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去北京西站接人，要仔细听英语报站。我接站的时候，英语报站比中文报站及显示屏快5分钟以上，早得到消息，就能早行动。 家长如果送孩子上学，最好不要扎堆住在学校招待所或者很近的地方，一般来说开学时这些地方房间特别难订，价钱又贵；不妨在五公里范围内寻找合适的旅馆或者经济型酒店，它们一般不会离学校太近，房间很好订，价钱也便宜，每天加上来回打车费，还是比学校周围便宜一半以上。
“语法糖”与“有机方法”？别奇怪，这两个词虽然不容易理解，翻译文章中却很常见。 语法糖，直译自“syntactic sugar”，原指“语法中的糖分”。Beginning Regular Expression的译者李松峰先生有专文讨论： 含糖语法，是由Peter J. Landin创造的一个术语，指的是为一门计算机语言的语法中添加的附加物或附加成分，它不会影响语言的功能，但却能使人类使用起该语言来”更甜美”一些。含糖语法为编程人员（对计算机规范语言来说，是设计人员）提供了一种编写程序（编写规范）的替代方式，这种方式更具有实用性、更有助于形成较好的程序设计风格，或者使代码读起来更自然。但是，它不会影响形式上的可表达性，也不会让语言拥有某种新功能。 Syntactic sugar is a term coined by Peter J. Landin for additions…
按：这是三年多以前写的一篇文章，今天重贴在自家园地。 盗版是打破垄断的利器么？ 盗版，顾名思义，就是未经许可偷盗版权的产品。虽然限于国情，大家几乎都在使用盗版软件，不过谁心里都明白，这玩意儿不够光明，用起来多少有点儿名不正言不顺的味道。当然，凡事都有例外，反其道而行之，大肆鼓吹“盗版有理”的，也不乏其人，其中不少还颇有几分名望，例如以那本《起来，挑战微软霸权》扬名天下的方兴东先生，以及不少所谓“同情人民疾苦”，或者打着各种后现代旗号，反抗各种不公正和压迫的斗士。在他们看来，不管用什么手段，只要能够打击处于“霸权”地位的微软，就是“反垄断”。因此，使用盗版软件，尤其是现阶段在中国用盗版，是一件理直气壮的事情——因为盗版是“打破（不只是微软，或者还包括一切处于 “霸权”地位的软件厂商）垄断的利器”。往小了说，这是破除市场中的垄断，往大了说还联系到国家、民族大义云云。可惜，稍懂一点经济学，就知道这类言论纯粹是胡扯。 我们知道，在现实的经济环境中，任何行为、任何选择都是要付出成本，而不考虑成本的选择恐怕是极其罕见的（即使有“不考虑成本”的行为，多半也是因为“考虑成本”这种行为的成本太高所致），我们常说“三思而后行”，“物有所值”，“不买贵的，只选对的”，就是这个道理。 来看这个问题：“给”你一辆车，你会要奔驰还是要夏利呢？我想大多数人不假思索就会选择前者。但是，如果问题变成让你付钱“买”一辆车，你是否还不假思索就选奔驰车呢？恐怕大多数人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看似相同的问题，为什么有不一样的答案？关键就在于，第一个问题暗含的信息是选择奔驰和夏利具有相同的成本——都是“给”，结果无疑是收益最大的选择。而回答第二个问题时，则必须考虑价格因素——两个选项收益固然悬殊，成本也迥然不同，这时候自然要掂量掂量再做决定了。 回到软件的问题，盗版软件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它缺乏正常市场所具有的价格机制。也就是说，盗版市场完全没有定价差别，也谈不上什么“定价策略”，所有的软件——无论是精简版还是豪华版，也无论是过时的版本还是最新的版本——获得的成本几乎是一样低廉的，而且是对大多数人来说绝对可以承受的。既然不需要考虑成本的差别，这时候用户的选择自然是最新、最好、功能最全最多的软件。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不少朋友连做个最基本的图片缩放都要用最新版本的Photoshop，打几个字也要使用最新版本的Office。追求版本最新、功能最全的软件，似乎成为大多数用户的习惯了。可是这样一来，软件市场上的“夏利”、“富康”就面临被“斩尽杀绝”的命运，而它们本来可以依靠合理的价格策略占领一部分市场的——试想，如果软件的价格不是千差万别，你会为了一个并不需要，或者并不那么迫切需要的功能多花几百上千元购买更新更全的版本么——可是因为盗版软件没有价格差异，所有产品都直接面对着最强大的竞争对手。可以说，因为盗版消除了定价差异，所有的软件从开始就是在不公正的环境下较量，盗版市场奉行的是赤裸裸的“赢家通吃”的法则，只有最强最优秀最新版的产品能够“生存”下来（当然，这些软件的开发商也没有获得利益，只不过大公司承担盗版损失的能力更强一些而已）。如此一来，不但最优秀软件的开发商没有获得回报，独辟蹊径，慢慢成长之类的道路也已经被盗版生生扼杀，盗版已经成了 “垄断”的帮凶，帮助“垄断者”攻城拔寨、横扫天下，又谈何“打破垄断”、“维护竞争”呢？进一步说，在助长“垄断地位”的同时，垄断厂商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利益，利益都被盗版者攫走了。“盗版有理”论者希望造就的，难道就是这样一个弱者被剥夺成长机会，强者被剥夺现实利益的畸形市场？ 也恰恰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发现，对盗版叫苦连天的，并非是微软之类的“垄断者”，因为他们有国外市场的保障，承担盗版损失的能力比较强；相反更多的是金山等等并非处于“垄断”地位，却有一定实力的软件公司，道理很简单：本来也许WPS比Office有差距，但价格优势明摆着呢，现在可好，硬生生把WPS拉上Office的擂台，轻量级选手和重量级选手同台竞技，不输才怪呢——本来就没有这样比的么！ 上个世纪那场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大论战中，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掌门人米塞斯教授一再强调价格的重要性，他斩钉截铁地指出，脱离了价格的市场必定是畸形的市场，计划经济必然导致无穷的混乱。今天以盗版的问题观之，诚哉斯言！
“一艘轮船横渡大洋需要七天，七艘轮船横渡大洋就只需要一天吗？”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段子，是在湖南经视的某档娱乐节目（抨击的是某些专家的“唯数字论”），接下来又听到了那个著名的“吃狗屎与GDP”的例子，“所以，很多时候光靠数字是不能说明问题的”，主持人俨然一脸严肃。 一艘轮船横渡大洋需要七天，七艘轮船横渡大洋就只需要一天吗？面对这个问题，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对”。不对在哪里呢？仔细想想就会明白，“横渡大洋”的工作，没法分拆给七艘轮船来同时完成。 是了，这就是问题的核心(Nature)所在——无法拆分完成的任务，投入更多的劳动力，不见得会有成效。这道理看似简单，变换了情境，就不是如此了。 芯片制造工艺不断发展，在同样方寸内集中更多晶体管的做法已经遇到了瓶颈，人们对计算速度的渴望却永无满足，于是“多核（共享内存的多处理器）”应运而生。多核能给我们的编程带来多大好处？双核真的能比传统的单核快上一倍吗？Amdahl定律（Amdahl's Law）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 设加速比（完成同样的任务，单处理器所需的时间与n个处理器所需的时间）为S，任务中能并行完成的部分为p。如果单处理器的完成时间为1个时间单位，则理想状态下n个处理器所需时间（不考虑多处理器间的协调成本）是 (1-p)+p/n 那么加速比S的上限就是它的倒数： 1/((1-p) + p/n) 具体到“横渡大洋”的问题，其中的p等于0，所以，7艘轮船的加速比为1，当然还是需要7天。 Morgan Kaufmann的这本书（The Art of Multiprocessor Programming），就以“加速比”和类似“轮船横渡”的例子开头，来介绍多核编程的。全书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理论与实践。理论部分关注可计算性——什么样的问题是能够在异步并发环境中完成的，读过这部分，你会明白，为什么有些共享对象无法以任何并发算法来实现，以后不必再白费工夫（It is therefore…
翻译英文句子时，往往会遇到一些“结构不完整”的句子，如果用平实的语言来处理，就会觉得光彩全失，此时不妨用同样“结构不完整”的中文短句来处理。只是，这要求译者有相当的功力。 举例来说，书评里有这样的句子：Good writing and good editing. 如果照原样翻译，可以作“写得好，编得也好”，但用短句毫无疑问更凝练：“编写俱佳”。 再举两个例子： To teach is to learn. 若翻译为“教书等于学习”，意思倒是出来了，但总觉得味道差一点，因为原文是一句格言，这样翻译失却了形式美。“教就是学”，好像还是差点意思，最后翻译为“教学相长”，才感觉形神兼备。 Translations are like women--when they are…
最漂亮的中国人 词曲：侯德健 爱自由的朋友 展开我们的翅膀 有良心的朋友 敞开我们的胸膛 为民主的朋友 握紧我们的双手 丑陋的中国人 今天我们多漂亮 一切都可以改变 一切都不会太远 不愿被压抑的朋友 挣开自己的枷锁 丑陋的中国人 今天我们多漂亮 一切都可以改变 一切都不会太远 把耳朵竖起来 谁也不许再撒谎…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学翻译，好的参考书，必不可少。除了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的《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尤其推荐思果和余光中写的那几本），还有一本书不得不提，就是钱歌川先生的《翻译的技巧》。 这本书，我是在旧书市上偶然发现的，小32开本，厚厚的，封面上只有三行字：翻译的技巧，钱歌川著，开明书店。顺手翻了翻，觉得很不错：既有高屋建瓴的论述，又有细致入微的指导，而且花了很大篇幅讲解英文中的各种常见搭配该如何翻译，完全可以做案边常备的工具书，决意买下。当时，我也不知道钱歌川是谁，但序言末“歌川识于南洋”几个字流露出的气势，就说明此人定不寻常，书贩也极力推荐说“这可是钱歌川的，钱歌川啊”，立刻就买下了。日后了解钱先生，发现果非等闲。 钱歌川（1903-1990）原名慕祖，自号苦瓜散人，又号次逖，笔名歌川、味橄、秦戈船。著名散文家、翻译家、语言学家、文学家。湖南湘潭人。1990年病逝于纽约。 长沙明德中学肄业，曾任明德等中学教师。1920年赴日留学。1929年放弃教师工作，赴上海，进入中华书局任文艺编辑，并于1933年参与主编《新中华》杂志。1936年入英国伦敦大学研究英美语言文学，1939年回国后任武汉、东吴等大学教授。曾与鲁迅、茅盾、田汉、邹韬奋、郭沫若、郁达夫等文化名人交往，参与文化运动。 40年代初，任武汉大学以及沪江、学分制江、东吴联合大学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主任秘书，台湾大学文学院长，台湾成功大学、陆军官校、海军官校教授。1964年，应聘新加坡，在义安学院、新加坡大学、南洋大学执教。 70岁退休，侨居美国纽约，专事著述。中美建交后，多次率儿孙回国观光。1986年捐赠湖南大学8000元美金作奖学基金，并应聘为该校名誉教授。 回来谈《翻译的技巧》，在这本书中，钱先生精心编制了许多练习，并辅有答案，持之以恒地做下来，可收宏效——否则，我不会注意到“He lived a simple life”、“I grant it my honor to ...”这样的形式更地道，也绝不可能把“早起三朝当一日”翻译为To get up early…
文笔究竟算什么？众说纷纭。照我的看法，文笔乃是一门技艺，将作者要描述的图景、要表达的意图，传递给读者。文笔（广义地说，还包括形式）与作品的意蕴，构成了文学作品的双重审美。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二者可以互补：有些作品，文笔平凡而意蕴非凡，当然不容否认（譬如奥威尔，学界对他的笔法就有很多争议，但大家一致认为《1984》是伟大的作品）；而意蕴平凡文笔优美的文章，也不乏传世之作（可以参考冯友兰先生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 文笔有无高下之分？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否则，精心雕琢文章就是徒劳。看过这方面书籍的朋友就会知道，纵是唐宋八大家的作品，后世也不乏指摘。我以为，这些指摘，相当部分是很有道理的，这说明文笔的“高下”是能够评价的，而且反映出人类对“文笔”本身的追求和探索。 郭沫若、老舍、巴金、茅盾的作品，稍微读过一些，他们固然是处在开白话文之先气的时代，然而不容否认的是，这开先气的众人间，文笔仍有高下之分。这四位一路捧到（不容否定的）“大师”级别，则与他们同时代的许多人，或许该被捧为“超大师”？ 关于此事，网上争论不少，但争到点子上的，似乎不多——韩、陈两位何等聪明，点到为止，并无深入讨论、上纲上线，分寸把握相当到位；况且这本来也不是学术研究，没必要连篇累牍；上纲上线，只会乱了自己阵脚，滑天下之大稽，我倒是很有兴趣推荐刘晓波先生的文章，他可是80年代享誉国内的文学理论家。
按：这大概是03年左右翻译的文章，今天见到牛博网的李子暘兄转贴，仔细看过，发现若干错误，惭愧之下，勉力修正，重贴于此。 什么是奥地利经济学 Yurii 译 原文链接 奥地利学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世纪。当时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University of Salamanca）写作和教学的人里面，有些是圣托马斯·阿奎纳的追随者，他们试图解释所有的人类行为和社会组织，这可以算作奥地利学派的起源了。 这些晚期经院哲学家(Late scholastics)发现，世界上存在某些经济规律，或者说把原因和结果联系起来的不可抗力量，它们的作用和其他自然规律极为相似。此后的几代人经过努力，在这一基础上发现并解释了供给和需求的规律、通货膨胀的原因、交换汇率以及经济估价的主观性质——所以约瑟夫·熊彼得称赞他们是最早的真正的经济学家。 晚期经院哲学家是财产权、契约与贸易自由的支持者。他们赞颂商业对社会的贡献，固执地反对征税以及管制价格和商业机构的做法。作为道德神学研究者（moral theologians），他们强烈要求政府也必须服从道德规范，不得偷盗和抢劫。这些经院哲学家实践的正是后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准则：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告诫政府，什么是政府不应当做的。 第一篇关于经济学的论述是1730年理查德·坎迪伦（Richard Cantillon）发表的《论商业的性质》（Essay on the Nature of Commerce），他是个受过经院哲学传统教育的人。坎迪伦生于爱尔兰，后来移居法国。他视经济学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并通过“思维实验 ”（thought…