晚点了四十分钟，宝丽金的小姑娘等不及，就回去了。我打开箱子一看，好家伙，《镜子》，这可是好东西啊，要不是我还有点良心，给吉林市留了二十张，全省的《镜子》我都给他拿回来，宝丽金的小姑娘，哪懂这个啊…… 今天可是来了好东西。看到没？波兰导演瓦伊达的全集，就看你识不识货了…… 除此之外，民生还会派发《淘碟天书》之类的资料，其实不过是从网上整理的资料，打印出来，几张纸，订在一起，页眉上标明“民生音像店”；这玩意影响力惊人，不可小看，既可以用作导购，也可以当“文艺片”的快速指南，更能为各位同好供应谈资。 于是乎，慢慢形成了这样的局面：衣着时髦出手阔绰的年轻人，多半去宝丽金，大堆大堆地买；看来比较“有谱”又“文艺”的老中青，多是径直去民生，接触多了，才知道不少都是长影（电影制片厂）的，隔三差五，神神秘秘地赶来。对于他们，尤其是上了年纪的那些，民生一律称“老师”，恭恭敬敬，客客气气，并负责介绍、沟通各位淘碟人士。 那时候我年轻气盛，有次与长影的一位老先生就格瓦拉能否算恐怖分子争论起来，最后，还是掌柜给圆的场：和气重要，和气重要，以前的事情，哪能说得清楚啊。 毕业前的几个月，我们总去民生，其实许多时候只是为了侃上两句，冲淡生活的乏味。 有一次我和阿印去，他看了半天《镜子》，最后还是舍不得买，老板就开始跟我诉苦了：小伙子，你看看你同学，连《镜子》都不买，你说说，看电影，有这样的道理吗？ 无奈，我笑笑说，好，我买，我买。 当然，售后服务也是好的。有次买了吕克·贝松的《圣女贞德》，看过觉得不好，去找他，说“这电影不好看，给换一张吧”。没二话，就给推荐了杨德昌的《麻将》，一点也不敷衍。 去年我回去长春，专门去找这家店，却不见昔日熟悉的招牌，正感叹物是人非之际，忽然见到墙上写着一个大大的“民”字。走进去，长发年轻人正在打电话：陶老师，您好，我是民生，今天来了新片，您啥时候有空，可以过来看看……
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里面提到过这么一件事： 最近我看了章含之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属于个人感情的事情不去讨论，但里边有一段故事我看了非常生气。有一次开会，乔冠华把章含之留下来，她以为有什么事情，结果乔冠华拿出肖邦的钢琴曲唱片，请她一起听。这段文字让我很反感。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把我们的唱片都砸了，可是他们作为高级领导却在那里独自享受，这是说不过去的。 对此，有人说是真性情，有人说是没看穿，我是赞成“真性情”一说的。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与何先生有相同想法的人，到底有多少？或者说，能从这个角度想问题的人，到底有多少？ 在艳羡这种权力舞台上的“美好”和“真情”的同时，又有多少人能记得当时的大环境，能记得舞台下其他人（更多是如你我一般普通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呢？ 《窃听风暴》里，文化部长满面笑容：“我们是一个有品味的政党”。当然，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话算不得错，观众却能体会到深深的荒谬。好玩的是，换个环境，多数人就转而羡慕这种“品味”了。 古话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艳羡“独”乐乐，往往容易忽略“众”乐乐，更容易忘本，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属“独”还是属“众”——这不是杞人忧天，你看那些张口闭口“血洗”、“不惜一切代价”的人，冲天豪气“独乐乐”的背后，多半没有意识到，自己就是“代价”的一部分吧。 举个反向但同质的例子，或许能稍微提醒一下我们：你“艳羡”人家，人家就算被打倒了，没准压根儿不惜得跟你一起。 在《人生之曲》中，郑延大姐说起自己在“文革”中被打成右派，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关在一起，很是委屈：自己一家都是老革命，好歹还是延安出来的呢，无论如何，也不能和这些人关在一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